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四分钟，“女管家郎景和”来信提醒：可找到？八楼不是八层。

果然，围着这座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盛名的协和医院转了两圈，找不到入口。边走边问，终于在一位协和朋友的带领下七绕八绕，推开了位于老楼二层的办公室。

郎景和已在等候，黑框眼镜，和善的笑容，精神矍铄，和电视上并无两样。

打开的电脑上是他准备讲演的内容。退休以后，郎景和依然常回协和，查房、会诊，甚至开刀。自1964年来到协和医院，除了出国和参加医疗队，郎景和没有离开过协和。他说：“协和就是我的家。我在协和的时间肯定比在家里的时间多。协和是我的摇篮，是我的母亲。我这辈子都给协和了。”

办公桌上正摆着不同版本的《妇科手术笔记》，两本是已出版的，一本是草稿本，被翻得卷了边，封面上有郎景和手书的“难产的第三卷”。

科学出版社编辑给郎大夫提供了一本空白纸，每个题目的内容也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医学解剖图却实在没时间画——已出版和待出版的《妇科手术笔记》中所有的图，居然都是郎景和自己画的。

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博士生导师，却不知道他还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学时代就发表诗歌、散文，还曾担任科普作家协会的副会长，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主编（译）著作30余部，现已出版“一个医生的”系列丛书10余部……现在，我们知道了他还是艺术家。

郎景和说，对外科大夫来说，绘图可以认为是和手术技术一样的基本功。画图可以准确明了地表示病变和手术状况，尤其是语言难以表达或书写也未必能说清楚的问题。

曾经作为医学教育基本功的绘图，现在已经被医学教育和毕业后继续医学教育忽略了。我们被各项五花八门的医学检查牵引着，被各种高科技和精准数据挟持着，不知道还有哪些医学教育被掩藏在蓝色的病历背后，又有哪些传统的医学教育是今天应该传承的？近日，《中华读书报》记者专访了郎景和院士。

郎景和

如果你仅仅是个好医生，就还不是一个好医生

中华读书报：您走上医学道路是受谁的影响？对您来说学医是必然的选择吗？

郎景和：两个原因。中学开始我对哲学感兴趣，考大学时，想报北大哲学系，当时要加试数学的，我虽然数学常得五分，但不是数学脑子；我对文学也感兴趣，高中时我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作品，1958年我写了一首诗，稿费是一块钱，就可以请三个同学下山一起吃顿饭。我最得意的是散文《家乡的夜来香》发表，得了16块钱稿费——当时县委书记月薪才24块钱。但是我不想考文科，哲学也没把握。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母亲身体不太好，我经常会去镇上请一位于先生（他应该是中西医结合，有药包，有听诊器，会号脉），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到我们家。看着他打开黑包，拿出小铝盒，里面有针管、酒精，给母亲打一针就好了。我觉得很神奇，酒精的味道很迷人，当医生特别好。

我曾写过一个条幅：医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爱好，哲学是我的训练。再加上父母也希望我学医，就报考了白求恩医科大学。

中华读书报：如果请您概括自己的成长经历，您觉得人生哪几步最关键？

郎景和：一是选择学医，二是到协和医院，三是进了妇产科。我是59级，同期有600多名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生，遴选到协和医院的只有15个，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林巧稚大夫是我的指路人。我总结妇产科的三大优势，一是有林巧稚大夫，二是科室不大不小，三是动手动脑。到协和是幸运的，能够到林大夫身边工作，更是幸运的。

中华读书报：您在林巧稚身边工作多年，她去世后新华社的通稿也是您以“叶维之”的笔名撰写。您所接触的林大夫是什么样的？

郎景和：我1964年到协和以后，林大夫已经不太讲课了，但林大夫查房很有意思。对林大夫查房，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我们要把病例摘要，包括各项化验结果都背得滚瓜烂熟，特别是要准备林大夫可能提的问题，要查阅文献。林大夫可不是那么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提问题、讲问题的人。她看见窗户新涂了绿漆，会提问：颜色对病人的心理有什么影响。她在待产室直接用耳朵贴在孕妇肚皮上听胎动、胎心，旁边大夫送上胎心听诊器，她会问：这种听诊器是谁发明的？

后来，我经常陪林大夫接待来访者，或拟文发表，或拟讲演稿。通常是和记者商定提纲，然后和林大夫交谈，再把谈话整理出来，有序有段。林大夫有深刻的思想、睿智的见地，我们会从她朴实无华的言语中领会到一位伟大医学家的清澈见底的胸怀、宽广无涯的仁爱。

“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这是林大夫的话。这句话应该成为每个真正医生的终生信条戒律。林大夫还说:“大夫的时间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病人。”这是忘我无私，这是奉献大公。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已故副主任王文彬教授曾经说：林大夫从美国芝加哥回来，在10楼223室（一个老协和聚会的阶梯教室）讲演，她用英文演说近两小时，却唯独没有一个“我”字。何止是讲演，她82年的生命历程中，也是只有妇女和儿童，唯独没有她自己。

