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大兴是英雄的土地，大兴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您是如何生发出对永定河红色文化研究的兴趣的？
倪勤先生：我关注、热爱永定河畔的红色文化由来已久，尤其是对大兴的抗日斗争历史，更是情有独钟。我的老家十里铺，既是永定河畔的一个小村庄，也是古津渡口。抗日战争时期，十里铺属于固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十一区（解放初，原十一区所辖的26个村庄，有25个划归大兴县），是共产党、八路军渗透永定河北的主要落脚点和前进基地。在共产党领导下，十一区不少村庄建立了党支部、村政权及青救会、妇救会、民兵等各种抗日群众团体，与敌伪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幼年时期的我，求知欲颇强。喜欢趴在凉风习习的瓜棚下，或围坐在土炕上的火盆旁，听老人们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请老八路唱《八路好八路强》等抗战歌曲。这可算作我喜爱红色文化的萌芽和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素材吧。
记者：红色文化的创作需要具备非常深厚的功力，需要作者对于抗战历史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和发现，以独特的思维才能使当下抗战题材小说呈现出时代的特点和新质。在创作的道路上，有哪些人、那些事、哪些作品给了您启迪和帮助？
倪勤先生：真正让我喜欢上平南红色文化，还是在文学创作小有成就之后。著名作家刘绍棠是我的文学引路人，他以北运河滩为背景，写出了很多与抗战内容有关的小说。他曾多次鼓励我：“我写我的运河滩，你写你的浑河沿！”从此，我便下定了搞乡土文学的决心。乡土文学创作，离不开本地历史，于是就去县史志办公室寻找史料。史志办的同志非常热情，大力支持，把挖掘整理出来的几本资料都给了我。我很感激，更很感动。当时，史志办的人员很少，下乡采访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这几本史料，是他们用辛勤汗水浇灌出来的。兴奋之余，对史志工作者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自幼喜欢读书，四大古典名著都是在小学期间读完的。也读了不少现代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喜读抗日战争题材作品。黄敬、程子华、吕正操、杨成武等在领导冀中人民抗战期间，非常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军区创建了《冀中导报》，各军分区也都有自己的报纸，还搞了《冀中一日》等多种征文，在宣传群众，打击敌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很多知识分子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长篇小说。如李晓明、韩安庆合著的《平原枪声》，冯至的《敌后武工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杨沫的《青春之歌》等。我通读了从史志办找来的史料，深深为发生在永定河两岸的残酷斗争场景所震撼，对八路军战士、共产党干部充满了崇高敬意。但同时也产生出很大遗憾，因为《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等小说，都是描写冀中腹地抗日斗争情景的，没有一本是描写十分区，描写永定河，描写大兴县的。作为一个由大兴人民哺育、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我对此深感羞愧，也深感到责任，由此，便又立下一个心愿，为家乡，为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先烈写书立传。此间，曾与朋友谈及此事，竟然受到讥笑：大兴有什么抗战？这话大大刺痛了我。八年抗日战争，在大兴、涿良宛地区（涿良宛的榆垡、履磕两个区几十个村庄，现都属于大兴区），打了那么多仗，牺牲了那么多人，建立了那么多党支部，发展了那么多党员，挖了那么多地道，老百姓中出了那么多堡垒户，怎能说大兴无抗战！我一定要让那些说“大兴无抗战”的人看看，大兴人民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做出了多大贡献！经过两年的酝酿、构思，2015年底，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向在抗战中牺牲的大兴烈士致敬，向面对侵略者英勇不屈、顽强斗争的大兴人民致敬，我根据史料创作的40万字的长篇小说《弯弯的永定河》出版发行，填补了平南没有抗战题材小说的空白。
