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圈中的爱情颇具戏剧性，引人注目，如巴金和萧珊、曹禺和郑秀、吴晗和袁震、张爱玲和胡兰成、梁思成和林徽因、萧红和肖军、徐志摩和陆小曼、沈从文和张兆和等等，国外的故事也有不少，不知凡几。今日七夕，在此缕列几段传奇的爱情故事。
钱钟书和杨绛
1932年早春，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两人初次偶遇，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被她“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清新脱俗吸引。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萨特和波伏娃
萨特一直把波伏娃视为智力水准上最理想的对话者。萨特的成名作存在主义小说《恶心》和哲学巨着《存在与虚无》都是献给波伏娃的。波伏娃和萨特还是一对没有婚姻的终身伴侣，他们是契约式婚姻的实践者。
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生于1908年。“波伏娃”是家族的姓氏，“德”是贵族的标志，所以其实“西蒙娜”才是她的名字。
波伏娃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在学习中可以不断超越自我。她着迷的是探索真理的过程，而不是任何人任何高师给她的现成结论。
19岁，就读于索邦大学的波伏娃成绩优异，但内心孤独，渴望来自另一个性别的情感与思想的共鸣。对此她比较悲观，认为自己激烈的天性与众不同，“我确信，那个既像我的兄弟又和我平等的人并不存在”。
可以看出，波伏娃对于爱情的渴望，从来就不是一份止于性欲情欲的世俗爱情，而是与探索真理的精神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时候，她还没有预感，一份惊世骇俗的伴随她终生的爱情正在向她靠近。
1929年6月，大中学校教师资格会考，波伏娃和萨特、马厄、尼赞一起备考。准备口试的时候，萨特邀请几个人去他的住处一起准备，最终两人都被录取。
自此，萨特与波伏娃在精神上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让-保罗·萨特为人豪爽，穿着马虎，家境好，一生从未缺钱，而且一直得到母亲的支持。萨特身材矮，貌不扬，但有一种坚定的自信和能够深刻影响他人的魅力，且有一副极为优美的歌喉。
波伏娃与萨特本质上都是不赞同传统婚姻制度的。萨特不赞同一夫一妻制，但也并不鼓吹一夫多妻，他认为男人应有多个女人，女人也应该有多个男人。波伏娃同样抵制婚姻这一传统，认为婚姻必然伴随着谎言与欺骗，她更愿意与萨特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关系 并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样独立地过完一生。
1929年的夏天，通过大中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的波伏娃和萨特结伴出行之后，开始每天通信。
某日夜幕降临的时刻，二人在巴黎卡鲁塞尔公园的长椅上，做出了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坦诚又最有伤风化的誓言：他们之间不需要忠诚，但他们将永远不欺骗对方，不隐瞒对方任何事情，他们要分享人生中的一切，事业、生活，以及情感经历。
这对情侣，一生中既没有结婚，也没有正式同居过。
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境界？我想，根源在于，他们并不执着于爱情本身，而是以“求真”为终极的目标。其实他们的爱情始终有“第三者”的存在——那就是“求真”的共同目标。
他们分享各自的情感经历，借此认识人性与人生，再融汇到创作中。
二战之后，波伏娃和萨特作为存在主义作家，受邀到世界各地巡回演讲。这对情侣已被全世界当做惊世骇俗的楷模。人们对他们充满好奇，羡慕，但敌视与毁谤也同样不少，尤其是对波伏娃，《第二性》给她带来了高度的荣誉，但曾有一段时期，多个媒体都在用各种表达形式讽刺侮辱咒骂她，出门也会撞到无数女性的敌视目光与辱骂声音。
我们这位女性主义思想的祖母，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用自己不妥协的、不恐惧的精彩的一生，为我们做出了回答——作为女性，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勇气，超越社会习俗与文化遗毒强加给我们的“第二性”的定位，活出我们的真我风采。
杨宪益和戴乃迭
杨宪益和戴乃迭是40～9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熟悉他们名字的外国人远多于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最早把中国古典文学名着译成英文的作家之一，作品从先秦散文、诗经楚辞到《水浒》、《红楼梦》、《鲁迅全集》，以至现当代文学作品等百余种，蜚声海内外。