中华读书报：您很重视科普，当时写科普文章及书籍，是林大夫教诲指导下开始的？

郎景和：20世纪70年代，北京出版社策划组织编写《家庭卫生顾问》，请林巧稚、翁心植主编，我当时正好做林大夫的学术秘书，有幸参与其中工作。后来又协助林大夫主编了《家庭育儿百科大全》（北京出版社，1981年）。之后，林大夫家乡福建人民出版社也约林大夫，老人家索性把任务交给了我，这就是我主编的《实用育儿指南》（1983年）。后来，我走上了科普之路，成为医学科普的“积极分子”。

我们的前辈，像林巧稚、宋鸿钊，不仅是医界泰斗，也是科普大家。1965年林大夫参加中国医学科学院赴湖南医疗队，在湘阴县巡回医疗四个月。根据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她编写了《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宋大夫的《妇女保健》，也是我学习写科普的蓝本。

一位医学哲人说得好：如果你仅仅是个好医生，就还不是一个好医生。作为医生，我自然懂得科普的作用和价值。我曾经在《健康报》开辟了一个专栏“妇科肿瘤的故事”，集结成《妇科肿瘤的故事》一书。

1981年，林巧稚大夫与郎景和大夫

当60年大夫，没和病人红过脸、吵过架，把病人当成第一重要的人

中华读书报：您对学生的医学教育又是怎样的？

郎景和：林大夫当了一辈子的“值班医生”。她的办公室就在产房对面，甚至可以听到产妇的叫声。她听了觉得不对劲，还没等我们请她，就会自己跑来看，真是一心为着病人。比如我值班，遇到问题给林大夫打电话。她会问：“需要我去吗？”我说：“您可以不来了。”过一段时间，一定给她一个回信，否则她会惦记这件事。

对学生的教育，一是要身体力行，二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不仅仅是传授技术、技能、知识。如果对病人不负责任，我不会喜欢。我的学生应该都不错。新学生来后，我要作“三次谈话”:第一次谈话，我要告诉学生，我正在做哪些方面研究，状况如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使学生有个全貌的了解，可以选择其感兴趣的。第二次，是选择了一个方向，相互讨论，“双向选择，达成一致”。第三次谈话，是在这个方向下确定具体的工作目标或切入点，确定研究课题。然后，要完成一篇正式的综述，进入研究实施。

中华读书报：您对学生特别用心，难怪大家都对郎老师敬爱有加。

郎景和：带研究生很辛苦。从选题、设计、实施、总结、分析、撰文、发表，犹如一个农夫从选种、播种、耕耘、田间管理、收获，一年、两年时间或更长，问耕耘，也问收获。这不仅做课题，还有毕业和工作。推荐给某医院毕业学生要对学生负责，也要对推荐单位负责。我的观点是，看重的不仅是能力，更应是品质；看重的不仅是现在，更应是发展。给学生找工作遇到的问题，远胜于给我自己孩子找工作。

带研究生也很快乐。年轻人的聪明才智、活力激情，是一种感染和推动。无论在门诊或者病房，我们都会有很有意思的讨论。我会提出问题，我看重的不是回答的对错，而是思维方法。更看重如果这次未回答出来或者答得不对，下次能否答出来、答得对，说明其是否回去学习了。我鼓励学生们踊跃提问的名言是：“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回答。”我也会在他们语声嗫嚅的提问中，理解中肯的提醒，那是教学相长。

每逢节假日他们自制的精美贺卡，几本费心汇编的论文集、照片的剪影集锦，甚至我的“语录”，都令人怦然心动、爱不释手。

中华读书报：您不仅能做好困难手术，还能够团结整个学科的力量，推动医学进步。所有这些进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影响了很多年轻医生的选择。当医生60年，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郎景和：医生心地善良，慈悲为怀——我认为这是当医生、作为人最基本的。这不是空话、不是高调，医生就应该这样：把病人当成第一重要的人，甚至超过对待亲人。比如晚上太太不舒服，我可能敷衍说明天再说吧；但如果病房里有病人，无论刮风下雨，无论深更半夜，我必须马上赶到。这就是医生。如果这点责任心都没有，至少不适合当大夫。有的人医术很好，很聪明，但是不把病人的事当回事，或者没那么真正当回事，你可以选择做别的工作。比如做了大手术，当天晚上我一定要来看的，没有规矩，没有加班费、没有劳务费，这是医生的本分。一个病人把健康和生命给你了，你可以不在乎吗？病人的事从来就没有小事，不可以掉以轻心。这是我当60年大夫的最基本的体会。

