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都北京距今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分封燕、蓟，北京还只是一个方国之都，后来随着中原王朝的关注增多，陆续得名渔阳、涿郡及幽州，成为地方行政中心。唐代安史之乱后，幽州脱离了唐廷的控制，割据一方。到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军阀混战，局势动荡。手握重兵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称帝，认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并以割让幽、蓟、云、朔等十六个州为条件，换取契丹人的支持，成功建立了后晋政权。公元938年，石敬瑭遣使向辽太宗送上燕云十六州的图籍，辽太宗将幽州定为“南京幽都府”（后改称析津府），又称燕京。
唐悯忠寺故址 摄影/本报记者 李喆
北京在辽朝作为陪都出现，这是其城市地位的重大转变，标志着它从地方行政中心上升为国家级的政治中心。当然，北京能够成为各方势力觊觎的大城市，更多是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北京“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北京地区三面环山，面朝渤海湾，怀抱平原，背靠大草原；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错地带，是中原地区连接辽东半岛和漠南草原的交通枢纽。这种特殊地理位置，导致民族间的纷争与议和成为该地区历史发展的主线——中原王朝统一、强盛时，这里是繁荣的军事重镇和民族交往中心；反之，中原王朝内乱、衰落之际，这里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侵中原的通道和踏板。因此，无论对于北方少数民族还是中原王朝来说，定都北京可以控制中原腹地和内陆草原直接的交往，同时掌控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区的资源。
幽州入辽成为“南京”后，辽南京的城市格局基本保存了唐代幽州城的里坊旧制：“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搂，大署其额，有靥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旧时坊名也。”城中居民仍以汉族为主，也夹杂了部分契丹、奚、渤海等其他民族居民。这是因为辽朝推行“胡汉分治”政策，“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即以汉官治汉人，管理税收、科举等；以契丹治北方民族，管理畜牧、部族和军事。辽朝统治者此举为其吸收先进的中原文明创造了有利条件。
辽南京可分为外城、内城两大部分。关于外城的形态，《辽史·地理志》记载“城方三十六里”，城墙高三丈，宽一丈五尺，有八座城门。而在11世纪初，北宋派往辽国的使者路振眼中，辽南京“幅员二十五里”。经考古发掘后，我们基本可以确认：辽南京的东城墙在今宣武门稍西校场五条、烂缦胡同一线，南城墙在今白纸坊西街至东街一线，西城墙在白云观西土城台至小红庙村一线，北城墙在今白云观的北面、头发胡同一线。整体来看，辽南京城垣以北京广安门为中心，依靠莲花池水系建成。
辽南京的内城又称皇城、大内，位于城西南隅，“幅员五里”。内城中主要是宫殿和皇家园林。其中，宫殿区位于内城东侧，有元和殿、昭庆殿、便殿、内殿、嘉宁殿、弘政殿、紫宸殿等，还有供奉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御像的两座御容殿。宫殿区东侧为南果园区，西侧为瑶池宫苑区。宫苑规模较大，瑶池中有小岛瑶屿，上有瑶池殿，池旁建有皇亲宅邸。内城的布局体现了皇家的威严和尊贵，宫殿建筑宏伟壮丽，园林景观优美，是辽代皇室居住和处理政务的重要场所。
限于城市规模和内城位置，辽南京城中只有两条贯通全城的干道，一条是东西向干道，名檀州街，位于今天广安门内大街一线；一条是南北向干道，位于今天的牛街一线。里坊区分布在内城周围，从文献中可以确定方位的有归厚、显中、棠阴、甘泉、时和、仙露、敬客、铜马、奉先等九坊。里坊的设置便于城市的管理，不同的里坊承担不同的城市功能，体现了当时市民生活的丰富多样。坊内的一些寺观一直留存到当下，如今天的法源寺即当时的悯忠寺，现在的天宁寺塔即是当时天王寺内之塔。
在北京城市史上，辽承天太后萧绰，也就是民间口耳相传的“萧太后”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通州的萧太后河是北京境内唯一以人物命名的河流，相传该河道因萧太后主持开凿而得名。然而，这一传说并非空穴来风，今通州南部漷县附近，在辽代属于一处湖沼湿地，名为延芳淀。萧太后与儿子辽圣宗在位时，曾多次驾临于此。辽统和十三年（995年）时，辽圣宗曾“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这一活动如今已被考古工作证实，今通州于家务乡吴寺村南发掘出耳、足残毁的辽景宗石像，但可惜萧太后像毁于战火。由此可见，萧太后确实与通州关系匪浅。
北京虽只是辽朝的“五京之一”，但无论其城市规模和繁华程度，还是战略地位，都在五京之中首屈一指。一方面，辽南京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是重要的商贸枢纽。宋辽关系维持和平稳定的一百多年中，南京既是宋朝向辽朝输送贡品的交接点，也是两国进行商贸往来的交易中心。辽朝鼎盛时期，辽南京的人口总数高达30万人，不但是辽朝的第一大都市，也是北方唯一能与宋朝的东京汴梁相匹敌的繁华之地，号称“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
另一方面，辽南京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中心。辽朝统治者崇尚汉文化，实行科举制度，辽南京中设立了官学和私学，教授儒家经典，培养了许多精通儒家文化的人才，推动了儒学在辽代的传播与发展。与此同时，佛教、道教等宗教在这里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寺庙、道观等宗教建筑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汉、契丹、奚、渤海等民族渐趋交融。
辽朝灭亡后，金朝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金中都，北京的八百年首都史由此正式开启。有学者认为：“幽州城在辽代成为五京之一,且时间长达近200年,城市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唐代城内‘家家自有军人’的军事重镇,演变成作为辽南京的区域政治中心。可以说，北京在辽代已初步具备了作为京师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由此可见，正是辽南京的近200年陪都史，使得北京不再是中原王朝的边塞要隘，而是具备了成为国都的崭新气象。
（韩靖宇 李文畅）
编辑/汪浩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