记者：文学与历史是不同的两个范畴，红色文学源于历史但又不能完全复制历史，您在两者之间是如何把握的？
倪勤先生：在如何将史料与小说人物完美结合上，我下了很大功夫。首先是深读史料，使史料中的人物及战斗场景烂熟于心。然后确立小说人物，再将史料中的人物和小说人物挂钩、对接。同时根据历史背景、史料人物的可能性，进行艺术处理，大胆想象，合理虚构，移花接木。使小说人物在某个细节的描写上，很像史实中的某个人，但纵观这个人物的全部活动轨迹，又不完全像，即亦真亦幻，似是而非。如小说中的主人公河桩，他的原型就是“长安城抗日义勇队”队长李万兴。史实中的李万兴在带领义勇队袭击日军巡逻队时就牺牲了，后来日军强渡永定河，国民党守军南撤，义勇队失去依靠，侥幸活下来的队员隐姓埋名，躲往外乡避祸，落了个自生自灭的下场。而我在小说中的设计是，河桩没有死，就在他们走投无路时，共产党前来寻找，并给他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自此，河桩和队员们在党的领导下，融入于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的热潮中，越战越强。河桩更是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基层军事指挥员，率领独立营活跃在永定河两岸，拔据点、炸炮楼、除敌特，给予日伪军沉重打击，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灵魂人物。为使河桩这一人物更加丰满，更具传奇性，我把赵景安的故事和十分区其他部队进行的战斗都移嫁到他的身上。再如北上支队支队长李大卫、联庄会会首阎墨缘、开明士绅夏赞亭、匪首胡二胡三，以及既是匪首又是伪军头目的冯兆文等，都是史料中的真实人物，也都在小说中有所表现，但与史实差距甚远。
记者：您的小说《弯弯的永定河》里，许许多多的人物，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这些人物是虚构出来的吗？有生活原型吗？
倪勤先生：《弯弯的永定河》中还有一位身份奇特的年轻女子，即香巧。这个人物，是源于我奶奶讲的一个真实故事。某村一年轻女子，被日军掠入炮楼，蹂躏一段时间后，扔出。此时，该女子已是奄奄一息，下身溃烂，长满蛆虫。我把这一故事，反其道而用之，将香巧塑造成为一个美丽聪慧而又善良多情的女人。她经历坎坷，同情抗日，深爱着救命恩人河桩。在《弯弯的永定河》续集中，为抓获匪首李大裤裆献出生命。是我喜爱的人物之一。
《弯弯的永定河》中另一重要人物，是绿林首领洪老太，她的原型是盘踞在安次一带的“黑天档子”金老太太。史料中，金老太太本是个比较富裕的农户，因其嗜赌的丈夫被人杀害，她为夫报仇，才拉起绺子。她的手下不少人都练有轻功，窜房跳墙如履平地。为突出他们“飞檐走壁”的功夫，我把洪老太的出身改为马戏团。但她仗义、正直的性格，尤其是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协助八路军作战，以及被害去世，都有金老太太的影子，都有史可查。但为了使故事更加生动，叙述脉络更加清晰，虚构了大量情节。所以，如果把洪老太就认作是金老太，那是不可取的。
反派人物也是有原型的。如小说里的冯海文，就有史料中的采育恶霸冯兆文的影子；又如吴敬仁、吴敬礼，也有礼贤匪首胡二、胡三的踪迹。“李大裤裆”的原型就更多了。河沿渡口自古就是杂巴地，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场所，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摆船的船工和掌控渡口事宜的船头。俗话云：“车船店脚牙，无罪都该杀”，船工的凶恶和船头的狠毒，史书中都有记载。其实，这些丑恶现象，都是环境造成的。船工不凶恶，就挣不来钱；船头不狠毒，就压服不住船工。船头出身、又是铁杆汉奸的李大裤裆，自然是个邪恶至极之人，他是由多人的故事拼凑而成的。
总而言之，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大多是有史可查的，但又不是完全按照史料的脉络去写，进行了很大的艺术加工和细节虚构，可终究没有脱离史料，是依据史料进行的文学创作。
记者：大家都说您的小说有很强的真实感、亲和力，作品的真实性您是怎样实现的？听说您对口述历史非常有研究？
