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史 | 神童岂可“人造”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1-11-24 13:00

◎刘永加

所谓神童,就是指那些智力超常的儿童,是可遇不可求的人才。然而在宋代却涌现出了一大批神童,比较知名的有:王禹偁6岁、孔文仲7岁、蒋堂6岁、黄庭坚7岁会作诗。王曾从小“善为文辞”;苏轼10岁“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叶梦得“嗜学早成”;张孝祥自幼“读书过目不忘,下笔顷刻数千言”;陈傅良儿时为文章,自成一家,等等。特别是江西金溪农家子弟方仲永5岁“未尝识书具”,但能“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更有甚者,神童杨亿“数岁不能言”,却突然吟咏出《登楼》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为此,宋代在贡举中专门设立了神童举,又叫童子举,经考试得官或赐出身,称为神童。其中宋真宗时的宋纷、晏殊、姜盖、李淑、蔡伯希等,先后中童子科,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而福建蔡伯希年龄最小,仅有3岁,宋真宗还为其赋诗一首:“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

宋代实行童子举后,先后有三百多个神童被推荐参加了童子试,但是中试的很少,不完全统计才三十多人。宋孝宗时,礼部在奏疏中说:“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纷、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然而毕竟像杨亿、晏殊、李淑那样最终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还是极少数啊。

正是宋代这种童子举制度,催生了人们造神童的热潮。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元丰时,置在京小学有“就傅”“初盆”两斋。宋徽宗时办学之风尤甚,政和四年(1114年),小学生近千人,尚有继至者分十斋处之。收八岁至十二岁儿童,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上舍。州县小学参考在京城小学规约办学,其学生皆备餐钱就食在校学习。

因为京城开封的办学条件好,有的家长为了使子弟能够进入好学校学习,不惜拉关系寻门径,甚至采取冒散县户等手段进入在京小学。也有些富裕人家,不惜以重金聘请家庭教师“次教之五经”,以达到取得神童功名的目的。

但如此人工造神,神童质量必定严重下降。对此,宋高宗很清醒:“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盖由昨尝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试者云集,此虽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恶,不可不审也……朕即位以来,童子以诵书推恩多矣,未闻有登科显名者。”所以,对于这些神童,宋高宗一方面限制参加童子试的人数,另一方面对于推荐上来参加考试的神童,采取奖赏后均予以放归原籍。对于童子试的改革,宋高宗从改革考试制度、考试内容着手。要求应试童子除记诵经文,须赋诗、会诵读、理解御制诗文,以考查考生的理解力和遣词造句的作文能力。

神童被筛选出来了,但是离国家有用之才还差得远。久而久之,这些神童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销声匿迹了。宋朱兴仲在《续归田录》中记载了神童蔡伯希就是一例:“伯希字景蕃,与晏元献(晏殊)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于东宫。元献自幼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阑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祚,元献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蔡伯希与晏殊一起中神童,方始三岁,也曾一度被真宗称作“七闽才俊”“三岁奇童”,竟不被大用,甚至沦为太子跟班和垫脚石,相反晏殊却官至宰相。

王安石也曾记述一个神童方仲永的遭遇。方仲永五岁时就会写诗作文,邻居乡亲看了他的诗文“甚为奇之”,并纷纷送钱资助,于是方仲永成了当时的“网红”神童。可是他的父亲不是好好培养孩子,而是拿儿子的天才来谋利,整天带着孩子访亲问友,以获取钱财,不再让他学习。于是渐渐“不称前时之闻”,而终成“泯然众人”,最终沦落乡野,无人问津。

对此,王安石感慨道:“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神童再聪明,如果得不到应有的继续培养和教育,也难成大材。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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