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正值周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多学科协作，为一名终末期酒精性肝硬化合并肝癌患者顺利实施同种异体肝移植手术，这是医院近5个月以来完成的第16例肝移植手术。

每日白酒1斤，壮年男肝脏“硬”了

56岁的杨先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喝了20多年的大酒，抽了30多年的烟，做事干净利落脆，在同事朋友眼里特别“局气”。

7年前，他45岁，正当壮年的他莫名奇妙的食不甘味、脸色发灰，人越来越瘦，还出现了腹胀、浑身无力，尿色又黄又味，皮肤也瘙痒得不行，到家附近的医院检查，一纸诊断书下来——酒精性肝硬化，他傻了眼。

图注：核磁检查，作为正常人肝脏，右为酒精性肝硬化（肝脏缩小，表面，凹凸不平，脾脏肿大）

“上学后工作，十几岁我就当上了厨子，因本性热情、做事仗义，‘礼尚往来’的抽烟喝酒就全接了，又因为能喝，单位特意给升职去了行政部门。这下好，随随便便一天一瓶二锅头，再来8瓶啤酒漱漱口……”回忆当年的“光荣”，杨先生意犹未尽地咂了咂嘴。

酒精性肝硬化，顾名思义，是与酒密切相关的。

酒，化学名称“乙醇”，是一种肝毒性剂，进入体内后代谢分解成对肝脏有害的乙醛。通常出现喝酒脸红，就说明乙醛在体内超量了。“长期持续的大量酗酒，酒精毒性会破坏肝细胞、肝小叶，造成酒精性肝病、酒精性脂肪肝，进而发展成酒精性的肝硬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专家朱继业教授介绍道。

听医生的话，杨先生忌了酒、清淡饮食，积极配合治疗，定期复查。

又出“新状况”，慕名求医到“人民”

生活一下子“安静”下来的杨先生，回想过去懊恼不已。“医生跟我说，我的肝硬化没有特效药，现在的治疗也只能尽量减慢向更坏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换肝，但比我重的病人太多了，我，只能等！”被肝硬化困扰数年的杨先生道出了无奈。

3个月前，定期随诊的杨先生发现了新问题，肝脏彩超显示肝左外叶有一个28×18mm大小的“结节”，进一步增强核磁指向“肝癌”。

抱着肝移植的唯一希望，半月前，杨先生慕名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找到肝胆外科副主任黄磊。对这个病人，黄磊印象深刻：“他很瘦，灰灰的脸，年龄不大却像个小老头，可以看出自从被肝硬化打击后，他过得并不开心。”

多学科评估，完善检查进入救命“流程”

住院后，在完善一系列检查后，证实杨先生没有出现肝外的转移。加上肝硬化、肝癌的客观指征，明确其符合肝移植手术的条件。“患者的肝脏损伤严重，虽经过了内科对症治疗，病情仍在发展，加之肝癌的出现，此时，肝移植是拯救生命的唯一办法。”肝胆外科主任高杰说。

经过MDT多学科联合讨论，在评估杨先生的心、肺、肾及血管功能等手术必备条件后，进行综合的评分测试。接下来进入到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流程，通过后再把相关文件和病人资料上传至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登记后就正式进入排队体系，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分配原则下等待匹配的肝源。黄磊副主任说：“按照分配的管理规定，病情更危重的患者，分配到捐献器官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超级幸运的是，与人民医院同属北京市北部片区具有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资质的另一家医院，按照COTRS区域优先和综合评定两大原则，杨先生荣幸的等到了匹配的肝源。

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的黄磊，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杨先生。“没想到苦等多年的肝脏，在北大人民医院仅用2周就找到了，配型成功，我有希望了！”得知这一消息，杨先生无比激动，久违的笑容终于回来了。

与生命竞速，两家医院兵分四路 “精准”对接

肝移植手术，就是需要通过取肝、修肝及吻合三个步骤，将患者旧肝切除后再植入健康肝脏的手术过程，是外科手术中风险最大、手术难度最高、手术过程最复杂的一个手术。整个过程涉及多个学科的方方面面，步骤非常复杂，需要团队娴熟且紧密的配合。

