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的“柔道”与度田政令的“妥协”

西汉帝国的创立者刘邦，与东汉帝国的创立者刘秀（图1），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比如少时生活于社会底层，通过参加反对前朝暴政的农民战争而发迹，依靠家乡豪强、经过与各地割据军阀的斗争取得天下等。但在带动新兴王朝从战乱步入正轨的过程中，却采取了很不一样的治国理政策略，使得两汉前期的高层政治，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这种不同，明人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概括为：“光武与高祖不同，高祖阳明，光武阴柔。”

图1《历代帝王图》之汉光武帝刘秀，绢本设色，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所谓“阴柔”，指的是一种相对保守、温和、妥协的政治风格，“以柔道”行事，实际上是出身农家、历经坎坷、终定大局的刘秀对自己行事风格的评价，《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记录光武帝生平业绩后，给出的评语是“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亦对这种以柔弱胜刚强的“君王南面之术”予以肯定。

光武帝“以柔道”“理天下”（同上），体现在他继位以后推行的解放奴婢、减免租赋、轻刑省罚、优遇功臣、任用循吏、推动儒学教育等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政令举措中，安静执政，鲜少触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传统史家评论光武柔道，还时常举证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事件、也是社会事件——开展度田活动，但最终向既得利益者妥协。

所谓度田，就是丈量田地，同时统计户口，目的是使中央政府能明确掌握全国各地的垦田、户口数据，在此基础上统一分配地方应当承担的田租、赋税和劳役。对于古代国家而言，控制地方的重要指标就是土地、人口这两项关键性资源，这些资源通常直属国家，但也有可能为地方豪强私占。理论上说，在新王朝建立初期，经过新旧更迭时期的战乱，会有大量的土地、民户从私有者的遮蔽下释放出来；这些无主的荒地和农民能供国家支配，从而增加中央的税收和劳动力。

两汉之际的情况有些不同。西汉后期，尤其是王莽时期禁止土地、奴婢买卖的措施失败以后，国家管理失序，地主豪强跨州连郡兼并土地，而失去土地和财富者卖身为奴，沦为其附庸。而这些豪强恰恰是反对新莽的军事主力，至少是支持者，部分豪强拥兵坐大，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汉光武帝刘秀就出身于南阳的地主之家，他的建国之路，正是与豪强合作、对抗、博弈的结果。建武十三年（37）歼灭最后一个割据军阀——安定郡卢芳之后，光武帝仿效汉高祖，慰劳并分封随其南北征战的功臣，在中兴建武年间，先后分封了三百六十多位有军功者为列侯；而应他们的请求，多以首都洛阳和帝乡南阳附近的富饶县域为列侯封国。

南阳郡（今河南西南及湖北西北部）始设于秦昭王时期，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西汉后期王莽曾受封于此（新都侯），刘秀也生活在这里。光武帝刘秀是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人，他的家族约在西汉元帝时期（前49—前33），因长沙卑湿而移居南阳郡蔡阳县白水乡（今湖北枣阳南）。刘秀父刘钦先后为济阳（属陈留郡，今河南兰考东北）、南顿（属汝南郡，今河南项城西）县令，刘秀出生在济阳县舍；三十岁之前则主要在南阳活动；建武二年称帝后，以洛阳为都城。因而，东汉建立伊始，以宛（南阳）、洛（洛阳）为核心的区域，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这里的温和气候与肥沃土壤，也吸引了大量的皇室宗亲、功臣子弟在此购置田地、经营产业，形成一个庄园经济的“特区”。

这些东汉王朝的特权阶层，由于庄园经济利益的驱动，往往不能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合法的土地兼并，占田过限，宅舍逾制，隐匿户口、奴婢，私养家兵的情况成为常态（如《后汉书》卷三二记刘秀外祖父、南阳大地主樊宏“开广田土三百馀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由于他们地位显赫，侧近皇权，朝廷任命的刺史、郡守、县令长等，对这些庄园主的违法行为，往往只能包庇、隐匿。为了使岁末上计时汇报给朝廷的本地垦田、户口情况能看得过去，长吏常指使文书吏虚报数字、伪造垦田及户籍簿。

