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这本一百多年前的影集,为“新政”拾遗补阙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3-09-25 13:00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仓场验米图》影集以文字与影像的形式,再现了百年前南粮北运、漕粮验收的真实场景。这对研究大运河在历史上的作用、南粮北运中诸多环节的变化,以及漕粮验收中的诸多细节增添了颇为丰富的资料。同时,亦可作为研究清末“新政”实施的有关资料。

漕粮运输与验收固然不是“新政”诸多改革中的“重头戏”,但又正因其不在学界的“聚光灯”之下,相关史料亦不为多见,长久以来对“新政”在这一方面的具体改革细节缺乏足够的了解与关注,《仓场验米图》对此做了极有益的补充。

至关重要的漕粮验收,相关史料却并不多见

自从元朝定都北京后,京师每年所征税粮,大部均由南方经过水路运到京师。为了使粮食运输更加便利,元世祖忽必烈任用水利工程学家郭守敬,开凿了从元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水利工程,使运粮船可自通州直达积水潭。至明朝嘉靖间,由于京师南侧加筑外城,城内河道已不便漕运,故漕粮大多运至东便门外的大通桥下,然后再经东护城河水路或陆路运至朝阳门内,入储各仓廒。

入清后,清政府仍沿用明制。直至道光六年(1826年),通过雇用商船进行了第一次海运漕粮的尝试,后由于种种原因,时断时续,海运迟迟未能形成定制。同治十一年(1872年),随着轮船招商局在上海的创立,在轮船参与下的漕运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漕粮海运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首先将漕粮集中运至上海,由上海装船,经海运运至天津,然后再通过运河运抵通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新政”施行后,又改为漕粮由轮船运至塘沽,再由塘沽装火车直接运抵北京朝阳门外,从而实现了“朝发午至”,并实现了“昔日拨运之弊遂除”之目的。

清末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戊戌变法、光绪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签订《辛丑条约》对清政府打击甚大,保守派开始主动进行变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力图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改革内容多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戊戌变法近似,但比之更为深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自元朝至清末,为了保证京师所用漕粮的存储安全,入廒前必须要经过验粮官员查验,只有经过他们认可,达到储存标准的漕粮方可入廒存储。为此,清朝特设仓场衙门监管此事。仓场衙门最高长官称总督仓场侍郎,简称仓场侍郎,又因其是仓场的总管,也简称仓场总督,品秩为正二品。为便于管理,仓场侍郎由满族、汉族各一人兼任;下辖坐粮厅、大通桥监督、京仓监督、通仓监督4个机构。至光绪末年,随着“新政”的实行与河运的废止,仓场侍郎的职能也有所变动。

漕粮的验收与入廒收藏,是南粮北运的最后一环,也就是说从南方运送到北京的漕粮,只有通过验收,进入廒仓,方可谓全过程的结束。因此,监管验粮的仓场侍郎在验收过程中可称是举足轻重之官员。但是,有关仓场验粮的过程、其间仓场侍郎的监管、其他参与验粮官员的职责等资料,似乎在史料中所记并不多,很多考证漕运历史的文章谈到此处时大多一笔带过。尤其是清末实行“新政”后,漕粮的运输进行了较大的变动与改革,日进京量有了大幅增长后,漕粮的验收又是如何进行的?这似乎一直是个谜。

《仓场验米图》,南粮北运第一手原始档案资料

《仓场验米图》影集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京城仓场满籍侍郎桂春、汉籍侍郎刘恩溥二人所编,内收照片8张以及桂春所写序言、刘恩溥所写跋文和每张照片所附文字介绍。可以说,影集通过现场拍摄的照片与文字,全面、详细地记述了漕粮验收的全部过程。这无疑是清末“新政”实行后漕粮验收情景的真实再现,也是有关南粮北运极为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

影集高40.5厘米、宽49.6厘米,封面、封底均为楠木板装饰;封面上镌刻有隶书题名“仓场验米图”5字。装帧采用了中国传统技艺“推篷装”法,即由下向上逐页阅览的方式,计1册20页。

