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再见,我的小学时代!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2-07-26 11:00

始于6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终发展成了大规模的运动。时年应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从此奔赴广阔天地。一部分进入内蒙古、东北和云南的建设兵团,相当大的部分去边远地区落户插队。由此诞生“老三届”一词。

我家还好,二哥和姐姐因为上了半工半读的中专,留城当了工人阶级的接班人,只有三哥去了内蒙古陕西交界的丰镇,一年下来满工分的他拿到了三百一十斤的口粮——三百斤土豆、十斤带皮的荞麦。

这就是绝大部分知青的命运。好歹家里只走了他一个,勉强有半饱,家里不能不考虑我小哥和我未来的命运。

虽然家里和音乐圈子没关系,但瞧我好歹学了学二胡、小提琴,也琢磨着看能不能找个出路。

现在想想,我极为业余的演奏水平还想找出路似乎太不靠谱。但那是一个宣传队,包括准专业文艺团体疯狂发展的年代。一个好点的中学就敢整场地跳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样板团,很需人才。所以家里也不免动了心。记得这一年多少也跟着大哥二哥去了四五家招人的团体,好像多是外地的,但有的明说水平不够,有的则委婉地表示政治条件不够。有了几次,家人也就放弃了努力。

在学校里,这一年宣传队的大事是终于有了一架钢琴。

“文革”的一大后果是多少财宝进了官厅,多少财宝付之一炬,多少财宝流落民间,多少财宝落入贼手。而钢琴这种资本主义的乐器更是除了根红苗壮的人家大多卖掉了事。这倒造成了一件好事,买不起钢琴的中小学终于可以以一百、二百元左右的价钱购置钢琴了。

学校也没有几个专业弹钢琴的,钢琴也不可能像风琴搬进教室,所以倒成了我的常用。当然,我也想不到找专业的老师,依然无师自通地瞎弹。

1971年,这一年一件大事是我上了讲台。

岳老师找到我,说是要我上一台唱歌课,但不是选一个班去上,而是在大礼堂上,而且全地区的音乐教师要来观摩。

我常常上讲台,不会憷场了。但岳老师显然比我还紧张,反复带着我备课,差不多掐着分钟算,要教的还是“狱警传,似狼嚎”这段《红灯记》里的著名唱段——《雄心壮志冲云天》。我那时嗓子差不多开始变声,到了上讲台的头天下午,我失声了,嗓子哑得不行。

岳老师急坏了——定好的观摩课牵扯到全地区的音乐教师,不是本校的事可以调整啊!

有人教了她一招,她立刻跑到药店去买了胖大海和麦冬,嘱咐我泡水狂喝。

那时的胖大海想必是货真价实。第二天早上起来试试,居然声音发亮了。一节课上下来,居然越唱越明亮,圆满完成任务。

其实说起来,这节课还是个“摆拍”。《雄心壮志冲云天》那年月哪个孩子不会唱呢?

1971年的秋天到了,9月,我们照例要下乡劳动。这一年我们的目的地是现在石佛营路附近的豆各庄。

劳动结束,我们早半夜出发,返回北京。

走在路上,同学们犯困,这时候就得拉歌,当然都是革命歌曲。我的一个同学黄伟却自己和另外一个同学哼起了一首我没听过的歌:“火车火车你慢些走,再让我看一看我的战友。流下多少热泪,说不尽的知心话。火车一声吼,我们就分了手,泪花儿往下流。”俩人唱得痞里痞气,弄得几个同学都有些唏嘘。

我大为震惊,从没听过这样一种歌,但也有一种莫名的伤感萦绕在心。于是没有打官腔,而是悄悄地问黄伟:“这歌哪儿来的?”

黄伟也悄悄地告诉我:“这是我哥哥姐姐他们的歌,不都去插队了吗?他们老唱,你哥不也走了吗?他没唱?”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了非主流的知青歌曲,此前最有名的当然是《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主流作品。

回想起来,这个经历是我开始对当时“地下歌曲”感兴趣的缘起。

临近毕业了,有一天,她把我叫到了大礼堂,见了两个文质彬彬的男士。岳老师介绍说他们是来自内蒙古京剧团的,一位叫龚建鸿,一位叫杨鸣庆。他们此次来北京是为团里招收小艺员的——因为样板戏的普及,京剧团也要招收部分西洋乐器演奏员。岳老师打算让我考钢琴。

老师们温文尔雅的,先是让我弹点什么,我记得瞎弹了一个《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自然是“金氏弹法”。老师们笑了笑,就开始在琴上让我听音辨音,从一个到两个,两个到三个最后好像有四五个。这对于我并不难,很利落地唱出了标准音高——不是固定音高。

两个老师互相看看,捏捏我的手感叹:“好大的手。”一位说:“我看钢琴也行,大提琴也行。”

之后就问我:“我们团在呼和浩特,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我哥哥就在内蒙古丰镇插队。他们又问:“这么小家里人放心让你去那么远吗?我们那里比北京冷好多你怕吗?”我想了想头一年家里带我考文艺团体的事,回答说:“家里放心,我也不怕。”他们最后说:“我们那儿学员期间每个月是26块钱,如果毕业了就是36块钱。”我听了如同今天的年薪百万似的。回了家告诉母亲和家人,他们觉得能第一次见面就和你说到这些包括工资待遇,应该是靠谱了,很是兴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们宣传队招去了两个男孩,都是因为嗓子不错学京剧。我意识到又没戏了。但是母亲和岳老师都不再说什么,我也朦胧意识到可能是跟我的家庭出身有关系,知趣而不再提起。

我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但却隐约感觉到了人生真的会有几分凶险。

紧跟着,我小学毕业了。

就这样,Ade(德语“再见”),我的培红母校!Ade,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文/金兆钧(乐评人)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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