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爱德华·W.萨义德2003年去世后多年，他仍然在参与许许多多想象中的对话。与他相识的人怀念那些谈话，几乎如同想念他本人——目光炯炯的黑眼睛，富有同情心，慷慨激昂，一个胸襟博大而又机警的人，有些令人畏惧，常常妙语连珠。
2003年12月，我去了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大学。距离白血病夺走他的生命仅过去数月，纪念活动逐渐多了起来。我受邀前往与他在纽约的家相隔如此遥远的地方，做一场关于其著作的演讲。本以为演讲场地只是可供小型研讨班使用的房间；相反，我被领进校长办公室一起喝茶，校长身旁还有位美国领事，二人居然都非常熟悉萨义德的著作。稍后我来到演讲的地方，有高中体育馆那般大小。放眼望去，皆是色彩鲜艳的学校制服，四周响着兴奋、嘈杂的议论声。
座位都坐满了，很多人沿着墙或在窗边站立——学生、团体成员和一些外籍访问学者。他们仿佛想接近任何与萨义德本人接触过的东西。埃及小说家艾赫达芙·苏维夫（Ahdaf Soueif）记得萨义德讲座结束后，年轻人走上前去，只是为了触摸一下他。就在我走上演讲台前，后面的两排学生突然站了起来（显然是计划好的），开始齐声背诵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大地上受苦的人》中的句子，流露出仿佛在参加一场政治集会的热情。
这种毫无保留的热情，多少与萨义德生前遭受的更复杂的评价相抵牾，所涉及的第三世界反抗与他更迭的立场和分化的同情之间，距离有点遥远。事实上，在最后十年间，萨义德觉得他有被“捧杀”的危险（如马丁·艾米斯这样形容萨尔曼·鲁西迪），他已成为一个偶像，而非务实、极不自信的寻觅者（他始终这样想象自己）。
另一方面，对一个将街头战斗转化成在异国演讲厅里进行复杂论辩的人而言，上述热情似乎又再匹配不过。巴勒斯坦人有了他们温文尔雅的发言人，从内部刺中殖民地宗主国的种种疯狂之举；同情以色列的人发觉自己支持的是居心叵测的冒牌专家和恐怖分子；研究东方的学者从后视镜里瞥见装备精良的敌人；大学里非欧洲血统的流散者感谢萨义德为他们多文化的呈现开辟了道路；在高校里的文化左派感到费解，不明白持如此观点的人如何能深受当权者的嘉赏。换句话说，把萨义德变成一系列全无深度或细微差别的标语牌再容易不过。
他留下了难以忽略的影响。作为巴勒斯坦裔美国批评家、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爱德华·萨义德如今被视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具突破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写诗，也做理论思考，善于劝导和运用策略，既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也为流行杂志和发行量广大的报纸写文章。他的著作和文章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仍然启发着世界各地的读者。他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学术界：在魏玛组建交响乐团，在面向全美播出的电视节目上陈述观点，在开罗英文报刊上以本地线人身份发表文章，在美国国务院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进行交涉，甚至会在电影里客串，扮演他自己。他的一生犹如一部小说，凶险的血液病持续了最后一个十年，与他就健康衰退和文明衰落写的文章形成映衬。
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是商人之子。1948年，英国开始托管巴勒斯坦，随后的军事行动让他和家人失去了老宅和故土。他天资聪颖，并非循规蹈矩，很早便显露出钢琴演奏的天赋，少年时期大半在开罗度过，1951年才去美国。高中毕业后，他入读普林斯顿大学，又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63年，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那也是他在教职生涯中待得最久的地方。到1975年时，他已取得不俗的学术成就。无怪冠名讲座的邀请和荣誉学位蜂拥而至，他开拓了新研究领域，改变了大学的生态样貌。
