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作家史铁生先生去世的消息迟了，说明我离文学界远了。可这仍让我在桌前愣了许久，当时耳边响起一支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是一篇小说，也是史铁生的成名作，我记得发表在一九八二年我供职的《青年文学》上，回首一算已近三十年矣。

当年读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读者今天至少都应该五十岁以上了，这篇小说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很大，作者把艰苦的农村插队生活写得如诗如画，充满了情感。一个身体残疾的作家能有这样的文笔与心态，让我们编辑非常震惊。

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叫牛志强，自打我离开编辑部再也没遇见过他。牛志强先生是当时我们《青年文学》“文革”前大学生中最年轻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小牛。记得有一天，他兴冲冲对我说，抓到了一篇好稿子，上头条，让我抽空先看看。按当时文学期刊的地位，在《青年文学》上头条跟今天大片票房过三亿似的，让人兴奋加得意。我们那时在编辑部都称老陈老赵小牛小马的，没人称官称，也没人称老师，这类虚头巴脑称谓的毛病都是这些年慢慢添的。

一天中午在食堂，牛志强大呼小叫地喊我，我看见他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一脸笑容的史铁生，我赶忙过去寒暄。面对史铁生这样的残障人，我总不知如何说话是好，话轻了，显得麻木；话重了，怕有闪失；不轻不重又拿捏不好，只好以笑对笑，偏过头去跟牛志强打岔。

我那时年轻，刚到编辑部也不久，以我当时的人生经验，残障人中弱者都是一脸苦难，而强者又总是一副深沉的样子。可史铁生不是这样，其笑容灿烂至今仍清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丝毫没有怨天尤人的迹象，言谈举止平和。那天编辑部留他在食堂吃饭，添了俩菜，我们编辑部能围过来的人都围过来了，挤得桌子上都伸不开筷子。

后来史铁生因这篇小说不仅被文坛关注，还让许多读者关注。他下乡时的不幸致使下肢瘫痪，使他的作品比平常人多了一层思考。这层思考，与我们那个时代常常教育的身残志坚不同，更多的是有关生命的含义。

我和史铁生先生并不熟，那时编辑部对作家都是责任编辑制。牛志强是史铁生的责任编辑，他一提起史铁生就兴奋得像孩子的保姆，笑声成串，永远说不尽各类相关的话题。记得他有一次带我去史铁生地坛旁边的家，房间拥挤不堪，轮椅出入还需要人抬，十分不便，史铁生坐在轮椅上总是仰着头看我们，这让我揪心并尽快坐了下来。临近饭口，史铁生非要留我们在家吃饭，那时还不兴去餐馆，我们再三推辞才走出他那间低矮的小屋。我当时感受多多，只是今天反倒说不出什么了。再后来我离开了《青年文学》，再想看史铁生只好看他的作品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和作协到处都充盈着神圣感，出门一说是作家会让人肃然起敬。那时候明星都不如作家受欢迎，靠脸蛋儿的不如靠脑子的是社会的共识。可惜这共识到九十年代就不复存在了，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让作家们一个个下海，不下海也羡慕下海的。作家们的神圣光环逐渐褪去了，趾高气扬的作家们开始低头耷脑了，社会地位渐渐走低，于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也有人踏上了红尘滚滚的道路。

史铁生由于摇着轮椅，落在了后面。古人常说福祸相倚，瘫痪这祸到了这会儿竟然成了史铁生的福分。生命含义的这层思考，让他比正常人更能清晰地知晓写作的含义，让他更加放不下手中的这支笔。

史铁生在最苦闷的日子里会去地坛“默坐呆想”，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作家也不会如此苦行。一个瘫痪、每周透析三次的人命若琴弦，离死亡有多远恐怕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知晓，史铁生以平静的口吻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死亡与苦难让史铁生在作家中成为一个哲人。世事纷杂，充斥诱惑，而他三十年的作家生涯却一个十年比一个十年更为精彩。他未变，时代变了；时代变了，他未变，因而凸显一个灵魂的价值。史铁生调侃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这句沉重的话让我们听来是多么的豁达。在二〇一〇年的最后一天，在离他六十岁生日还有四天的时候，他迎来了他那“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在天国，史铁生先生一定幸福，超越凡人。

2011年1月3日凌晨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