10 月30日，周日的一大早，肝胆外科、手术室医护人员兵分四路，运送器官组、麻醉保障组、病肝切取组和供肝修整组，大家各司其职、分秒必争，要确保整个流程每个环节不出错，每一步都不敢有丝毫怠慢。

首先，供肝的获取和质量评估，是肝移植手术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需要团队中的器官获取组织（OPO）对供肝功能进行充分的评估和维护，保证供肝切取手术过程中的精准与迅速，尽量缩短肝脏缺血时间，并将其安全转运到肝移植手术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与此同时，另三组成员已经各就各位。

图注：麻醉医师姜柏林（左二）霍飞（左一）时刻关注手术进程和患者状态，丝毫不得马虎。钟艳宇/摄

麻醉医师是手术安全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已在麻醉岗位上13年的姜柏林副主任医师，与麻醉主治医师霍飞一起，从杨先生推进手术间就开始前前后后忙碌起来，在麻醉、气管插管后，不仅要严密监测呼吸、循环、麻醉深度，还要紧盯三路输液通道，依据血检测指标及时调整用药、调节输液速度……还要时时观察出入量平衡情况。“肝移植手术分旧肝期、无肝期和新肝期，手术复杂且每个时期心、肺、肾脏重要脏器和内环境都在不断变化，需要通过各种监测手段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做出及时调整，作为麻醉医师，我们要时刻关注手术进程和患者状态，让患者处于一个相对舒适和安全的状态，让外科医生放心手术。”姜柏林说。

“一台肝移植手术，患者在手术室至少要经历5个多小时。在这期间，外科医生、麻醉医师都离不开手术室护士的密切配合。”麻醉科主任冯艺教授说：在医院器官移植开展之时，手术室就开始注重打造专业化肝移植手术室护理团队，此次参与其中的有巡回护士匡思其、器械护士石璇和李璐。

修肝过程同样不简单。“不是所有的外科医生都能修肝，必须要经过肝移植培训基地培训并考核通过的肝胆外科医生才能胜任，需要医生掌握极强的解剖学、生物力学和血流动力学知识。”高杰主任介绍道。接过浸泡在4℃保存液中的供者肝脏，高杰主任与助手在手术灯的照射下，开始小心翼翼的进入修肝环节，“我们需要把供者肝脏‘清理’干净，先去掉周围的结缔组织、脂肪组织，清楚的暴露门静脉、肝动脉、下腔静脉和胆管，并尽量保留足够的长度便于后期的吻合，再灌注营养液，查找‘破洞’进行缝合修补……”

黄磊副主任作为此次手术的主刀医生之一，和高杰主任一起负责切除病肝和移植供肝两个环节。接受肝移植的患者往往病情复杂常常伴有凝血、心肺等功能异常，切除病肝必须要“谨小慎微”。在助手的配合下，黄磊借用手术器械仔细的将肝脏从周围组织游离出来，找到每一根与肝脏相连的重要血管和管道，尽量暴露足够的视野，将病肝切除。“该病人因肝脏长期处于脂肪肝的状态，肝脏表面被一层厚厚的油包裹，游离‘糙脆’的肝脏过程中，最担心的就是出血。”谈及当时状况，黄磊用“心有余悸”形容：“加之肝炎的损害，肝门区的血管和周围组织严重粘连，致使我们在游离肝动脉、门静脉和胆总管时，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3个多小时过去了，终于进入到将供肝移植体内的激动时刻。“问题又来了，患者门静脉血栓给我们接下来的‘吻合’继续设障。”黄磊介绍道：肝脏内75%左右的血液是由门静脉供应的，要确保门静脉通畅，保证新肝的供血，就必须要把血栓取出来，但势必会让门静脉管壁变得更薄，缝合移植肝脏的血管时必须要特别小心。

黄磊说：“前前后后，我们共缝合了200余针。”因血管脆弱、细小，手术医生需要戴专属2倍手术放大镜，依次吻合肝上下腔静脉、肝下下腔静脉、门静脉、肝动脉和胆管，一针、二针……放开止血钳，血液顺利通过缝合口处，血管通畅，没有渗漏。“新的肝脏血流开放时，更需要有经验的麻醉团队保驾护航。”高杰补充道。