倪勤先生：为增加小说的真实感，我大胆进行尝试，很多村镇使用了真实名字，如榆垡、庞各庄、礼贤、黄村等。小说一经出版，在大兴地区引起较大轰动，不少读者反映，小说朴实生动，乡土味浓，接地气，读来很是亲切。小说也得到一些部门领导的关注与重视，区文联特约我改编成戏曲剧本《香巧》；区关工委将小说绘成连环画，发送至中小学校，作为传统教育读本和乡土教材。某些单位搞活动，横幅上也冠以“弯弯的永定河”。不少学校、社区在党日活动时，也请我去讲抗战历史。《大兴报》对小说给予了连载，大兴电视台对我进行了“弯弯的永定河”专访，播长近一个小时。区委党校也与我合作，根据史料编写出抗战情景剧《长安城抗日义勇队》《战斗在永定河畔——抗日英雄赵景安》。2018年，在以梁斌冠名的小说评奖中，《弯弯的永定河》荣获二等奖。
在依据史料创作小说中，使我受到深刻教育，思想境界也得以升华。我为大兴人民同仇敌忾、宁死不屈、共御外虏的行为而感奋，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而震撼，写到动情处，常常潸然泪下。我在小说前言中曾有这样的描述：“由于受刘绍棠先生的影响，我迷上了乡土文学，对自己的家乡更为关注。一有空闲，就去拜访村里的长者，听老船工、老河兵、老八路们讲撑船摆渡、打桩镶埽、杀鬼子除汉奸，以及一些奇闻轶事和风土人情，然后把这些素材融入我的写作。”“搞长篇创作的欲望，时时在脑海中萦回。喧嚣的城市，夜深人静，我凭窗远眺，仿佛又看到了家乡，看到了父老乡亲，看到了波涛汹涌的永定河，看到了河堤上那连绵不绝的“土牛”和堤坡上那合抱不交的老柳。那一座座“土牛”下掩埋着的惨死于日寇刀枪的冤魂，似乎在向我呻吟；那一朵朵浪花中，跳跃着的为杀敌而献身的英灵，似乎在向我呐喊；而那穆然肃立的老柳，睁着历尽沧桑的眼睛，深情地向我呼唤：写吧，写吧！把那一时段的苦、难、羞、耻、不屈、英勇、光荣，统统写出来！我立刻热血沸腾……”
为写小说而去听老人讲“古”，其实就是对史料的挖掘。从老人们口中挖出来的奇闻轶事、风土人情，使我在后来撰写《大兴抗战史话》中受益匪浅。
今年7月，中国言实出版社为庆祝抗战胜利75周年，选编出版了一套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丛书，我的《弯弯的永定河》名列其中。编辑在封面上写有这样几句话：“历史从来不会被忘却。永定河边，那郁郁葱葱的柳树，那弯弯曲曲的河道，见证了勇敢的人们，如何谱写着一首激荡人心的抗日之歌。”
2019年12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又依据史料，创作并出版了41万字的长篇小说《弯弯的永定河》续集。区关工委又将小说绘成了连环画。《弯弯的永定河》上集是描写大兴人民抗日战争的，下集是描写大兴人民解放战争的。现在正酝酿第三部，以期完成自己预定的“永定河三部曲”。以史料为依据，扎根于大兴这片文学热土，我想，我的愿望是不难实现的。
今年8月，在《2020年北京市群众文学创作评奖》中，我的《弯弯的永定河》续集获得一等奖；我本人也同时获得“最高群众文学奖”。
依据史料写小说，让我尝到了甜头，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历史资料的重要。尤其是“红色文化”，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中国伟大复兴梦的今天，她的教育作用无以比拟。我的小说虽属“红色文化”，毕竟是艺术作品，和史料不能同日而语。要让大兴真实的抗战历史永久流传，必须要比较全面的挖掘史料。大兴史志办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召开了若干次老干部座谈会，组织、动员抗战老干部撰写回忆录，出了多种书籍，实属不易。这些成果是靠他们用高度责任心、使命感发掘出来的，是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但囿于人手少及其它困难，所写的史料还不够全面，有的甚至过于简单，还需花大力气进一步挖掘。我曾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因调入北京城内多年，与老家反倒有些“人生地疏”了，虽有想法，却是有心无力，再加非职责所在，也就只是想想罢了。
记者：听说您退休后，大部门时间都放在大兴红色文化的抢救与挖掘上，您能否给我们具体谈谈其中过程的乐趣与细节？
倪勤先生：我退休后回到大兴县城居住，时间充裕了，那个深埋于心的念头又蠢蠢欲动，和史志办的同志也有所接触，但仍感觉无从下手。就在此时，事情有了转机。2017年9月18日，文物所所长侯文学邀请有关人员参加座谈会，公布了挖掘整理红色文化遗产的方案，当场宣布成立“大兴抗战课题组”，负责抗战史和口述史的撰写，并指定我为组长。与会者热情很高，当即就有七八个人报名加入抗战课题组。我从已掌握的史料中获悉，抗战期间，英勇牺牲的大兴烈士就有300余人。而参军参战的老八路、老县大队队员和区小队队员、老民兵、老党员、老干部、青救会员、妇救会员、儿童团员、堡垒户以及爱国士绅等，则数以万计，这为我们挖掘和撰写工作展示了广阔空间。