我了当60年大夫，没和病人红过脸、吵过架。当然我当院长、当主任时也打过官司，也有病人和我拍桌子：郎院长，这死的要是你妈……我就笑了，我说即使是这样，即使是我母亲，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也要看大夫到底治得怎么样，这病能不能治好。治不好的病，一定要赖大夫吗？

医生要讲好故事 好好讲故事

中华读书报：您有一个观点，医生要善于讲故事，讲好故事，好好讲故事。您写了那么多书，也是在践行“叙事医学”的理念吧？您认为“叙事医学”会给医学带来什么？

郎景和：“叙事医学”最早是20年代初英国医生卡伦提出的，就是用叙事的方法来把医学生涩的、难懂的、科学的术语和描述变成大众的、局外人能够听懂的医学故事，要求医生完成医案记录以外，还应该有一篇叙事医学的记录。“一个医生的”系列丛书是对我这个观点最经典的注释。

叙事就是讲故事。叙事医学是医学科普、是医学叙事、是医患交流、是医生和公众、社会的对话形式。现在叙事医学被忽略，实际上就是大家对人文的观点不够重视。我倒不一定要求每人会做叙事医学的具体工作。但是，一个医生要会讲故事，讲医生的故事，讲医生和病人的故事。讲病的故事，医生可以看，普通百姓也可以看，这对于医患交流、医生之间的交流都很有帮助。

中华读书报：您曾写过《医生与作家》——似乎您格外看重有过医生履历的作家？读他们的作品是否格外亲切？

郎景和：其实，“每个人都有文学的一面”（雨果语）。中国的文字是有灵魂的，文学就是灵魂凝聚的人学。医学也是人学，所以医学与文学是相通的。鲁迅的“解剖精神”，胡适的“儒雅风格”，都是医生应该学习的，并应该成为我们自己精神与风格的基本元素。医生是最能体察人性的，具有作家的天然必备品格；作家表达了医生悲天悯人、善待万物的情怀。所以，作为都是人学和仁学的医学与文学，医生和作家有着天然的亲缘。

鲁迅和郭沫若都曾学过医，俄国文学巨匠契诃夫的著作中能看到医生作家的色彩：《外科手术》《伤寒》《第六病房》《万尼亚舅舅》……日本的著名医生作家渡边淳一，他做了一辈子医生，还写了一辈子的医学科普，他的科普名著是《放弃尚早》。

当代医生作家有毕淑敏。她在西藏阿里做了11年内科大夫，当作家后又读了心理学博士。我当妇产科主任时，毕淑敏来协和采访，后来写了《男妇产科医生》。还有冯唐、讴歌，都是我们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高才生。他们的作品都是对母校和医学的一种贡献。

中华读书报：在《医学与文学的美好交融》，用了“美好交融”，能否谈谈文学对您的滋养？

郎景和：在我国经典的医药名著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美好交融。《黄帝内经》《汤头歌诀》《药性赋》等都充满文字之美、文学之功和文化之妙。在经典的文学名著中，如《红楼梦》《福尔摩斯探案集》都散发着医药之仁、医药之善、医药之味。医学有了文学的风韵，意味无穷；文学有了医学的内涵，深情温润。无论是医生，还是作家；无论是医学著作，还是文学作品，为什么不可以将两者美妙地融合起来呢？

医学的本源是人文关怀 医生和病人应该是战友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在目前的医学教育中存在什么问题？

郎景和：现在由于医学、知识科技进步，医学教育比以前深刻多了。比如生物学、遗传学，包括理科的工艺学，都对医学有很大推动。我认为医学在颠簸中快速前进——为什么是“颠簸”？医学的本源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第一位的。医学的本源不可动摇，但现在动摇了。

病人说“大夫，我来看病了”。医生甚至不详细询问病史，你哪里疼，怎么疼……这些关怀没有，说两句话就让做B超、CT和各种化验，这就不对。

现在有些医生的人文关怀很淡漠，这是当前医学发展、医学现状最令人担忧的地方。这又应对了奥斯勒的话——当代医学实践的弊端是：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没有解决、改善，而是越来越严重了。

中华读书报：您刚才提到和病人之间的交流，现在交流的耐心越来越少，大概也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郎景和：医患关系紧张，这不应该。医生和病人有什么对立？我为你的健康负责，我们应该是战友。公众、社会对医生的信任更重要。我最近有个讲演，题目就是《当医生真好》。为什么好？医生对人的善良是任何其他职业不可比拟的。有人说，医生看病开刀时会想到红包。这不是瞎扯吗！我想的是把你的病看好，把你的瘤子切掉。医生的善良是真正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对病人、对生命、对医学的敬畏，善良是一种情怀，一种品质。