他的政治实践不止是书写。写作或可谓政治实践的前驱，而萨义德也富有创造性地运用策略，所主张的政治立场起初不易被人理解，之后却融入了实际开展的运动之中。他可以结成出人意料的联盟，开辟新机构行使空间，质询外交官，向国会议员提出建议——对美国新闻界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同时，他本人也善于利用大众媒体发声。在不好过的里根和布什当政时期，他一次又一次在晚间新闻节目上驳倒智库的专家，这让大学在许多人眼里显得更加激动人心，是关键对话中能给出专业意见的地方。他将人文学科从大学里搬到了政治地图的中心位置，再没有第二位学者比他出力更多。
不仅如此，他与诺姆·乔姆斯基等学者一道撕掉了官方叙述的“机密”标签，与此举相伴随的是急切、容易引发争议的个性，愤慨与浪漫的情绪相交织，使艰深的讨论变得引人入胜。他站上众人瞩目的舞台，持仅仅几年前还被看作冒犯性的立场，为他人打开一扇门。“勇猛的斗士，引领我们与疯狂的敌手辩论的萨拉丁，绝望时的理智之源”，伊朗学者哈米德·达巴什（Hamid Dabashi）这样评价道。当他刚刚开始教职生涯时，以色列的支持者可以完全不考虑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十年过去，他发明了一套新词汇，举出一长串新的英雄。几乎凭借一人之力，他让犹太复国主义立场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某些圈子里，持批判态度变得受人尊敬，甚至受欢迎。
尽管他改变了大学，却始终不曾适应大学生活的常规。他追慕早期的学者——阅读广泛，对不知道的东西都感兴趣——从未被赛博朋克、影响理论或后人文主义等学术时尚话题所吸引。他更像是通译向导，积累老式的、普遍的和“善的”学养，这些正是他用来表达观念的语汇。
虽然一次次书写流亡，萨义德却是一个有根的人，在想象中扎根巴勒斯坦，在现实生活中住在纽约，始终赞赏它“忙碌、动荡……活力四射、躁动、反抗和包容力强”的节奏。纽约是他生活最久的地方，其间本来有很多机会落脚别处。久居一地，而神游四海，他时刻感受到这种冲击。他与诺姆·乔姆斯基、汉娜·阿伦特和苏珊·桑塔格是二战后最为知名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唯独他是靠教授文学为生。
他陶醉于这一事实。在他看来，文学不仅是一种爱好，而是他政治理念的基石，是他具有公众吸引力的秘密。利用种种意想不到的素材：从乐谱到中世纪阿拉伯语手抄本，并从诸如英国媒体分析师和巴基斯坦社会主义诗人那里寻找灵感，将人文学科带到公共生活的中心，有意借战争和反殖民革命的激情去复兴“伟大的书”。萨义德认为这是自己的主要贡献，是为巴勒斯坦事业贡献最多的地方。无论如何，在二十世纪，没有其他人这样据理力争，即和神圣典籍一样，世俗文本的含义也需要仔细解读，对解读权的争夺关乎权利和土地的命运。
那些只读过他的书的人并没有看到他的全部。当然，朋友们怀念他的孩子气，以及他对朋友的强烈忠诚，而朋友们反过来又原谅了相当多的糟糕举止——虚荣心、偶尔的任性、渴望得到不断的爱和肯定。即使像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这样的崇拜者，也认为他本质上是一个愤怒的人，但是那无法涵盖我们许多人所眼见的：他与出租车司机聊天或坐下来凝神观看电视剧《法律与秩序》中工人阶级硬汉警察时流露的温柔。在他生命晚期，一位儿时的朋友来家里做客时说，要是他的敌人能看到他为妻子准备茶点的热情与优雅就好了，他就不会被斥为好辩或固执的人。
