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造型独特、数量众多的青铜器，暗藏了什么信息？三星堆遗址发现的8个埋藏坑，形成于什么年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又该如何保护……

11月16日，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承办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在四川广汉举行。现场，共计20个科研机构、大学院校和科技公司的代表分享了关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科技手段运用、设施设备创新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交流了各自的工作与研究经验。

多团队协作 考古发掘工作成果丰富

会议伊始，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许丹阳和赵凡，分别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了概括介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三星堆四号祭祀坑的发掘负责人许丹阳分享了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成果，为与会嘉宾及观众介绍了最新挖掘出土的象牙雕、青铜器、金器、玉器等文物，展现了三星堆的瑰丽、奇特与丰富。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赵凡则从考古保护体系的建设、文物保护与监测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等角度，说到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现场保护与文物保护工作成果。“针对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理念建设，我们推陈出新了五个板块，包括课题预设、考古与保护同步、信息实时传播与展示、应急保护与预防性保护的同步开展，以及多学科、多团队协同作业的操作模式。”

同时，北京大学教授吴小红汇报分享了关于三星堆遗址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她表示，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研究结果和碳十四测年所能达到的精度，初步可以判断三星堆发现的几个埋藏坑形成年代处于商代晚期，形成时间大致相当。

西北大学教授、研究生院院长温睿就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有机残留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汇报分享。“从残留物反映的祭牲类型看，猪和牛被选作祭牲可能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三星堆祭牲选用反映出其祭祀体系和中原祭祀体系的紧密联系，可以看作是中原祭祀体系的一部分。”

多学科研究 专家直击“世界难题”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各种繁复精美的文物中，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青铜器可谓独树一帜。研讨会上，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陈坤龙介绍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青铜器科技分析阶段性成果。“泥芯分析显示，三星堆青铜器面具/人像、神树、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风格特征器物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芯在化学成分及显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陈坤龙说，这种差异性推测与产地不同相关。

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丁忠明分享了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文物铸造工艺分析阶段性研究成果。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王运生，谈到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及青铜器产地来源研究成果。结果表明，三星堆大玉料与彭州蛇纹石的相关性较高。在此基础上对彭州铜矿进行调查取样与地球化学测试分析研究其与三星堆青铜器的关联性，通过微量元素示踪法表明，彭州铜矿与三星堆部分青铜器关联性较大。

出土饱水糟朽象牙的长久稳定保存，是公认的世界难题。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陈华表示，各项研究表明祭祀坑出土象牙强度低、保存状况差，亟需进行化学加固保护。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陈家昌则分享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糟朽象牙脱水加固阶段性研究成果，他表示，“迄今为止，采用该项新成果已处理不同糟朽状态的象牙标本6根，实现了考古出土饱水糟朽象牙整根完整保护‘零的突破’，为考古出土饱水糟朽骨角质文物的保护修复与活化利用贡献了‘中国方案’。”

四川大学教授黎海超则分享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实验室考古的研究成果。他介绍，为了解祭祀坑形成过程、人类行为、器物功能等问题，开展了K6木箱焚烧实验、玉器模拟焚烧实验以及铜铃复制实验。

文/李雨心 刘可欣 荀超 吴德玉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