因为此项工作属于“抢救”性质，老同志们都年事已高，容不得半点拖沓、迟疑，稍一迟慢，就有可能失去一位当事人。会议一散，我即用电话托亲找友，联系采访线索。砖楼村党支部书记、乡贤联谊会会长孙英才非常支持，第二天上午（2017年9月19日）就领我们来到罗奇营，采访了91岁的孙殿杰。下午，又带我们到西王庄，采访了96岁的张金海。区史志办的副处级调研员刘会臣也鼎力相助，带领我们采访了刘各庄村96岁的老八路李守忠和94岁、家住固安的杜金生。杜金生接受采访不久，就因病去世。
记者：为了深度挖掘永定河红色文化，听说您还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研究小组，够执着的，请您谈谈有哪些收获和成就可以对我们大胆地“晒晒秘籍”？
倪勤先生：课题组本着抢救挖掘、还原历史、风貌完整、确保真实的原则，对年代、地名、人名、战场、部队番号、领导者职务等每个细节都仔细核对，以免因受访者年事高，记忆不准，而造成误传。有时一个细节要查阅多种资料，反复进行印证、补充，不弄准确不罢休。为查清榆垡镇辛村烈士焦纯的牺牲地，课题组驱车数百公里，到河北省容城县冀中八路军32团北台烈士陵园实地探访。为弄清“长安城抗日义勇队”的史实，我们曾三进辛庄村，采访10余人。丁守仁、丁守信是大兴地区有名的回族抗日英雄，战斗事迹很多，在搜寻他们兄弟二人的历史资料的同时，课题组不光到榆垡镇留士庄采访了烈士丁守信的儿子丁希贤，还到崔指挥营采访了丁家的亲戚、80岁的马贵景老人。
每次下乡采访，课题组的同志们都是自备车，自购油。为了表示对受访老人的尊重，我们还要买些礼品，或请吃一顿饭，这些钱都是组员们垫付，最多时达到数万元。在近两年时间内，课题组历经春夏秋冬，足迹踏遍大兴及周边县市，行程两万余公里。采访抗战老兵、老干部及抗战先烈的后人、知情者350余人，查阅对照各种档案资料200余万字。完成抗战人物口述史70余人，初稿约50万字；定稿60人，约15万字，并印刷成册；积累视频资料100余小时，照片千余张。
记者：一部小说《弯弯的永定河》煌煌60万字，简直是一项系统工程，可见支撑艺术创作的基础史料更是无法计数了，您谈谈史料永定河红色文化收集整理的现状和下一步的打算吧。
倪勤先生：2019年初，大兴抗战口述史工作基本结束。我们认为，大兴解放战争史和口述史、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口述史，都是宝贵资料，应该抓紧抢救挖掘。正当大家满怀信心的转入解放战争口述史采访时，因资金短缺及其他原因，采访工作被叫停，这让我们深感遗憾。但课题组的杨书君、郑俊华、侯淑玉几个核心人员凭着一份责任心和使命感，并没有完全停止工作，凡发现线索，即组团前往采访。至今已采访30余人，垫付各种费用数千元。
我在带领课题组撰写口述史的同时，还在独自撰写大兴抗战史。抗战史的编写更难于口述史，它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手头没有，我就四处搜集，或向人借，或上网购买。在朋友们的热情帮助下，我收集、购买了有关资料上百册，既有人物传记，如《聂荣臻传》《吕正操传》《旷伏兆征程集》，又有表现冀中和十分区抗战全景的《留给后世的故事——冀中抗战史话》《冀中十分区革命斗争大事记》及周边区县的历史资料，更有抗战时期曾在大兴战斗过的苏玉振、刘广钰、李大卫、刘蒂、刘砚古、徐溅、赵建华、张志强等老干部们的回忆录。我徜徉于这2000多万字的史料中，寻章摘句，核对鉴别，乐此不疲，深夜两点前没有睡过觉，兴奋劲儿一来，往往便是一个通宵。朱占奎抗战前期是冀中五分区、十分区司令员，在永定河两岸很有影响，但后来叛变投敌。撰写大兴抗战史，很多地方绕不开他。为弄清朱占魁的活动轨迹，我查阅了《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冀中十分区革命斗争大事记》、老干部回忆录、固安县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血染的风采》、廊坊市安次区广阳区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著的《人民革命史》以及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涿州抗战史》等，基本还原了朱占魁可叹可悲的一生。赵景安是大兴本土的抗日英雄，我也查阅了大批史料，从他拉起复仇队，到被我党收编为警备第二营，再到改称为东进总队第三支队，直至入党、牺牲，将英雄的一生清清楚楚的展示了出来。此外，我还收集了一批老照片，购买了《中国抗战——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影像》和《北京抗战图史》等画册，用照片定格那段峥嵘岁月，使全书图文并茂，真实可信。初稿完成后，我请教了区史志办主任张振东。张主任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并建议将书稿改为抗战史话的形式。我很赞同张主任的见解，便在原稿基础上再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如今，近30万字的《大兴抗战史话》基本完成，并附有四五十幅图片。