与生命竞速、与时间赛跑。最终，经过肝胆外科医生、麻醉医师和手术室护士等10名医务人员5个多小时的奋战，在吻合血管和管道“开闸”的那一刻，供体暗棕色的肝脏在患者体内变为鲜润的粉红色，胆囊也流出了金黄色胆汁……

“手术这关，挺过来了！”看着血供良好的肝脏，大家紧绷的心稍稍放松了一些。手术结束，杨先生安返重症监护室（ICU）进一步观察。

“零输血”，控制术中出血量不足200毫升

肝移植因手术极其复杂、患者肝功能衰竭、移植肝风险等原因，导致凝血功能异常，常常会引起术中大量出血和输血。

当下，血液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直接冲击临床用血，给肝移植手术的开展带来难题。“少出血、少输血，甚至不输血”成为肝移植团队术前MDT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经过反复比对杨先生的各项指标，MDT团队反复推敲、评估凝血功能，预计出血量，基于大量输注异体血影响肝脏移植后的功能恢复、容易并发感染、影响患者的预后和远期生存率的可能性，决定采用“加强围术期管理，最大限度减少失血，利用自体血回输、使用血液替代品”的原则进行。

在输血科的大力配合下，术中，麻醉科团队以保护器官功能为导向，应用氨甲环酸药物抗纤溶、输注血浆代用品——人工胶体液，并通过凝血酶源复合物和纤维蛋白原调整凝血功能，来减少输血量，顺利将杨先生的出血量降至最低，整个手术过程出血量不到200毫升。肝移植手术“零输血”，再次证明了肝移植团队的超强实力。

ICU接棒，床旁超声诊断“助力”病人恢复良好

在现代医疗技术日益发展的条件下，肝脏移植手术为广大终末期肝病患者带来福音，与此同时，关系到手术成功与否的关键——肝脏移植手术围术期管理，日益得到重视，这就要求多学科医护人员要在全过程给予全面、细致的综合管理，涉及到患者等待肝移植的过程、治疗、手术期间和术后严密随访、预防并发症等各个环节。

因为，无论哪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移植的失败。“肝移植对患者来说，是一个巨大创伤性的手术，恢复过程中需要与肝胆外科，超声科医生密切配合，一切以病人为中心。”ICU副主任医师周刚说：经过长时间的手术打击、无肝期和新肝的再灌注等，造成凝血功能障碍、肾功能部分受损，患者还是出现了少量渗血、肌酐升高等生理、病理、生化及血流动力学等方面的改变，此时，ICU积极对症处理，改善内环境，改善各器官功能，维持稳定的血流动力学稳定至关重要，因为血压心率稳定，移植肝脏有充分的血流，才有助于术后移植肝脏功能的恢复，而移植肝脏的成活直接关系到术后患者的恢复和预后。

同时，护理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ICU护士长王玥介绍道：我们的护理团队从术前就要做好病人的心理支持、知识宣教、术前指导等身心准备，到术后的详细交班、综合评估、密切监测、管道维护、精准用药、标本采集、辅助检查、病情记录、床前指导、心理疏导、用药观察……一分一秒、一丝一毫，容不得半点儿放松。

腹腔出血、血管狭窄、血栓形成、排异反应、感染、胆道合并症等都是肝移植术后最为常见的并发症。而任何一种并发症的出现，后果均十分严重。因此，及早发现、准确诊断和及时治疗至关重要。

为此，具有“火眼金睛”之称的肝脏超声造影技术（CEUS）成为首选辅助检查项目。“超声造影技术隶属我们科七个亚学科组之一，我们团队负责术前对患者的肝脏大小、形态、质地、血流、损伤等指标进行评估，并在术后隔日随诊，对新肝重要血管的吻合口、血流通畅性、血管灌注量等情况实时观察。” 超声诊断科王雪说：一旦发现脏器活动性出血，我们肝移植团队可以立即进行超声引导下床旁穿刺活检，第一时间救治患者。