光武帝勤政，据说“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时间一长，自然能觉察到地方递呈上计文书中的问题。史载“（建武十三年后）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后汉书·刘隆列传》）。其实不用调查，光武帝也能知道簿籍数字不实背后的社会原因，隐隐指向南人功臣集团（从光武帝起事者除南阳人外，还有颍川人，袁宏《后汉纪》卷二谓光武初到河北，“公官属尽南方人”）；但如果不厉行度田，意味着国家从建立之初，就无法有效控制辖内的土地、户口，必将重蹈西汉及新莽覆辙。事关国家利益，在推行这一政令时，光武帝表现出了相当坚决的态度。建武十五年四月，他指示各郡守、县令长彻查本地旧有和新开垦土地情况，丈量田亩、评定等级，同时开展人口普查，限期到首都洛阳汇报。

陈留郡（治今河南开封陈留，光武帝出生地）太守在派遣属吏到朝廷汇报本郡度田执行情况时，反复叮嘱属吏，准备好相关资料（应是书写在简册或木牍上的文书）和汇报陈词，可以关注下邻郡的汇报情况；但千万不要主动询问河南尹、南阳郡的情况，当两郡属吏汇报时，也不要随意评论。或是为了备忘，陈留郡文书吏在上报文书册内夹了一枚木牍，上面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但没想到在御前汇报、呈奏书简时，竟忘了将这枚木牍抽出。光武帝发现后，询问木牍的由来，陈留吏自然不敢供出太守私言，谎称是在洛阳长寿街上捡到的，不详其内容。

光武帝大怒。其实皇帝本人与参加御前汇报的群臣，大概都对这句隐语的意涵心知肚明，但这一下子牵涉京畿地区多少富豪的利益！没有人敢出来明说，倒给了当时躲在帷幄后面、光武帝的皇子刘阳一个表现的机会。刘阳是光武帝最喜欢的阴贵人的儿子，刚刚被封为东海公，在当时也是储君之位的有力竞争者。

十二岁的刘阳忍不住对光武帝说，不要责备小吏，他应当是接受郡太守的命令来汇报垦田情况的。光武帝又进一步提问，为什么要强调河南、南阳不可问呢？刘阳从容对答：“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光武帝闻此言，悦东海公聪慧（据说改立刘阳为皇嗣的想法，也是此时萌生的），陈留吏事件暂得解围。但此事也昭示着度田政令在河南、南阳等地执行无效，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问题暴露后，光武帝极为重视，果断采取措施，派出专使（谒者）到各郡去考察二千石长吏执行度田及相关命令的情况；当查得已为大司徒的欧阳歙在汝南太守任上度田不实，并贪赃巨大的事实后，光武帝毅然拒绝了洛阳数千儒生为其求情（欧阳氏世授《尚书》，当时为儒学宗主），将其处决。

在对汝南郡进行追责后，光武帝又根据调查反馈，严惩了在度田中执行不力的河南尹张伋、东平国相王元、南郡太守刘隆（南阳功臣）、东海国相鲍永、琅邪太守李章、河内太守牟长等十多名二千石长吏，其馀得到处罚的官吏遍及司隶校尉部以及兖州、徐州、荆州等地。

朝廷强令度田并处罚包庇官吏，极大触动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在建武十六年九月，引发了波及全国的武装叛乱。史书记载，各郡国的豪强大姓发动兵长、盗贼等武装力量，攻击代表朝廷执行度田的长吏，在青、徐、幽、冀四州最为严重。国家初建就遭遇暴乱，光武帝难免恐慌，除听群盗自纠外，不得不利用郡国二千石官来平叛，对他们已被查明的罪行给予赦免。平息叛乱的核心措施还包括：对武装力量的头目进行安抚，在一些地广人稀的郡国授予他们更多的田地。度田的初衷是要减少豪强对土地的非法侵夺，但最终又许之以良田美宅，政令的推行效果，肯定受到影响。

