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18岁出版小说集。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任《青年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主要作品有非虚构《北京传》《现代小说佳作100部》，长篇小说《空城纪》《龟兹长歌》《敦煌变》《正午的供词》《时间的囚徒》等15部，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 60 多种。
长篇小说《敦煌变》是作家邱华栋跋涉戈壁、深耕敦煌岁月，交付给丝路千年的一份文学答卷。
作者以十座莫高洞窟为脉络，铺展一千八百年西域沧桑。字里行间，静默的壁画似乎苏醒了，把风沙里画匠的坚守、商旅的颠沛、戍卒的守望、僧人的求索……都糅进平实鲜活的故事里，让尘封的敦煌过往，有了一种人间烟火的温度。
作者铺陈出的文学底色与丝路江湖的韵味浑然相融。时间洪流里，虽众生奔波、聚散无常，但书中主人公仍各自坚守、各自前行，在文字中呈现着丰富的人生况味。
《敦煌变》的真正主角 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北青报：您的长篇新作《敦煌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备受关注，那么最初是怎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创作这样一部以敦煌为核心的长篇小说？
邱华栋：从上大学时的某个暑假，我第一次到敦煌算起，三十多年里，我去过敦煌的次数加起来应该有十次之多。每一次去，我都能在敦煌认认真真看几个洞窟，在附近的沙山、月牙泉和更辽远的周边戈壁地区盘桓一阵子。
这些年，阅读了很多有关敦煌莫高窟的书籍。我都是当闲书来读的，但读得津津有味。这些学术著作，时不时就能唤起我的小说创作欲，按捺不住后，我就写了一部六万多字的《敦煌七窟》，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但对于敦煌的书写，还是意犹未尽。我觉得起码应该写十个敦煌洞窟演绎出的故事，才能够把我对敦煌近千年风云变幻的感悟大致勾勒出来。
202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的鼓励和邀请，要我把《敦煌七窟》扩展成一部长篇小说，还指定了几位编辑来联系督促我的写作。借此机会，我决定把我心目中对敦煌莫高窟的文学想象写得再充分一些。于是我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加写了后面的故事。这样，这部16万字的长篇小说《敦煌变》就完成了。这部小说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为我十上敦煌的探访记忆，做出一个小说形式的多角度呈现。
北青报：敦煌文化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少见，您怎样通过《敦煌变》找到独属于您的创作表达与核心思考？
邱华栋：这部小说是串珠式的结构，一共有十个章节。有人问我，《敦煌变》是不是一部小说集呢？我说，不是的，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时间跨度有一千八百年，在开篇和结尾，有一位叫赵娉婷的女子，是勾连起全篇的轮回式的一个人物。而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小说中那一个个人物，而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我想，大多数游客在敦煌，很难与敦煌建立更加深刻的联系，转一转、看一看也就走了。而一定有些人，和敦煌莫高窟的那一个个洞窟建立了生命中最为深刻的联系，那是情感的、血缘的、生命的、命运的深刻联系。这部小说，我把它看作是我与敦煌莫高窟深刻联系的证明。
北青报：在您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敦煌这一主题对您而言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它在您的西域历史书写体系里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邱华栋：我有一个关于西域丝绸之路历史书写的“星群聚集”式的写作计划：从《空城纪》中长出了《龟兹长歌》和《敦煌变》这两部独立的小说；新的小说《北庭大书》正在写；然后，还要完成一部小说《流沙传》。这几部长篇小说互相有联系，彼此又有区别，就像是“星群聚集”那样，彼此呼唤着来到我的面前，我也希望将它们呈现到读者面前。