1980年，我入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对萨义德的名声只是略有耳闻。我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希望能参加关于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研讨班，他并没有因为厚脸皮而责备我。他似乎很乐意和一个没有学会通常礼数的人打交道。后来，我提交了一份关于文化革命的论文提纲，想申请校内的研究基金。“我亲爱的孩子，”他这样说道，“这是里根的时代，你不能这样摆题目。”在纽约的黑人和拉丁裔社区进行了三年的政治组织后，我来到研究生院学习，他不时地催我讲讲“街头”生活的故事，我感到很有趣，也有点惊讶。奇怪的是，尽管他来自一个预科学校的世界，离我十分遥远，他却成为我精神上的避难所，在哥大东海岸式的势利面前有喘息的机会。几年后，我适应了研究节奏，有一次在大学路上与他迎面遇上。当时我刚在学生报纸上就罗纳德·里根发表了题为《一个罪犯的诞生》的专栏评论，目光交会，他心照不宣地笑了，没有说一个字，从我身旁经过，扬起攥紧的拳头。
1983年《世界，文本，批评家》出版后不久，一天，我们在校园里漫步走向巴特勒图书馆。这本书大胆揭露大学政治，同时修辞的运用炉火纯青，我表达了钦佩之意，他的回应是那不值一提，因为他认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有话要说，还要注意别像当时许多话语理论家那样，陷入批评家想当艺术家的错位审美渴望，雕出精辟的话语，仿佛那是来自高处的寓言。“我不是艺术家。”他强调。言下之意是，写作是找到词语，并被理解，这已足够艺术。但是他的确是一位艺术家、一位音乐表演者、一位小说家、一个锤炼散文的文字匠人，尽管他处处与艺术冲动作斗争。
有时，萨义德显得过分敏感。有一次，我和他、小说家埃利亚斯·扈利（Elias Khoury）一起吃午餐（这两位阿拉伯基督徒喜欢戏称自己是“荣誉穆斯林”），他讲起苏珊·桑塔格获得以色列的一个重大文学奖后，拒绝继续进行与他在法国合作的项目（他和纳丁·戈迪默分别恳求她拒领以色列那个奖，都没有成功）。他看起来似乎在思考该怎么办，我贸然提议他可以公开和她绝交。他笑了笑，直视着我说：“你不明白吗？她在羞辱我。”他是一个无法预测的混合体。密友不时地开玩笑，称他“爱德华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度翩翩的学者）和“阿布—瓦迪”（巴勒斯坦革命者常用的化名）的杂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实际上将他登记为“爱德华多·萨义德，又名埃德·萨义德”——时值1979年，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战打响前夕，联邦调查局似乎认为顶着拉丁裔名字更像个恐怖分子。在持续的监视下，指控不了了之。事实上，相关档案显示，联邦调查局爬梳了他的著作和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诸名线人向华盛顿办公室的上级汇报了忠实的内容摘要。最终得出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反映出他们觉得他的书相当有趣（一位“熟练的作家”，有着“迷人的微笑和柔和的声音”，其作品“已被翻译成八种文字”），他们像胆小的学生一样撤掉了指控。
面对批评，他按耐不住会迅速回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听不得玩笑。1999年4月，巴基斯坦活动家和学者艾克巴尔·艾哈迈德（Eqbal Ahmad）在去世前一个月写信给萨义德，来戳戳他的浪漫光环。艾哈迈德感谢他为巴基斯坦报纸《黎明报》写了一篇关于科索沃战争的文章，以一番献词结束这封信：“巴勒斯坦之子，耶路撒冷上空的月亮，闪米特人的光，世界的避难所，真主在世上的影子……从您名贵的衣着和荣耀的双足下扬起的卑微尘埃问候您，欢迎您回到炸弹和导弹、冷牛奶和罐装蜂蜜的土地。”只有挚友才敢这样说，这番话感染了他，正如另一位朋友、记者兼政治评论员亚历山大·科克伯恩（Alexander Cockburn）所言，帮助他“爬下受难者的基座，可以自我解嘲”。