记者：平南不仅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请您谈谈对“平南”的理解。
倪勤先生：我撰写《大兴抗战史话》时，在占有资料的情况下，也开始了《大兴解放战争史话》的撰写，至今已写出15万多字，预计明年可完成写作。
发掘平南红色文化，首先要弄清两个概念，即“大平南”和“小平南”。“大平南”，泛指抗战时期的冀中十分区，包括宛平、大兴、涿县、良乡、安次、永清、固安、霸县等十余县。“小平南”则指大兴全部、固安县十一区、宛平县的永定河东地区，也即现在的大兴辖区。
冀中十分区位于平、津、保三角地带，是冀中向北平发展的前沿，而大兴正处于这个三角的尖上，是敌后的敌后。十分区是敌伪的“治安区”，统治严密，“红、黄、蓝、白、黑”共存，环境恶劣，斗争残酷，牺牲巨大，损失严重，但军民斗志又非常顽强，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了无数辉煌战绩。但许多史料因搜集不及时，还湮没在民间，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
无论是“大平南”还是“小平南”，要深入挖掘革命史料，光靠民间人士是不行的。民间人士有热情，有能力，但他们没地位，没名分，没权力，更没有经济支撑，有诸多不可逾越的困难，到头来自然成为无源之水。我们在做大兴抗战口述史时，就遇到了很多实际问题，如：因课题组没有正当名分，政府部门不予接待，只能靠个人托亲求友，因此涉猎面过窄，不少乡镇、社区打不进去，致使很多老八路、老干部得不到采访，错失了良机，造成资料严重不全；又如：经费没有保障，个人垫资时间一长，势必半途而废。因此，各区县必须有一个有权威、敢担当的职能部门牵头领导，下面再设办事机构，组建写作专班，同时拨付专项资金，以供运转。
记者：明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北京市过去的红色文化研究上，基本形成平北、平西和冀中红色文化范畴，而平南红色文化始终处于碎片化研究状态，您觉得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凸显平南，而且能够深入持续地研究下去？
倪勤先生：发掘平南红色文化，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在区县间相互沟通、资源共享的情况下，各自为战，挖掘自己独有的史料，这样做比较容易。一是搞“大平南”，即原十分区的10余个县联合起来，发掘撰写一套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较为系统的史料。这套史料可用编年体，即某年某月，全分区10余个县进行了哪些战斗，开展了哪些活动，发生了哪些重大事故。但这是大手笔，即需要各区县的紧密合作，更需要高一层级领导的协调、重视与支持，否则很难完成。
具体到大兴区，我认为，由一个有权威、敢担当的职能部门牵头领导是必须的，建立一个有责任心的办事机构也是必须的。至于写作班子，大兴不乏其人。首先是区史志办的人员，他们懂业务，又是职责所在，干起来得心应手，顺理成章。其次是退了休的老干部、老职工和社会贤达。大兴有一批有热情、有能力、有使命感的老同志，他们很愿意为社会奉献余热，应给他们以重视、尊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是党的需要，是中华民族的需要，是富国强军的需要。而挖掘大兴革命史料，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时刻。无数革命先烈为了驱逐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献出了宝贵生命。挖掘他们的光辉业绩，颂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传承他们的坚定信念，是我们的责任。否则，我们既对不起先烈，也对不起后人。
文/任鑫 东海 海晋
编辑/赵亚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