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读本科时，新闻采访课上老师曾把王军请来讲过几次课，那时他的身份还是新华社高级记者、《瞭望》新闻周刊副主编，当时他已经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这两本书的写作。作为一名城建记者，他神采奕奕地为新闻新生们讲什么是“梁陈方案”，讲北京城百年变迁，讲到动情处泪满眼眶的样子令人至今难忘，还记得他讲到为了完成关于北京城的建设的写作，他找到了所有能够采访的人，穷尽了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并有了自己的研究和见解，后来又出版了《拾年》和《历史的峡口》。记得他讲课时说过，做一名深度记者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专家型记者。

最近，王军关于元大都的新作《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出版，他也离开了记者岗位，到故宫博物院做研究馆员，继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意义的不断追问。他阅读大量古代文献和考古报告，做了一两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并做了大量调研和测绘之后，以齐政楼和元大都为切入点，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一部有分量的作品。

王军这次在书中提出了三个问题：元大都的齐政楼究竟建在哪里？中国古代营建制度的文化“基因”是什么？为什么是元大都？这还要从王军2016年到故宫的事说起。据王军自己回忆，在他去故宫工作前，老院长张忠培先生跟他谈了一下午。张忠培先生是考古学家，他嘱咐王军到故宫之后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研究宫廷制度。什么是宫廷制度？举个例子，为什么这座房子只能摆在东边，不能摆在西边？为什么只能摆在南边，不能摆在北边？“我们要说得清楚，我们需要这样的研究——张先生可是把最难的事交给我了。”为此王军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把先秦两汉的书通读一遍（后来他给自己加码，把史书中的天文志和律历志也通读了一遍），又把涉及宫廷制度的考古报告看一遍。

“先秦时代对时间和空间的测定管理知识已经具备，现在我在故宫做研究，就是要去溯源在文字产生之前这些知识和思想是怎样表达出来的，我们可以通过一对炉，发现这些原始记事的方法全在故宫伟大的建筑群里积淀下来了，这是我这么多年感受到的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发现。”王军想以北京城为中心，先完成元大都的研究，再往下理，直到明清以紫禁城为中心的研究。

这本书取名“尧风舜雨”也有深意，王军在一次研究会发现，北京的钟楼和鼓楼以前是一组建筑群里的配属建筑，但是到了忽必烈规划元大都时，把它独立出来成为城市的一个建筑,卓然屹立在大都的中心位置，把鼓楼取名齐政楼，取意《尧典》中关于舜帝得天命的故事，尧帝把帝位禅让给舜帝，舜帝百般推辞而不得，勉强就位，舜帝不知道是否得天命，他干了一件事情“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忽必烈在首都的中心为尧舜禅让建了一个纪念碑，由此显示他是尧舜的传人，这件事的意义非常重大。”王军说，“中华”是中国文化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血统的存在，这个陈寅恪先生反复论证过的学术命题，在元朝得到一个最经典的体现——元大都的建设中心思想就是“尧风舜雨”：“现在很多国外的学者说元朝不是中国，清朝也不是中国，我希望他们读读我这本书，你们别老是扪心自问，你要问问忽必烈。所以我这本书是想阐释忽必烈在首都规划中如何体现出他继承了中国道统的重大问题。”

回到为什么是元大都的问题。在王军看来，中国自文明创建以来，就不断经历民族融合的过程，改朝换代接继不断，统治族群五湖四海，文化与制度却高度稳定。中国古代文化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支撑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正是在此种文化强大的吸引力之下，忽必烈从一位游牧民族的英雄成为了中国的皇帝，入主中原的蒙古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正是中国古代文明持续不间断发展的内在逻辑。

图书简介

尧风舜雨，代表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太平盛世的向往，而古代中国的营建与规划，其思想正在于达致这一理想。《尧风舜雨》这本书以中国古代典籍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天文考古学为研究方法，从元大都齐政楼溯源中国文明创制时期，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渊源与承续。

全书分两篇，甲篇为《齐政楼名称方位考》，对齐政楼的名称、方位、中轴线制度加以考证，揭示了其取义《尚书·尧典》的意义，也折射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继道统而新治统”的包容性与稳定性，其思想支撑了中国多元文化与民族的融合；乙篇为《元大都规划的阴阳法式》，结合古代天文律历数术之学，说明元大都作为古代中国营建制度的代表，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呈现了其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典型意义。忽必烈的元大都，以一座城市的建造，证明了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渊源以及重大意义，以不朽的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文/陈梦溪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