《敦煌变》是我这个系列小说计划中的一部，而敦煌是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节点，是四大文明汇聚之地。我想，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的中华文明在中古时期，也就是汉唐时期的面貌。知道来时路，才能行稳致远。
在虚与实之间 小说自由穿梭
北青报：书名《敦煌变》，除了“文字敦煌”与“数字敦煌”对位、“敦煌变”与敦煌“经变”对位的创作理念，这个“变”字，是否承担了贯穿作品的核心体现？
邱华栋：人世百态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体现了一个“变”字——每时每刻每个东西都在变化，“变”是永久不变的东西。“变”，既有对人世无常的理解，也有对敦煌壁画绘制内容的理解，因为有一种壁画叫做“经变画”，就是以绘画形式呈现佛经的内容，将深奥的佛经教义转化为直观图像，比如降魔变、净土变、药师变、弥勒经变等等。
唐代还有一种通俗解读佛经的“变文”，可以说唱。“敦煌变”也有对唐代“变文”这种中古时期的文学样式的一种回应。
总之，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在“变”中，如何找到一种“常”，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北青报：有评论称《敦煌变》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将严谨历史考据与飞扬文学想象融合。您在创作中是如何把握二者“外在拼贴、内中互证”的融合尺度，避免考据生硬与想象架空的？
邱华栋：是的，在这部小说中，我将虚构和非虚构的内容进行了联结。非虚构的部分，十个洞窟是实有其窟的，每一部分的开篇都是对实有洞窟内部空间，包括壁画和雕塑的写实描述。而十个部分的第一人称的叙事，就都是虚构的故事了。在这十个洞窟与虚构的人物之间建立深刻的联系，就需要某种想象力了。纪实的部分是真实存在的洞窟，虚构的部分是飞升起来的想象。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学本身的魅力——让沉重的东西飞升，用想象让沉积的东西搅拌、反应。
虚构的部分，也涉及到敦煌莫高窟自公元三世纪到十一世纪之间一些历史记载的真实人物和事件。我想，毕竟大部分人对敦煌千年历史并不熟悉，所以，这部小说也是对敦煌历史的一种以点带面的解读。读了这本书，相信大家会对敦煌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北青报：也就是说，小说以一条线聚焦莫高窟建筑、壁画、宗教文化的写实，另一条线铺展十个虚构人物故事，您设计这样双线结构的核心考量是什么？
邱华栋：这部小说就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我选取了十个有确切编号的实有洞窟，一开始就是对各个洞窟的实质描述，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小说中的十个故事，十个人物，虽然大部分是虚构的，少数是实有的历史人物，但他们都与敦煌莫高窟有着独特的联系。在虚与实之间，小说是自由穿梭的。这也是我这些年对西域历史文化书写的一种经验。
对历史与文化的精准把握 需要大量阅读与实地探访
北青报：创作这部作品，您做了哪些前期的历史考据与实地调研工作？
邱华栋：我每一次去敦煌，也会探访阳关、玉门关、汉唐烽燧、古道遗址……还有一些墓葬、河流、山川，都会让我获得很多直接的经验和感受。更别说，还有风的味道、雨的触感，以及当地葡萄、杏子的滋味。还有各种声音。每一次实地探访，我都感觉读过的千卷书，就在眼前复活了很多形态。我能看到很多人的身影在走动，他们从历史中来，栩栩如生的。洞窟里面的壁画与彩塑，其丰富的内容也令人流连忘返……都是我写作的一种积累。所以，一部小说的诞生，要等待很多年，需要不断的积累才能把握好。
北青报：莫高窟的建筑、壁画、宗教功能都极具专业性与历史厚重感，您在还原这些内容时，遇到过哪些创作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邱华栋：在16万字的篇幅中，呈现敦煌千年史，这一目标是比较难实现的。首先必须要读一些非常专业的学术书籍，才能对敦煌有一个更精准的把握。20多年来，我阅读的敦煌相关书籍，上百本是有的。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又重读了一些关于敦煌莫高窟的著作，特别是《归义军史研究》（荣新江）、《图说敦煌二五四窟》（陈海涛、陈琦）、《粟特人与敦煌莫高窟洞窟营建》（沙武田）、《涅槃、净土的殿堂》（公维章）、《梵室殊严》（赵晓星）、《画中有话：敦煌石窟百讲》（敦煌研究院编）、《敦煌民族史》（杨富学等）等著作，对我的启发很大。在此，向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们致敬。没有这些年敦煌学的发展和国内外杰出学者们大量细致的研究，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也无法展开文学想象力的翅膀。