所以，不只对病人有善心做善事，平时也一样。我在医院周边经常会看到有残疾人乞讨，见到一定会给，早上给、中午给，有时一天给两次。学生说他们是丐帮，都有钱。我说有可能，但是他在这里已经不要尊严地乞讨，哪怕他有钱，哪怕是丐帮，我也给。这是习惯的善心。出去在飞机上、在火车上，有病人呼叫，我一定要去，我能给他帮助。我希望有一次能在车上遇到突然要生小孩的情况，也挺好。

有一年我去奥地利，正好是初春，雪没完全化。高速公路上前面有车突然停下来，好像病人是骨折，抬下来了。我们在后面也停下来。我是医生啊，拨开众人去看。车上正好有夹板，我很快处理，帮她固定好了。聊天中，他们问我是从哪里来，我说从中国来的，我是妇产科大夫，他们马上肃然起敬。

怎么会发生打大夫、骂大夫的事情？怎么会和大夫不可相容？这很奇怪。

中华读书报：大概跟很多病人不了解情况有关。那您认为如何才能缓解医患关系？

郎景和：医生本身的修养也很重要，一点都不比专业弱，甚至更重要。医患关系紧张形成了“结”，这个“结”是“活结”，可以通过了解、理解、谅解来化解。

首先要了解。医生当然要了解病人，病人也应该了解医疗、医学和医生。其次是理解。医生要理解病人的苦痛和要求，善于换位思考、善于感情交流、善于观念共鸣。病人要理解医学、医疗和医生。医学不是纯科学，医疗更不是万能。再者是谅解。医生要谅解病人的焦虑与无助：疾病的痛苦与折磨、家庭的困难与窘境、看病的艰辛与茫然。而患者也要谅解医生面对众多的病人、复杂的病情，也会困惑难耐、心力交瘁，或者力不从心。如果医患之间做到了解、理解和谅解，这个“结”就一定会松解，或迎刃而解。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医学教育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郎景和：一是要加强对医学人文的教育；二是过度诊断和治疗可能成为缺医少药之后另一个让人担忧的事情，或者另一个新的倾向。三是医患之间变得有隔阂、有矛盾。这些都是当代医学的问题。当代医学不是缺乏治疗方法或某种药物，药物越来越多、手术越做越大——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手术不是做得越大越好；应该是少吃药，少做手术或不做手术。

科学的未来不等于医学的未来，再好的机器人不能完全代替医生

中华读书报：ChatGPT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的高度关注，各行各业都在探讨各自领域被ChatGPT取代的可能性。医疗机器人也很常见了，您如何看待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您如何看医学的未来？

郎景和：这是科学的未来，不是医学的未来。再好的机器人，不能代替我。现在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只是“机器手”，实际仍然是我来动手术。机器人不可以代替所有手术，它只是手术的一种方法。人很复杂，医疗手段不能用一种药、一种方法来解决，一定是多元的、多方面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微信名是“女管家郎景和”，当了几十年的妇产科大夫，您对女性有什么忠告吗？

郎景和：“女管家郎景和”就是为女同胞服务，管点杂事。对我来讲，就是男人管不好，女人管不了的管家。

通常讲，人是生产力，妇女是生产力的生产力：生孩子就是生产人。妇女有多重要？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家庭……不止是半边天。我作为妇产科大夫，一定要关爱妇女，保护母亲，这是我一辈子应该做的事情。

中华读书报：亨利·西格里斯特有过《最伟大的医生》，结合您自身的体会，您认为什么样的医生是最伟大的？

郎景和：我认为最伟大的医生，首先是他对病人有深切的、忠实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第二才是精湛的医术；第三是负责精神。一点儿不能马虎，一点儿不能虚假，假要出事的。医生一个是善，一个是真。我常给学生讲，医生要记住墨菲定律，如果一件事可能会变坏，迟早会发生。有一点儿毛病，病人就要遭殃；小毛病可能难免，但是要时刻警惕自己。什么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医界宗师张孝骞大夫的警世名言是“戒、慎、恐、惧”，也是从医四字诀。医生的恐惧在于敬畏：敬畏生命，敬畏病人，敬畏医学，敬畏自然。

我经常讲，有两句俗语不太对，一个是艺高人胆大。做手术应该是越做越害怕，尤其是医生要胆子小、要谨慎；一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一种无知的盲目性，如果不怕，一定会被虎吃掉。应该像武松一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当大夫一辈子不能忘记的。

中华读书报：作为医生，您是否有自己的养生术？您现在的生活状态如何？

郎景和：有人问我健康秘方，我说没什么秘方。我有三条：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干活。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命。

采访完郎景和，我被他的善良、豁达、宽容和风趣深深地感动着。走出这座协和老楼很慢，像来的时候一样曲里拐弯，但却不像来时那么慌张无措。我甚至希望在协和的路更远一些、长一些，慢慢让我消化来自郎大夫的那份纯粹的热情和博爱的感召。

（本版图片由郎景和院士提供，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