超声诊断科主任朱家安指出：术后的患者不便离床，我们通过无创的床旁超声造影实时便捷、精准度高的动态显示肝脏微循环，分析移植后肝脏的灌注能力，对预测、评价移植术后并发症方面有重要价值，并在肝移植临床和科研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术后当晚，杨先生恢复自主呼吸，拔除了气管导管，随后可以自主咳嗽、翻身，吃流食了。“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变好，今天是我的重生之日，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活！” 一丝红润映上他的脸颊。

术后第三天下地离床活动……随后，杨先生各项指标趋于好转，转回普通病房。

组建“OPO”，依托多学科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添翼”

整个移植过程，得到麻醉科、手术室、重症医学科、超声科、输血科、检验科、药学部等科室紧密配合。“器官捐献不分时间，我们的工作也没了白天黑夜，大家的心愿都是不能辜负捐献者的遗愿，传递爱，让生命延续！”黄磊感言。

正是MDT团队中每一人的无私付出才换来这些危重患者的转危为安，凸显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对危重患者的整体救治实力。

一例又一例移植成功的背后，离不开以王俊院长领衔的领导班子对器官移植工作的大力支持。王俊院长和分管医疗的王建六副院长多次召开协调会，在“搭平台、融资源、组团队、调流程、强配合”的原则下，开通了器官移植捐献和获取专用账户，引进专业人才和器官捐献协调员，重新成立院级器官获取组织（OPO），为移植手术的安全有序进行提供保障。

一个医院的器官移植数量和质量，代表着这家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王俊院长指出：人民医院作为国家第一方阵，拥有19个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重点专科和一大批优秀专家，有责任、有能力挑起国家医学进步和维护人民健康的重任。开展器官移植，可以用我们的技术为更多病人带来生的希望，同时促使各学科间密切配合、相辅相成。

新的院级OPO成立后，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器官移植捐献工作，扩大了供肝来源。医院多学科齐心聚力、共促发展。近半年完成肝移植16例，近两月完成肾移植25例，其中儿童5例。

历时20年，“人民”肝移植进程再创辉煌

2007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就成为北京市最早一批具有肝、肾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肝移植团队在朱继业教授的带领下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从2000年5月18日成功实施第一例肝移植以来，共累积完成肝移植手术近千例，患者存活质量不断提高并居于全国前列，迄今最长存活者已超过20年。但随着2015年我国取消死囚器官获取，供体的缺乏、政策的调整等多种原因，人民医院肝移植工作也走入过低谷。

近半年来，医院高度重视器官移植工作，组建以朱继业、高杰、黄磊、李照等引领的肝移植专家团；今年9月，医院肝胆外科顺利申请成为北京市人体器官移植医师肝移植培训基地，为医院肝移植事业的稳步开展打好基石。

正是在全院团结一心的通力合作下，肝胆外科一改3年4例肝移植手术的冏态，从2022年始，仅用半年，已完成肝移植手术16例，其中院内器官捐献6例。

而在当下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既要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又要确保医疗工作有序开展，肝胆外科在高杰主任和核心组的带领下，合理部署工作计划，充分调动所有在岗医护人员的积极主动性，统筹安排全科的诊疗能力，在严格遵守医院的各项疫情防控政策的同时开展医疗工作，探索建立与器官捐献、移植和随访工作的常态化机制，保证急危重症患者的诊疗救治和恶性肿瘤等特殊人群的正常诊治工作。为一名肝功能衰竭患者成功实施肝移植手术，升级防护为一名弹窗的外伤脾破裂失血性休克患者急诊脾切除手术，并完成多台肝癌、胆管癌、胰腺癌的肿瘤切除手术。

对于未来的发展，高杰主任充满希望。以往肝癌患者由于很多已经是晚期肝癌，失去了做肝移植的机会。而近几年，随着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等治疗手段的出现，一些晚期肝癌患者经过靶向免疫药物的新辅助或转化治疗达到肿瘤降期，有机会接受肝移植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现在，能够接受肝移植手术的患者在逐年增加。

未来，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人知晓理解器官捐献，让更多人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让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续。作为器官移植团队中的一员，我们充满热情和干劲！