北青报：小说中很多人物故事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一个商人的扶危济困，向死而生；还有一个萨保五代家族的精神寄托等等，您是如何挖掘这些人物故事，并将它们与莫高窟的历史脉络、文化内涵相结合的？
邱华栋：这需要对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西域丝绸之路文化历史有一定的把握与了解。比如，粟特人是一脉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非常有意思的中亚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与中国的其他民族融合，变成我们血脉中的一部分。在汉唐宋元时期，粟特人曾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杰出商人。我在写“一个萨保”时，就通过吐蕃占领河西走廊时期，一个粟特人五代经商，以敦煌作为他们家族万里商路的中继站的故事写出来。他们一心向着大唐，通过改绘家族窟中供养人的装束，体现对唐朝的皈依。这是一个文化上的交流、交往、交融最为明显的例子。
还有，当一个富裕的商人在佛祖涅槃像前，想到自己即将死亡，那么他所获得的钱财还有什么好用吗？我通过这样的构思，也希望体现出一个人如何度过一生的当代价值。说到底，我认为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小说。我这部小说也确实延伸到了当代——书中人物就有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他们是新的敦煌文化的守护者与奉献者。
对文化遗产 要创新性地表达好
北青报：在您心中，敦煌的“神”究竟是什么？
邱华栋：敦煌的“神”，就在于敦煌的包容性，在于敦煌不仅博大精深，还能安慰和丰富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
北青报：您在创作中如何平衡历史的严肃性与文学的诗意性？
邱华栋：历史是严肃的，诗意的想象，能让这种严肃性变得可亲、可感、可爱。小说有这个功能。那么厚重的历史，那么丰厚的文化，那么神秘的宗教，都会在小说中体现出别样的轻盈魅力。用文学的手法，可以以点带面，通过各种人，特别是敦煌石窟的开窟人、供养人、僧人、画匠、工匠、过路的行脚僧和商人，还有敦煌地区的统治者的故事，来呈现敦煌这一伟大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与文明光彩。
我想，各门类的艺术，都可以在我们丰厚的中华文化遗产中寻找创作资源与灵感，这要看作家、艺术家自己的积累与修养、才华与追求。我自己无非是一个极其热爱文学的人，是热爱本身在让我持续地写作，从来都未曾放弃与改变。一心只做一件事。通过深入的“凝视”，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会与我们发生奇妙的感应与互动，就变成活的创造性的表达，在我们的眼前成为现实。
对文化遗产，不仅要守护好，更要创新性地表达好。这一点，是我近些年，不断进行思考和实践的。
北青报：对喜欢这部作品的读者，特别是对想要了解敦煌文化的年轻读者，您希望这部作品能带给他们怎样的阅读收获？
邱华栋：我希望阅读这部小说的朋友，有机会也能去敦煌看看，能够以个人的情感和生命瞬间，与敦煌莫高窟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深刻联系。
北青报：您后续在文学创作上，还会继续深耕西域历史文化题材？
邱华栋：我出生在新疆。大学毕业就在北京工作，是生活在北京30多年的新北京人。年轻的时候，赶上了北京城市的巨大发展与巨大变化，我作为外来者，对北京特别的好奇、新鲜，所以，写了不少关于北京的小说，也写过一部与北京三千年城市建筑空间变化有关的非虚构作品《北京传》，前后印了8次。这是我对北京的书写。
过了五十岁，我在梦中经常会回到新疆天山南北那广大的区域，那里三千年的历史与文化，风景与人物，在我的心中逐渐发出了召唤。于是，我在那片土地上多年的行走、我见过的人、我读了几十年的西域历史资料，都联系起来了。忽然之间，我就感觉自己能够写出一种比较独特的关于西域题材的小说了。在长篇小说《空城纪》《龟兹长歌》《敦煌变》之外，我还有两部非虚构作品《祁连山传》《北疆的河》，今年出一本，明年出一本。写作也要响应内心的召唤。有的题材，不到成熟的时候，不会长出来的。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