我们从光武帝事后的两次谈话，可以窥知他在度田遭遇挫折后的态度。一次是征询担任过多年陇西太守、他甚为信重的功臣马援的意见：

上从容谓虎贲中郎将马援曰：“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对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上大笑。（《资治通鉴》卷四三）

虽然史家在对话中加入了“从容”“大笑”来粉饰帝王，从问话中，我们能体会到阴柔皇帝对杀戮二千石官的不忍和追悔。

平定度田引起的叛乱一年后，光武帝回到了家乡南阳郡的章陵（今湖北枣阳南），史书说他是去回顾往时宅院、看望刘姓宗室，并记录了皇帝与故乡亲友置酒言笑、其乐融融的一幕：

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

可惜光武帝已非“文叔少时”，而“宗室诸母”，恐怕也早已不是当年的田舍贫妇，而是占田逾制的庄园主了。联系到一年前在这里发生的强制性清查田地、宅舍、户口事件，光武帝此行，应是为了安抚在度田活动中受到打击的南阳宗室豪族；而如果他没有向家乡的既得利益者妥协让步，也是不可能得到“谨信”“直柔”的美好评价的。

度田“失败论”与“持续说”

由于史书没有建武十五年度田事件的后续记载，而光武帝为平息暴乱，也确实向豪强地主等既得利益者做了妥协，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很多历史学者做出光武帝度田最终失败的判断。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图2）中认为“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汉光武帝完全失败了”，“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人民出版社，1958）。黎邦正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分析，“刘秀对抗拒度田者武力镇压没有效果。只好对豪强地主妥协让步，取消度田……于是大地主田庄迅速发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徐高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提出：“刘秀虽然对农民的反抗以重兵镇压，但对豪强地主则采取妥协政策，最后只好取消度田，从此，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在东汉一代几乎不受限制地发展起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一致认为东汉的度田活动在光武帝以后就被取消。

图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书影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评价：“度田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豪强势力并没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继续发展。”（人民出版社，1979）张传玺的《中国古代史纲》则指出：“刘秀对反对度田者发兵镇压，对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到他郡、县，给予优厚的田宅安排，不予处罚，这实际上是一种妥协政策。度田不了了之，反度田斗争也就平息下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虽然没有正面回应此后是否还有度田活动，但都认为度田没有达到既定目的。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活跃在秦汉史研究领域的一批学者，如韩连琪、王毓铨、朱绍侯、林剑鸣等，也都持类似看法（韩连琪《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文史哲》1978 年第3 期；王毓铨《“民数”与汉代封建政权》，《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3 期；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l982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随着对东汉史料的深入解读，学者们发现，建武十五年的度田活动，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政令，在此后的时间里，并非完全没有影响。曹金华在读《五行志》时，就注意到史书记载中的蛛丝马迹：

（建武）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胃九度。胃为廪仓。时诸郡新坐租之后，天下忧怖，以谷为言，故示象。（《续汉书·五行志》）

他指出，“诸郡新坐租”，应是指原先隐瞒户口、田亩的豪右，补交了少缴的租税；而发生在建武十七年二月的“新坐租”，很可能是建武十六年度田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在当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度田武装斗争，光武帝的度田政令仍然照常施行（参曹金华《试论刘秀“度田”》，《扬州师院学报》1986 年第4期）。这是度田“持续说”，因为只是依据相关史料的推测，缺乏直接证据，并未得到普遍支持。

直到1989 年，一项考古发现——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度田简，改变了许多人对于光武帝度田的看法。旱滩坡东汉简共十七枚，简文所见有建武十九年纪年，主要书写的是东汉初施用的律令条文；其中第十四枚简残断，整理者释文如下（李均明、刘军《武威旱滩坡出土汉简考述——兼论“挈令”》，《文物》1993 年第10 期）：“乡吏常以五月度田，七月举畜害，匿田三亩以上，坐”

很有可能是当地（武威郡）所抄写的行用田律或田令的内容。简文虽残缺，但可揭示至少两点重要信息。一是建武十九年前后，度田活动仍在持续，且由于时常开展，指导度田的相关规定才可以定著律令。二是度田活动在基层社会展开时，由乡吏具体负责，固定于每年五月进行；度田完成之后，乡吏要在七月份上报家畜有无病害情况；为避免度田不实，度田过程中隐匿达到三亩及以上者，要受到法律惩处。

