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汗牛充栋的笺校著作相比，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杜甫传记不算太多。1952年，洪业出版了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对杜甫一生做出系统的叙述与考证。书分两册，上册为传记正文，下册为注释附录。同一年，冯至也出版了《杜甫传》，篇幅小于洪氏作品，但在国内影响甚久。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专著《李白与杜甫》，虽为专论，实则涵盖了杜甫一生，从史学角度提出很多新见解。1982年和1988年，陈贻焮先后出版了《杜甫评传》上卷和中、下卷，篇幅上远超洪、冯二人著作，在史实考证与诗篇分析上都很细致。1993年，莫砺锋出版了《杜甫评传》，史证较少，重文艺批评与评价。上述传记使我们对于杜甫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的理解，较传统的年谱更为深入和立体。

不过，已有的杜甫传记在关注重点和谋篇布局上，仍然带有很强的年谱印记。与一般历史人物的传记相比，杜甫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尤其显得空白。着墨最多的部分，大致是在杜甫中年以后。此外，安史之乱在杜甫生命历程中被赋予了过多的历史意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杜甫遗留下来的诗作特点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目前存世的杜诗大约有一千五百首，这些诗作在年代分布上，呈现出典型的指数增长特征。如果再将诗作的字数考虑进来，则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杜诗，其实是中年以后杜甫的人生记录，以及集中于夔州等地的暮年回忆。在天宝后期进呈玄宗的奏表中，杜甫自述“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进雕赋表》），而现存杜甫此前的诗作不过百余首。换句话说，仅天宝以前杜甫散佚的诗作便有上千篇，对探求早年杜甫的生命历程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缺憾。

另一方面，千年以后，与当初的作者杜甫相比，我们作为历史解读者对杜诗的理解，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差异。徒步还是骑马、种竹抑或伐木，杜甫所关注的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相反，许多在诗中一闪而过的交游细节、人际关系、历史事件，却成为我们探寻相关历史的宝贵线索。但在实际的传记书写中，我们往往会被杜诗强烈的情绪同化，从而将杜甫个人的生命体验在历史层面进一步放大。一个最显著的例证是，杜甫这一代人对于安史之乱的盛衰感触，掺杂了大量个人际遇和今昔对比因素。如果我们对此不予甄别，则会想当然地将安史之乱在杜甫生命甚至唐代历史中的地位无限抬升，从而忽视了很多更为深层的历史变动。近年来常见的一种写法是将历史人物置于时代之下，往往称为“某某和他的时代”，这其实是对传统的人物传记和年鉴学派整体史两种历史方法做出的一种调和。在著名的《圣路易》中，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1924—2014）曾说：

历史学家作出的选择实际上是强迫自己首先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文献资料的收集，他对传主的了解希望达到什么程度和能够达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文献资料。……由于圣路易既是国王又是圣徒，所以他与圣方济各一样，是我们掌握第一手资料最多的 13 世纪人物之一。……可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圣路易因资料丰富而具有的表面优越性，却因人们怀疑这些资料的可信性而被抵消了。……第一个原因在于以往圣路易传记作者们的素质和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几乎都是圣徒列传的作者，……他们不满足于把他写成一位圣徒，而是要依据他们各自所属集团的理想，把他写成既是国王又是圣徒。……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圣路易国王的资料大多是文字资料，这就为随意加工提供了方便。这些文字资料都是用拉丁文撰写的圣徒“生平”或“传记”。……通篇充斥格式化的记述。

如果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是一个被宗教化了的历史人物，那么杜甫就是被高度文学化了的历史人物，他是文学史中的圣路易。傅璇琮直言杜甫研究的困难在于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料太多”。只不过关于杜甫的大量史料，其实是对他文学地位的繁复注解。如果按照勒高夫的初衷，《圣路易》一书恰恰是要突出个体和个人。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尝试摆脱“大历史”的写作模式，以作为微观个体的杜甫为视角，还原他所看到的诸种历史图景。

杜甫的“诗史”之名由来已久。编成于9世纪下半叶的《本事诗》，对于杜甫有如下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不是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但他的作品却颇类似于这位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的名著《意大利史》（Historia d'Italia），包含了大量对正史的复述和对常识的转述。很多历史事件似乎在杜诗中记载甚详，但稍加溯源就会发现，类似记述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早已存在。正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在批判圭恰尔迪尼时所说，“我们必须广泛搜集和研究在他之前就已经出现的报道和论述”。在这个层面解读杜甫，高明者如钱谦益、仇兆鳌等尚能通过史料比对发微小之覆，不得要领者则只是充当继官方文献、杜甫诗歌之后的第三手事件转述者。

因此，“诗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杜甫作为历史参与者，给后世提供了他所独见的原始史料。“诗史”与“诗仙”“诗佛”等称呼一样，被界定的核心都是后一个字，这里的“史”不是历史，而是史官、史家，用今天的话讲，叫“历史记录者”。《公羊传》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抛开经学而论，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是对历史记载的一种分类方法，即历史学界所谓的原始史料和转述史料，其背后则是当前史料批判所谓的撰述意图。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加以把握和解释的过程，是在一个由各个阶段组成的漫长的系列之中发生的”，“归根结底，自传可以扩展成为对于历史的某种描绘”。这种描绘虽然是有限的，却足以通过个体与世界的经验关系而充满意义。杜甫以亲历者的身份，用存世的一千五百首诗歌记录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成功地将其贯穿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之中，最终构成了一部狄尔泰眼中标准的自传。借助丰富的个体经验，他的生命史与8世纪中叶的唐朝历史激荡交融，释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这恐怕才是“诗史”的真正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