打开影集,册首上下对开两页为桂春所写近500字序言。此后上下对开各8页,均为记述验粮过程的文字与验粮现场拍摄的照片。照片高26.8厘米、宽37厘米,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湿版火棉胶摄影法拍摄并洗印。照片不仅尺幅阔大、保存完好,而且图像极为清晰。册末上下对开两页,收刘恩溥所写五百余字跋文。序言、跋文及册中文字,均用墨笔书写于洒金蜡笺纸上,再以传统的挖镶装裱法将洒金蜡笺纸与照片收于册内,并在四周附以淡青色龙纹花绫。纵览整部影集,无论是做工,还是装饰,都极为考究,颇显高贵,绝非民间之物。

依据文字记述,影集内照片所呈现的分别是“火车到京”“卸米入廒”“运米备验”“米台呈样”“分段验米”“斛收进仓”“迎风销袋”“潮湿风飏”8个漕粮验收场景。序言、跋文以及每张照片所附文字则详细记述了“新政”施行后,漕粮验收的各道工序、各级官员所负责任以及消除昔日弊端后所取得的政绩。

巨变:漕粮先到天津,再由火车运至北京

通过对《仓场验米图》内的图像及文字信息的提炼与剖析,我们可获知清代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关于漕粮运输与验收的若干情况。

南粮北运,自元朝始至清朝末,一直是历朝历代的重要国策。通过桂春的序言与刘恩溥的跋文,可知清末“江浙二省岁取漕白粮一百万石,纳於京仓”,以及“令江浙二省,岁以漕白粮一百万石输入京仓”之细目。由此可见,江浙二省不仅是物产丰盈的鱼米之乡,也是京师漕粮的主要供奉产地。

“新政”实行前后,漕粮自南方运至京师发生过怎样的变化?通过桂春所写序言、刘恩溥所写跋文亦可知晓。桂春曰:“我朝定鼎,沿明遗制,东南漕赋,遵淮渡黄,溯南北运河以达通州”,然后再“由通惠河运至大通桥,由大通桥监督以舟车输入各仓”。至同治初年,漕粮的运输“改用轮船、沙船,由沪海运至天津,由津易拨船(注:剥船,与“拨船”同,皆指“驳船”)河运至通州”。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新政”施行后,方改为“悉用轮船,行抵塘沽,改用火车运京”。

刘恩溥亦曰:“废天津拨船,令海运漕粮抵塘沽后以火车运京”,可见运输方式改变之大。《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志三》载:“是年(光绪二十六年)南漕改用火车由津运京”,早于桂春序言所云时间一年。而《清史稿·卷四三九》中的《荣庆传》述及漕运“新政”情况:“二十七年,擢大理卿,署仓场侍郎。以剥船盗米,改由火车迳运,并仓廒,增经费,杜领米弊端,裁稽查仓务御史,皆如所请行。”与桂春序言所述一致。

桂春是漕运改革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其序言可视作一手材料,又与《荣庆传》一致,也基本证实了《食货志》所载漕运改用火车由津运京的时间不确,更知此影集有为史书拾遗补阙的重要价值。

改革后运至京城的大米,“干圆洁净,竟为数十年所未见”

在桂春所写序言、刘恩溥所写跋文中均有详细记述。如“以昔年仓储积弊,由於陈陈相因,近时俸饷之糈,岁不过八十万”,而实行“新政”后,“令各省折征之外,江浙二省岁取漕白粮一百万石,纳於京仓,著为定例”。同时改“江浙运漕悉用轮船,行抵塘沽,改用火车运京”,这不仅改变了过去“百弊丛生”的局面,而且达到了“费省运速,旧弊悉除”之目的。更为可观的是漕粮的运输次数、数量竟可达到“日二次者,午初、未初到局;日三次者,巳初、午正、未正到局。每次以车二十辆,运米六千余石”到京的庞大数量。

京师验米处自明朝始就设在通州大光楼,“新政”实行后,改朝阳门外太平仓为验米处。此一改动,不仅“接京津铁轨直达其内”,而且彻底根除了原在通州扬晒漕粮过程中出现的“飞洒盈野,任人争取,率以为常”情况,变身为“验米场缭以墙垣,承以席片,非特无人阑入攘取,而颗粒皆可检收”的场景。