有学者据此指出，光武帝度田不是失败了，而是在继续严格执行，并根据《后汉书·循吏传》中山阳太守秦彭农月亲度稻田顷亩、评定品级的记载（事在汉章帝建初元年），推测光武帝之后的明帝、章帝时期，也还在进行类似的工作（袁延胜《东汉光武帝“度田”再论—兼论东汉户口统计的真实性问题》，《史学月刊》2010 年第8 期）。

汉明帝、章帝时期继承光武执政风格，抑强扶弱，史家称颂其政绩“四民乐业，户口衣食滋植，断狱号居前世之十二，中兴已来，追踪宣帝”（华峤《汉后书》，《太平御览》卷九一《皇王部》注引），有明章之治的美誉。根据施政的连续性，似可推想度田政令在东汉前期的继续。但毕竟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到武威汉简提供的信息为止，我们只能说，虽然度田活动在推行过程中遭受到阻力，而光武帝度田的具体做法，也因地制宜做过一些调整；但终光武帝一朝，度田政令仍在被执行，指导度田的相关条规，甚至被纳入国家律令体系。

一份长沙临湘县小吏的度田报告

关于光武帝身后度田政令的实施情况，笔者可为大家提供另外一件新出资料——汉和帝元兴元年（105），荆州长沙郡临湘县（郡治所在县，今湖南长沙）临时派出的一名在沮乡（临湘县属乡）工作的小吏伦（名伦，姓氏不详），向上级（可能是临湘县长吏）汇报本乡执行度田情况的报告。文书应系伦本人用浓墨书写在一枚木牍的正面，背面是用不同字体写下的文书传递记录（“邮行”）。

前面介绍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度田时，曾提到荆州南郡的情况，但主要看到的是中央和二千石官在度田活动中的博弈；而这枚木牍讲的是六十多年之后，同在荆州的长沙郡的度田，并且是县乡小吏叙述的基层社会执行度田的情况，这就是我们说的“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视角吧。两千年前的度田报告是什么样子，详见左图（图3），下文用现代汉语介绍。

图3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度田木牍（J1③：264-294，正背双面墨书）

元兴元年六月六日（公元105 年7 月5 日），沮乡别治掾伦叩头死罪，禀告长吏，今年我们接到了上级要求度田的指令，于是按照惯例，在农作物已经成熟的六月，进入沮乡界，对乡里的民户进行案比、并丈量每户所属的田地。我召集了乡属吏（乡小史）和乡内的一些特殊户口（高产田户及享有高级爵位的民户）为帮手，我们分为两组开展工作。我先带领种田能手陈祖、长爵番仲，乡小史陈冯、黄虑、蔡力共五人，去丈量郑尤、越与张昆三家的田地，因为人手充足，三家也比较配合，工作进展顺利。随后，因为只剩下两户了，工作量不大，我就让小史蔡力一人前往周本、伍谈两家去丈量田地；可能真是我大意了，傍晚时分，蔡力在伍谈家工作时，与其家人伍纯产生了争执，并由言语发展为肢体冲突，造成蔡力受伤。

蔡力回来向我汇报，我统计了下，他身体上总共有四处地方被打伤。伍纯恶意阻挠乡吏度田，按照制度规定，我带着种田能手陈祖、长爵番仲去伍家逮捕他，没想到他已经畏罪潜逃。我于是嘱咐认识潜逃者模样的蔡力和管辖事发地治安的亭长李道，一起去抓捕伍纯，务必要将其缉拿归案。

都是由于我的疏忽造成了这次特殊情况，惶恐地向您叩头，陈述事实如上。报告当天从别治掾所在的贼廷发出。

这件文书是考古工作者2010年在长沙市五一广场地下的一个井窖内发现的，五一广场即东汉长沙临湘县治所在，所以应当就是别治掾伦发出给县内长吏的报告原件，保存在县廷（图文皆据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第6 期）。