杨宪益少时家境富裕，小时候曾穿过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父亲是当时天津最杰出最富有的资本家——天津中国银行行长。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英法文教育，他已能迅速阅读英文书籍。高中期间通常每天或几天读一至两部，几乎读遍了最着名的欧美小说和诗人的作品1934年高中毕业，杨参加了燕京大学考试，因成绩优秀，学校破例让他跳一级，入学就从二年级读起。可他却更想上清华和北大。正在准备这两校联考时，中学英国老师郎曼先生找到他家，提出愿意回英国度假时带他去伦敦。到了伦敦，郎曼先生为杨找了很好的希腊文老师。花了两年时间，他刻苦用功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还到欧洲各地去旅行。1936年，终以优异成绩于考上了牛津莫顿学院（当年去剑桥的中国人更多，因其注重理工科，中国人多去那儿学科学，而且也更容易考上），同期的学友包括向达、吕叔湘、钱锺书、杨绛、杨人楩。那一年杨宪益刚21岁。在那里，他结识了美丽的英国女孩Gladys Margaret Tayler——就是后来的妻子戴乃迭。他们经常一起玩、一起划船，戴还参加过牛津和剑桥每年举行的划船比赛。
慢慢的，戴乃迭深深爱上了他，后来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并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第一人。1941年2月16日，他们在重庆举行了婚礼，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那张两人身着唐装的结婚照，不知羡煞了多少代人。
那时，重庆国立编译馆的负责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实秋。梁想开辟一个新领域——把中国的经典着作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于是挖角聘请了杨戴夫,建议翻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才三年时间，俩人就译完了从战国到西汉的约36卷。
在外文社工作期间，杨认识了文化部部长周扬。周得知他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问：“《荷马史诗》没人翻译，你为什么不翻译？”结果就把杨调出来翻译《荷马史诗》。译完《奥德修纪》后，外文社认为也应该帮自己社做点事情，于是让杨翻译《红楼梦》。其实杨不喜欢看《红楼梦》，小时候读《红楼梦》只读了一半。当时一位汉学家英国人大卫?霍克斯，也在翻译《红楼梦》，已经翻译了两年多了。他译出的版本用的名字是《石头记》，为了以示区别，杨就用了《红楼梦》这个书名。他们翻译的过程通常是杨翻译初稿，交给戴加工，她费的力气有时更大。这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英文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就是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
有一次毛泽东接见文化界人士，曾经问他，《离骚》也能翻译吗？杨先生当时回答得很简单，一句话：“主席，什么都能翻译。”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译的。最快的时候，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只用了一个礼拜。
杨先生经常开玩笑，说戴先生喜欢的不是他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从1940年随杨宪益来中国后，除了因公出访，戴乃迭只回英国探过一次亲。60年来，她从没想过离开中国、离开杨宪益。杨宪益先生曾这样说：“戴乃迭，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伍尔芙和伦纳德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 年 1 月 25 日－1941 年 3 月 28 日）。英国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之一。最知名的小说包括《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雅各的房间》（Jakob’s Room）。
柏拉图没有消失
——20 世纪最伟大的一段恋情
