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不花什么钱 还有这么多可玩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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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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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尚意(退休媒体人)

我上三年级时,忽然就觉得怎么满街都是大字报了?报纸上也说“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虽然能觉出许多变化,但我们啥都不懂。

常见的蹬踏着三个轴承做轱辘、上边绑一大筐的小车、滑行在路边或胡同里捡废品的孩子,白天也歇了,只等夜幕降临,到街上去揭一层摞一层、比鞋底子还厚的大字报,比捡烂纸的收获可大多了。后来才知道,1965年《海瑞罢官》被批判,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同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当时最重要的事,就是“最高指示”一发表,所有学生全都特自觉到学校集中,敲锣打鼓地汇集到全市的游行队伍中,到天安门转一圈儿,然后在路灯下散伙、回家。只是我特纳闷儿,但只敢在心里瞎琢磨:怎么毛主席老爱在晚上说话啊?

红袖章满天飞了。1966年8月18日,百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大串联”来北京的各地红卫兵。由此开始,连着接见了八次。“大串联”也风起云涌,我姐那时正上大学,自然也去串联,她回来说,去的地方数昆明最好。我也帮家里把棉被送到街道上的“接待站”,那儿接待的可都是“毛主席的客人”。

“文化大革命”再热闹,老百姓还得照样过日子,邻里间还是一切照旧,随遇而安是咱北京人的脾性。就像老舍在《我这一辈子》里说的:“年头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

我们住家比较近的几个同学,那时是“躲进胡同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看够了热闹,就忙着做鱼缸、养热带鱼、捞鱼虫、筛线虫;或是逮蛐蛐、油葫芦(蟋蟀)、蚂蚱(蝗虫)什么的;再不济还能拿头儿上带胶的竹竿粘“知了”(蝉)、织网子抄老琉璃(蜻蜓);推铁环、抽“汉奸”(陀螺)更是家常便饭。

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那时不花什么钱,还能有这么多可玩儿的。因此是否可以说“幸福感”和经济发展程度没有必然、绝对正比的关系?但可以肯定地说,我那时也挺忙活。

后来的某些人士,可能也是在玩儿弹球、拍三角、拍洋画时,打下了凡事必须见个高低、分个输赢的基础。报告文学《聂卫平面面观》中不是说过么,凡是有输赢的活动,老聂都喜欢,不过在他那里把“赌徒心理”给升华成了“爱拼才会赢”。

我姐姐离开大学校园到河北柴沟堡、西合营等地的部队农场锻炼,回来分配到了日坛中学教书。我给她做了一个粉笔盒,都是就地取材:用三合板粘,把铝电线剪短当铆钉、用来做盒盖的连接,这都是做鱼缸时长的本事,我似乎早就对“实践出真知”一说有所感悟。

我哥他们大些的孩子早就开始鼓捣矿石收音机,爬到院子里的大枣树上拉天线;进而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至今我还记得“超外差”这个词。动手组装“话匣子”的风气,一直流传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视机初进寻常百姓家。我一个马路公司的同事小鲍子装了个9英寸黑白电视,没有外壳,只有小荧光屏兀自立着,被大家戏称为“单眼儿蛤蟆镜”。

上小学时,我还在自制砸炮的技术平台上开发了短筒火枪一支,样子比电影里的盒子炮还猛。冲天一枪,在若干小“粉丝”的“嗷嗷”叫声中,飞得老高老高。

后来看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石光荣拿起他儿子自制的火药枪,还煞有介事地用放大镜看时,我觉得演员没生活,还真是不行。还有《大宅门》里的白七爷,抢杨九红时掏出短筒洋枪吓唬人,那就是打完一枪就得装填火药的火枪,被白老七当成盒子炮使了,砰砰砰一气儿就打好几枪,让人不能不怀疑他们不具备基本的常识。

2024.6.28

手绘/焦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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