通过伦的报告，可以知道由皇帝发起的度田政令在基层的执行情况，是由县廷派出属吏主管，但度量田地、评定等级、貌阅、案比户口这类具体事务，主要还是仰仗乡吏、亭吏，以及力田、高爵等经验丰富、可以调动的百姓中的头面人物。

还应注意到，长沙在两汉三国时代属于不适宜居住的卑湿之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其他区域相比也相对滞后，在当地可能尚未形成有势力的豪右大姓，肯定无法和河南、南阳、颍川、弘农郡比肩；伦和他的同事们度田的对象，只是三五户普通农家，原本以为不会遇到太大困难（不然不会仅派蔡力一人去伍家度田），但没想到还是发生了意外。度田牵涉赋税交纳与户口统计，即便是普通百姓，为了自己的利益，也难免会与官府产生摩擦。

从伦的文书，我们能体会到东汉度田在基层执行的难度，但也可以明确，度田政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普遍推行，并且有相当的延续性。光武帝以后，明、章、和诸帝都在坚持土地清查，并将其作为每年六月的一项例行工作。

“常态”的度田

度田是自上而下的政令，但其具体操作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大概是在每年五六月、田地里庄稼长势明朗的情况下，由县廷派出熟悉农田工作的专职掾史，驻于乡部或乡部外的临时办公场所，集合乡部、亭部属吏及民户中的力田、高爵等，组成工作组，分区分批深入，对一乡内民户的可垦已垦田、宅舍田等进行测量，可能同时案比户口（汉代为编制户籍进行的案比通常在八月）；相关调查结果，最终会以乡为单位制作垦田租簿（如长沙走马楼出土的西汉武帝时期“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和户口簿。

这些簿书的正本通常就存留本乡，另外抄写一套副本（简册），上呈给县；县内保留详本簿书的同时，会将各乡的土地、户口数字进行集计（如青岛土山屯出土的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有全县各类户口和田地总数），并上报给所属郡国；郡国一般只保留各县的统计数据，并汇总，形成郡一级的集簿（如江苏东海出土的尹湾汉简《集簿》），以供每年岁末上计中央；陈留吏上呈本郡度田木牍，就相当于上计环节。中央再汇总并检核各郡的上报数据，形成一个全国的垦田、户口数字。

度田工作跨越了东汉帝国的所有行政层级，在光武帝后，不仅得以延续，也成为政府重要的年度行政任务。这项工作的成效，当然是汉代国家对不同时期户口、土地数量的精准把握。《续汉书·郡国志》注的部分，因伏无忌（元嘉中曾受诏撰《汉纪》，则桓帝时仍在世）的记录，完整保留了从光武帝到质帝时期全国的十一组户口记录，以及和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五个不同时期的全国垦田记录，比如冲帝朝数据：

冲帝永嘉元年（145），户九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八步。

户、口数明晰，垦田数精确到步。不正是光武帝度田政令得以延续的最好说明吗？

由传世文献与新出土简牍之对照，我们得以贴近东汉一代度田活动之真相，度田并不是光武帝一朝之政，也并未因光武帝人亡而政息，而由诸帝接力经办，成为东汉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其实中国历史上像东汉度田这样，一开始以“非常”面目出现的政治事件，还有很多，由于见诸史料记载的后续反响的缺失（很多制度化的工作，史书只在制度初设时有所提及，而对于制度日后如何施行，常语焉不详），难免使人有这些非常、转折、改革、变革等，都是短命的、暂时的、断裂的感觉；如果被这种感觉误导，就很可能低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性，阎步克先生就多次强调这种“常态”和延续：

帝制两千年的政治文化体制，在发展中保持着若干基本特征，可以将之看成“常态”。也许有人会认为“常态”的提法是“非历史”的，是用主观标准剪裁历史；其实恰好相反，这里“常态”不是先验的预设，而恰好就是历史的，因为它是两千年的历史结局最终显示出来的。它既是古人的观感，也是后人的观感（《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10 页）。

作者：徐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0年第8期“文史百题”栏目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