艾哈迈德的揶揄让人想起萨义德多年来受到的各式崇敬，虽然夸张，却是真实发生的。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得力助手、后来成为著名记者的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Mohamed Hassanein Heikal）曾经看着一张如今广泛流传的照片，惊呼道：“他看起来在承受高贵的痛苦，类似呈现耶稣受难的杰出画作。”同样夸张的还有，苏丹著名小说家塔耶布·萨利赫（Tayeb Salih）赞同朋友的话，“爱德华是一部伟大而优美的小说”，并且回答道：“它会历久弥坚，愈发优美。”
然而一片光环能持续多久呢？对一个用钢笔写作的作者来说，数字时代出奇地优待他。互联网上随处可见介绍这位纽约文学圈的现代使者的网站、博客和短视频，曲高和寡的资历没有阻碍他在死后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旧的能满足新的需要，这甚至体现在他的服装品位上，他的博柏利西装和劳力士手表，从来不会是米兰的最新式样，更像是英国绅士的着装，来自伦敦萨维尔街而非纽约巴尼斯百货。每个朋友都至少能讲出一个关于衣服的故事（“你能想象一个男人忙得没时间去找他的裁缝吗？”），或者是他在伦敦顽皮地缠着朋友们，劝他们赶紧和他一起冲到杰明街买鞋，否则“我没法站在你旁边”。有些人觉得持左翼立场和穿定制西服是矛盾的，他们没有抓住重点，正是这些身穿粗花呢等高级衣料的萨义德照片，经常从互联网上被下载，印到起义军的T恤上，或被制成示威海报，从伦敦一路走到拉各斯。
即使是像约书亚·穆拉夫切克（Joshua Muravchik）这样的对手，也承认萨义德在思想世界有着持续的影响力，经受住代际变迁的考验。在《将大卫变成歌利亚：世界如何转而反对以色列》（2014）中，穆拉夫切克提到市面上以萨义德为题的专著已超过四十部，世界各地的大学纷纷开设课程，专门探讨他的著作。然而，上述努力都没有描绘出他的阿拉伯自我和美国自我组成的全貌，也没有阐释他关于巴勒斯坦、音乐、公共知识分子、文学和媒体的著作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我视此为书写一部关于思想演变的传记的特殊挑战。所有的部分都很重要，尤其在组合起来时，尽管许多读者只知道其中的一部分，忽略了其他部分。
在不同的维度上，萨义德不仅更加彰显人文学科的作用，而且极大扰乱了美国、欧洲和中东的舆论制造者。诚然，他揭露欧美帝国的暴行，有些人认为这是他唯一的主旨。他恢复了一种古老的阅读伦理，这种伦理基于要与书籍在诞生的地点和时间中所言说的相符，他毕生都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并非无可救药的模棱两可，而是可以通过诠释工作来恢复。一直以来，在思想和行动上，他创造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另类形象，而那些媒体权威和御用文人，他们（与他不同）是“强者的拥护者”，正如他喜欢形容的那样。
虽然是一位受欢迎的作家（他说过从写书和讲座中赚的钱比教课的薪水多），萨义德经常用三种语言讨论语言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专业问题。我们都知道一提到“学术”这个词，人们就会嗤笑，作为电视节目名人和畅销书作家的萨义德却为自己是一名学者而感到自豪，并且坚信大学是野蛮政治的避难所，也是塑造大学筋骨的自由思想的训练场。同样，如果对那些把硅谷辍学者当作天才来报道、一心以为佛蒙特桂冠诗人是智者的记者来说，“学术”一词意味着无关紧要或难以理解，那么这种态度与萨义德试图创造的世界相去甚远。语言、文化和形象的理论不仅对他有意义，而且本身是美的，他一直力图呈现它们具有深远而实在的影响。
萨义德凭借自己的人格力量，使文学和社会批评成为下一代每个有进取心的学生都想践行和拥有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将今天的“后批评”时代（包括在学术界）视为现存秩序对他和他所竭力实现的世界的报复。但是有理由怀疑那是否会大获全胜。回头看看在不轻言妥协的三十多年间，萨义德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中保持了批判精神，并赋予它至为温暖、善良、愤怒和诚实的形状。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