制定新的管理措施,改革官衙机构中存在的弊端,也是“新政”实施内容之一,在漕粮验收中亦不例外。正如跋文中所言:“沪局已渐生懈,弊端业经潜伏。遂不避嫌怨,奏请严定劝惩章程。於是本年江浙漕粮到京,干圆洁净,竟为数十年所未见”,从而达到了“比年验收漕粮,一切情形与昔时逈異”的局面。在人员管理上也同样进行了改革,“光绪二十七年奏改新章,易经纪之名为夫头”,采取“派监斛委员督饬夫头率各役斛量”漕粮等验收措施。此外,“裁并仓储,节省漕运”,“改弦更张,毋蹈故辙”等多项“新政”后新措施的实施,在影集中多处凸显出来。

千里迢迢运到京,如果大米不合格咋办

太平仓位于北京何处?验米场地有多大?这在北京的史料中似乎记载也不多。而此影集记述则颇详。在“火车到京”照片所附文字中记:“太平仓在朝阳门外石路之南,西倚城墙,东临城河。旧筑围墙,自北至南,直抵东南角城楼下,袤延四里许。”并且“改北半为仓场验米处,南半为江浙卸米处”,中间建有“日下苏杭门”为界。由此可知,验米处太平仓绝非现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太平仓胡同,尽管它的名称是因太平仓而得名。此外,太平仓南北竟然有四里多地长,而且中间还建有“日下苏杭门”将卸米与验米分开。今天,朝阳门外的太平仓早已不存,有关它的资料与影像也极为稀少。此影集无疑既可补北京史料之不足,也可补南粮北运之资料。

在“米台呈样”文字中记:验米台“高於平地尺许,以砖磨砌,四围镶巨石,广方数十丈,其平如砥”,并且在台的西侧,紧靠城墙“建厦三楹,为收阅样米之处”,在台的东北“建高楼,为仓场暨坐粮厅督率员役瞭望之处”,而绝非今日通州复建大光楼之宏伟。漕粮验收的程序及各级官员的检验,在“分段验米”文字中也有记述,这就是“江浙委员呈米样后,仓场满汉侍郎、坐粮厅满汉监督各分一段,亲往逐袋察看,并以铁探探取袋底之米。勘验相符,始准兑收;其有参差不一律者,提出驳退。”可见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无疑可充实南粮北运中漕粮验收的史料。

此外,针对漕粮在长途海运中出现的受潮情况,除去“提出驳退”外,还采取了哪些补救措施?影集中亦有说明,这就是采取了“迎风销袋”“潮湿风飏”的办法。对于仅仅袋底受潮的漕粮,“令夫役於倾袋出米之时,先倾其半,余则以手握袋底,向高抖掷,迎风飞洒,潮者自干”的办法;而对受潮严重者,则“饬夫役以箕盛米,迎风飏掷。其糠土稻皮则随风散去,其潮湿者则经风收干”。并针对潮湿程度的不同,规定“湿轻者一风,湿重者二三风,一律干洁,方准兑收”。可见,漕粮储存前所采取的防潮措施是依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加以解决的。

仅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

综上所述,《仓场验米图》影集以文字与影像的形式,再现了百年前南粮北运、漕粮验收的真实场景。这无疑对研究大运河在历史上的作用、南粮北运中诸多环节的变化,以及漕粮验收中的诸多细节增添了颇为丰富的资料。同时,亦可作为研究清末“新政”实施的有关资料。

“新政”诸多改革中,漕粮运输与验收并非“重头戏”,相关史料不为多见,长久以来对“新政”在这一方面的具体改革细节缺乏足够的了解与关注,此影集对此做了极有益的补充。尽管“新政”的实施,如同照射在已经病入膏肓、气息奄奄的大清帝国的一缕残阳,并没能挽救封建帝王最后覆灭的命运,但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

查公藏著录,《仓场验米图》影集仅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其中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或缺图或缺文字。反观此影集,不仅图文俱全,保存完好,而且文字均写于洒金蜡笺纸上,明显看出规格要高于其他馆所藏之上,可见其颇为稀见与珍贵。

文/彭震尧 李泽明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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