“我自私，嫉妒，残酷，好色，爱说谎而且或许更为糟糕。因此，我曾告诫自己永远不要结婚。这主要是因为，我想，我觉得和一个不如我的女人在一起，我无法控制我的这些恶习……你是多么聪明，美丽，坦率。此外，我们毕竟都喜欢对方，我们喜欢同样的东西和同样的人物，我们都很有才气，最重要的还有我们所共同理解的那种真实，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于自己的婚姻，伍尔芙曾大犯踌躇。她曾与利顿·斯特雷奇这个着名同性恋者订了婚，但最终两人都没有勇气面对婚姻。利顿认为自己的朋友伦纳德会更适合伍尔芙，当远在斯里兰卡的伦纳德回伦敦探亲时，利顿找上了他。伍尔芙的娴雅风度与超凡智慧深深吸引了伦纳德，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伦纳德写出了上面那封饱含深情的信。万般犹豫的伍尔芙最后终于答应了求婚，1912 年，俩人结婚，布鲁姆斯伯里的才子们惊讶万分，他们不认为才具平平的伦纳德能与伍尔芙天长地久，但时间终于让他们承认，嫁给伦纳德是伍尔芙一生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情。
伍尔芙绝非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这个女人活在文学史上是个傲然的奇迹，但将她移植进门，只能是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她会在做饭时把婚戒丢在猪油里，还在参加舞会时把衬裙穿反。但这个被伍尔芙的绝世才华倾倒的男人丝毫不计较尘世的算计，他坦然接受了妻子性冷淡的现实，心甘情愿地度过了 29 年的无性婚姻生活，放弃了自己的生育权，忍受着伍尔芙与一系列男女恋人的暧昧绯闻，细心地照料着时刻处于疯癫阴影下的妻子。
伍尔芙在写作的时候，不出房门，不让任何人看她的手稿，甚至写作的内容，包括伦纳德在内。但是伦纳德总是她小说写成以后的第一个读者，总是能客观、公正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给了伍尔芙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因为伍尔芙对于别人对她作品的评价极为敏感，甚至到了神经质的状态，总是以为别人都在讥笑她，对自己的作品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信心，但是伦纳德不会，这一点伍尔芙十分放心，他是唯一的可以评价其作品而不会引起她不安的人。
1913 年夏天，伍尔芙精神崩溃，吞服安眠药自杀，是伦纳德的镇静和机智救了她一命，他本来可以将伍尔芙送进精神病院，但他觉得只有自己的细心照料才更有益于伍尔芙的健康。不管伍尔芙醒着还是睡着，伦纳德的心总是颤颤抖抖，一看到妻子精神亢奋到医生的警戒线，伦纳德就会站起来，把妻子带离激动地带。伍尔芙曾经的同性恋爱人说，当年看到伦纳德轻轻用手按住伍尔芙激动的肩膀，感觉他的动作近乎神圣，而她无条件把自己交托到他手中的神情，也近乎神圣。
就在伦纳德的精心照料下，伍尔芙迎来了文学生命的全面绽放，她所有的小说都是在婚后写成的，为了出版方便，伦纳德还帮助她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1930 年，伍尔芙告诉一位朋友，没有伦纳德，她可能早就开枪自杀了。她明确地宣布伦纳德是自己生命中隐藏的核心，是她创造力的源泉。
疯癫在伍尔芙每完成一部小说时就会纠缠上她，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病痛折磨着已经渐趋衰老的肉体，自杀的念头对伍尔芙越来越充满吸引力。1940 年，德国空军开始对英伦三岛全面轰炸，他们的出版社与房子都被炸毁，只有避居乡下。伍尔芙的精神状况跌到谷底，一直作为精神支柱的丈夫此时同样忐忑不安，伦纳德是犹太人，他深知英国一旦战败，后果将不堪设想。夫妻俩像蛾子一般骚动不安，设想过自焚，也设想过服毒。终于，1941 年 3 月 28 日，59 岁的伍尔芙给丈夫和姐姐各留下一封书信，悄悄地走出了家门。
她在给丈夫的遗书中写道：
最亲爱的：
我感到我一定又要发狂了。我觉得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那种可怕的时刻。而且这一次我也不会再痊愈。我开始听见种种幻声，我的心神无法集中。因此我就要采取那种看来算是最恰当的行动。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你在每一个方面都做到了任何人所能做到的一切。我相信，在这种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我无力再奋斗下去了。我知道我是在糟蹋你的生命；没有我，你才能工作。我知道，事情就是如此。你看，我连这张字条也写不好。我也不能看书。我要说的是：我生活中的全部幸福都归功于你。你对我一直十分耐心，你是难以置信地善良。这一点，我要说——人人也都知道。假如还有任何人能挽救我，那也只有你了。现在，一切都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确信你的善良。我不能再继续糟蹋你的生命。我相信，再没有哪两个人像我们在一起时这样幸福。
伦纳德一个人前去认领了伍尔芙的遗体，他拒绝了所有的亲友，独自参加了她的葬礼。在无私奉献了 29 年之后，他决定自私一次，单独和妻子呆一会。他把伍尔芙的骨灰葬在了家中一棵树下，墓志铭是伍尔芙的小说《波浪》的尾声：“死亡，即使我置身你的怀抱，我也不会屈服，不受宰制。”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