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们处理过一位在地铁里行政违法的大姐。按照法律规定，我得把传唤她的案由和处所通知她的家属。然后我发现她留的家属联系方式是她已成年的女儿的。

过不多时，我们单位的值班室就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男人说自己是那位被我们查获的大姐的前夫，想去我们办案区看看大姐，给她送点儿吃喝。我让值班员转告他，大姐在我们这儿挺好的，该吃吃该喝喝。

案子办到一半儿，我需要回所拿东西（我们办案区不在所里），于是开着车回到单位。随后我发现我们单位门口蹲着个黑黑瘦瘦的男人。见我开车过来，那男人立即站了起来，并走过来问下车的我：“您就是马警官吧？我是XX的前夫。”

XX就是那位大姐，他还是过来了。当时我心里还想，这前夫哥对大姐还蛮负责的啊。

我问他有什么事么？他问我大姐那边怎么样，这件事会怎么处理，等等。

我据实以告：“有可能会拘留。”

他登时有点儿慌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在我抬脚要走时，又问我：“那个，她身体不太好，也得拘留？就不能通融通融？我保证没下次了！”

我说：“如果身体条件不适宜拘留，拘留所在给她体检后会不予收押的，到时候我们会把人拉回来。”

他仿佛有了一丝希望，笑着说：“行！那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们回来！”

我觉得他可能理解得有点儿问题：“不是说一定不收押啊……得看她的身体情况不好到什么程度。”

“嗯，我知道，”他抬手看表，“现在都晚上八点多了，你们回来就更晚了，我怕到时候没车了，她回不去家。”

我一想，还是跟他把最差的情况说清楚吧，免得让他空欢喜也白忙活一场：“您还是别在这儿等着了，不收押的标准很严格的，血压、血糖都有明确的指标，而且拘留所也会提供药品，所以除非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一般是不会不收人的。”

他眼神又暗淡了下去，还是有些不甘心地说：“那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吧……”我说：“真要是不收人，我把她送回家去，您看可以吧？别在这儿等着了。”说完我就走进单位了。

不多时，我走出单位大门，发现那男人虽然离开了我们单位门口，但又坐到地铁站外隔离机动车道的大石球上去了。那石球光滑圆润，男人坐在上面似乎并不稳当，但他还是浑身有些紧绷地尽力保持着平衡，一只手在脸上使劲蹭着什么。

他在哭。

我有点儿心酸，想过去劝两句，却又觉得现在说什么都显得那么的事务性，反而会给他添堵。于是我就偷偷地开车走了。

在送大姐去拘留所的路上，我跟她说了她前夫一直在单位门口等她的事情。大姐摇头叹气，说赶紧让他回家吧。

我说：“他还挺关心您的。”

大姐却云淡风轻地说现在他们还在一起生活呢。我诧异地问，那当初为什么要分开啊？

“他有病，尿毒症。当年查出这病，我爸我妈就让我必须离婚。后来婚是离了，我跑来北京打工，他也就跟过来了。我找不着别人，他也是，再加上还有闺女，我们就还一直在一起。”大姐平铺直叙地说着，用最少的话概括出了自己的半辈子。

“哦……”一直在事主或者嫌疑人面前非常话痨的我，此刻却不知该说什么。

同事说：“这病总得透析，挺麻烦的。”

聊到深处，大姐告诉我们，前夫虽然现在看起来面黄肌瘦的，其实年轻时也挺精神的。二十年前他们在县里的青年活动中心相了亲，当时大姐就觉得他长得特别像当时最火的郭富城。

没想到造化弄人，结婚没几年男人就查出了病。大姐父母怕她搭进去一辈子，以死相逼让她离了婚。又过几年两个老人不大管事了，她就借口打工挣钱，离开了老家。两口子就这样在异地他乡又重新过在了一起。

我边开车边听，窗外北京南城雾茫茫的夜色令车内大姐的故事有了凄美的背景色，配合着一闪而过的车流和星光，让我们陪着她一起恍如隔世。

大姐却并没有什么悲伤，她给我们的印象更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看尽炎凉的老者，开心和伤感对她来说，都被岁月砥砺成了统一的安详。她不怨天尤人，就如同她平静地接受处罚一样，对待生活有着过分的平静。坦然面对，可能是她大半辈子操劳中，洗尽铅华的最大收获。

但我却明白了那个男人当时为什么会在地铁口哭。可能他觉得，这么多年是他拖累了大姐。人一旦清醒地认识了自己和世界，可能就会面临空前的挫败感。这世上芸芸众生，大约谁都体验过相似的委屈。

苦吗？说苦也苦，说不苦，却也都是自己的选择，想必苦中也会有甜吧。

只不过从此我落下了阴影：每次经过那些地铁站外的大石球时，我眼中就会浮现出一个像孩子一样跨坐在上面，抹着眼泪的中年男人的背影。

文/马拓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