巴特之死是不同凡响地形式主义的。巴特被洗衣店的卡车撞倒，巴黎街头这种突如其来的一击并不罕见，但是，发生在巴特身上的这种车祸却是一个事件。巴特时年65岁，正处于声名的巅峰;他的至爱——母亲于三年前逝世了，巴特刚刚完成一本纪念母亲的书，他和母亲的动人的亲情被铭刻在书中;母亲逝世的半年前，目睹了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无论是巴特，还是母亲，都经历了最为自豪和骄傲的一刻，似乎该了结的都了结了。这一切都意味着某种终结，都意味着某种必要的完成：巴特还需要什么呢？尤其对一个衰败的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人来说，巴特走过的是一段坎坷的，然而又是不断上升的路，肺病使他没有上过正规大学，然而也使他免除了兵役，使他在一个战乱的时代装备了大量的知识。巴特的声名不是一夜之间奠定的，他不是通过一本书就走红的流星，他是那种少见的一步一步地缓慢然而也是坚定地登上峰巅的人，巴特的每一步都是前进和上升的一步。他的步伐不大，但从没停止过，他的成名史既不是一个传奇性事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不带任何暴发户特征，也不是平淡无奇的事实，它在进度上恰到好处：巴特的声名在他不断的写作中累积着。在38岁的时候，他才出版第一部书《写作的零度》，无论如何，这只能算是大器晚成，而这个年龄无疑是成熟而清醒的年龄，他既不会沾沾自喜，也不会盲目乐观，这只是意味着一个成熟而坚定的开端。此后，巴特的写作和著述一直充满生机地持续着，它们既不具有爆炸性，也丝毫没有沾染平庸气，它们逐渐地将巴特带上了法国知识界的巅峰。

巴特死于盛名的巅峰期，死于荣耀的顶点，对此，我要说的是，这是巴特的至福，尽管从生命本身而言，这可能是个灾难。巴特之死，是唯美主义的一个完满句号，它使得巴特的65年岁月令人惊讶地呈上升的直线型;他没有留下任何的缺憾，尤其是没有给生命留下遗憾的岁月。和巴特的同时代人比较一番，巴特的完美性就十分容易凸显：阿尔都塞经过了60年代的盛名之后开始沉寂了，最后的岁月，他以疯狂作为生命的归宿，他在精神错乱下，扼杀了他的妻子，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余生，这是个悲剧性的结尾;拉康在60年代《文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噪，然而，他再也没有其他的著述吸引公众了，这个自负傲慢的老头只有一次次地挑起事端来抵制冷清的生活，《文集》出版后的10多年里，拉康就生活在《文集》所带来的荣誉之中，毫无疑问，这种荣誉在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地损耗;与拉康相似，依然健在的列维斯特劳斯现在也是一个孤独的老人了，他当然不会被人遗忘，然而，无论如何，他面临的不再是众星捧月的生活，如果说，他一度处在法国思想界的巅峰的话，毫无疑问，他现在在往下走了，他在抛物线的垂降的一端;萨特，这位思想伟人，这位法兰西的巨子，和巴特几乎同时逝世，他享受了死的巨大荣耀，但是，送葬的盛大场面更多是缘于他的人格、信念、行动和斗争哲学——很久以来，准确地说，《辩证理性批判》以来，萨特不是以写作来生活和工作的。只有福柯，这位无与伦比的才子，和巴特一样，死于盛名之际，死于巅峰之际，死于著述之中而不是生活之中，福柯不是唯美主义者，他更像一朵恶之花，所以，他死于冒险者的疾病，艾滋病是异端主义的最后温床，福柯之死充分地证实了他是这个时代的异端主义的不屈的先驱。

巴特之死则是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之死。说它是唯美主义的，是因为死亡给其生命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巴特最终获得了一切，无论是事业、名誉还是生活，因而，巴特不是写作中的悲剧人物，不是尼采或本雅明式的只留下了一个身后的生命;他具有一种此时此地的完满性，完满性正是唯美主义的重要品质，也正是悲剧性的对立面。而且，不像通常的车祸那样，巴特既没有遭受身体的破损（唯美主义者决不愿意看到身体的血淋淋的肢解场面），也没有立即和世界告别，他在医院神志清楚地躺了一个月，这使他可以充分地回忆自己的一生，可以从容地面对死神，可以和朋友们、情人们进行最后的晤面，总之，他可以思考死亡、生命、成就、爱和友谊。死神完全按照巴特的气质来安排他的命运：既不是匆匆而去，也不是漫长的等待、降临。死亡也符合巴特的风格，符合他的从容的节奏，符合他的拒绝歇斯底里的气质，符合他的唯美主义理想，最终，符合一个形式主义者的作品轨迹。就此，我们要说，死亡，是巴特的最后一个作品，一个行动作品，一次精心准备的形式主义写作。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