图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合影  宣传中心/摄

专家提示：肝移植手术成功不代表胜利！

据调查，成人肝移植患者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70%以上，但还是有20%的患者在接受移植的第一年去世。

高杰主任说：手术成功并不代表移植患者能够长期存活，术后需要移植医生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预防感染、调整抗排异药物的浓度以及定期的随访复查等，这中间付出的艰辛是无比巨大的，需要医生和患者共同不懈的努力。所以，肝移植术后，病人格外要注意以下几点：

定期检查很关键。手术出院后的前半年，每个月到医院进行一次检查，主要是肝肾功能、血常规、血糖、血药浓度检查，根据血药浓度和肝肾功能及时调整药物用量。以后延长到2-3个月检查一次。

继续用药抗感染。对于以前由于病毒感染导致的肝功能衰竭而进行肝移植的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继续进行抗病毒的治疗和相关检查。由于移植后应用免疫抑制剂，术后可能会发生细菌、病毒、真菌等感染，必须密切关注，需要坚持用药，降低感染的病症出现。

坚持服用免疫抑制剂。移植器官在体内会出现排斥反应，术后一定要坚持服用免疫抑制剂，以免不良病症的出现。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随意更改用药剂量或停药。

科学饮食。术后患者还要注意营养补充，多吃一些蛋白质食物，如奶类、鸡蛋等。除此，患者还要注意禁食辛辣刺激食物和高脂肪食物，做到滴酒不沾。

健康运动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可以慢跑、步行、登山、游泳、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练瑜伽、健身操等，每次运动不超过30分钟。注意要选择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运动，一般认为在下午三点到五点时进行运动效果较好。

感言：

从肝移植手术的参与者到肝移植团队的引领者，需要优质的心理素质、过硬的医疗技术、良好的医患沟通、全面的协调能力。做好每一台肝移植手术，管好每一个肝移植病人，这是我和团队所有成员的共同愿望。

——肝胆外科主任 高杰 教授、主任医师

肝移植医生承受着极高的工作负荷和职业风险。我们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高难度手术，还要对危重患者瞬息万变的病情随时处理，时刻准备迎接一个又一个对极限的挑战。但是这种努力也经常使我们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当那些从死亡边缘被救回的移植患者很多年后特意来看望我们时，内心感到莫大的荣耀。

——肝胆外科副主任 黄磊 主任医师

麻醉医生往往是一个“沉默者”，不同于手术医生，与和患者及家属的接触有限，更像是幕后角色。手术台旁，麻醉医生一心努力保证手术的平稳安静，尽力把一切不安定和风险先行“止于微末”，这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效果，却正是麻醉医生时刻观察和调控达成的。

——麻醉科 姜柏林 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有手术，就有可能输血，大手术对于输血科同样也是大工程。没有直面患者、不在手术现场，但我们心系术间患者，做好血液保障。当手术结束，患者安返病房，我们也会心潮澎湃。虽然没有掌声鲜花，但我们工作不会停，目标不会变——做生命救治的坚强后盾！

——输血科副主任 侯瑞琴 副主任医师

围手术期管理的好坏与高难度手术的成功息息相关，也是外科、麻醉、ICU等移植团队长期磨合的结果。大家近乎于“天衣无缝”的配合，让病人回到监护病房尽早清醒、尽快脱离呼吸机……即使面对病人“暴风骤雨”般的病情变化，大家都能“坦然自如”，这些都离不开“ICU人”的不懈努力和专业素养。

——重症医学科 周刚 副主任医师

从术前到术后，超声医生谨慎、细致又全面的超声评估结果，就像“定心丸”和“指南针”，为肝移植患者一路保驾护航；同时，超声医生也见证了一位位患者重获新生的转变，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超声诊断科 王雪 副主任医师

肝脏移植手术，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馈赠。四方手术间，三尺无菌台，无影灯下，咫尺之间，我们与医生为伍，与器械为伴，既然肩上背负着传递生命的使命，那就要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较量，以最娴熟的技术、最快的应变能力不负生命相托！

——手术室巡回护士 匡思其 护师

采写：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宣传中心 钟艳宇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