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有关敦煌的收藏最为丰富，不论数量，还是质量。在我们搞敦煌的人眼里，第一目标肯定要去英国。斯坦因1907年5月到敦煌，他是第一个进藏经洞的，带走了五大马车、二十九箱的东西。他拿的宝藏是最丰富的，数量也多，至少比伯希和多一倍。这里有唐朝皇帝写的敕书，有唐朝告身的正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书。这里有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早的带有年款的印刷品咸通九年《金刚经》，还有各种绢画、拓本、刺孔、连环画、针灸图等等。

斯坦因一共有四次中亚探险，他主要走丝绸之路南道，当时英国占据着整个印度，整个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南道都是英国的势力，北道是沙皇俄国的势力。斯坦因对和田地区的古代遗址做了系统的发掘，收获极其丰富。他在丹丹乌里克揭开了很多寺庙的房间，拿走了大量的绘画品，其中有一幅是丝绸公主带蚕种到于阗的故事，旁边有丝绸之神，有个织机。另外，他还在尼雅发掘到大量的佉卢文木简，他也收集了大量的印章，这些大部分是希腊式的。斯坦因第一次探险主要在丝绸之路南道，第二次探险去了敦煌、瓜州，第三次又去了敦煌，还有黑水城、吐鲁番。第三次在1913年至1915年，他知道辛亥革命以后不容易进来了，所以他能拿的就拿走。

斯坦因第四次探险是受哈佛大学雇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已经有古物保护委员会，抗议南京的民国政府给斯坦因护照，最后把斯坦因护照吊销了，赶了出去。斯坦因前三次都有厚厚的考古报告，第一次两大卷，第二次四大卷，第三次的报告五大卷。斯坦因的收获，吸引着我们这些研究西域、研究敦煌的人，所以我的第一目标就是奔向伦敦。

1985年4月21日晚上，我从莱顿坐火车到英吉利海峡边的荷兰角，登上可乘坐一千多人的圣尼古拉斯邮轮前往英国。

4月22日是星期一，我办好入住以后，下午四点来到了英国图书馆的东方写本与印本部。东方部有两个对我非常好的人，一个是马克乐，1975年到1977年曾在北大中文系留学，另一个是吴芳思。我带着北大的导师张广达先生给吴芳思的介绍信去找她，她第一天不在，第二天吴芳思回来了，带我进了地下书库，参观收藏敦煌卷子的地方，还有收藏甲骨文的柜子，里面的盒子把每片甲骨按照它的痕迹挖了槽镶在里头。

我本子上记的第一件要查阅的是“S.329尾+S.361首？”，后边写“赵和平”，就是赵和平和周一良先生在做这个书仪，但他们从微缩胶卷上看不清楚这两个卷子能不能拼接，我出发前接到张广达先生的信，让我来调查。我拿出两个原件往那儿一放，严丝合缝，就是人为撕开的，斯坦因拿卷子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给裂开了，这种情况非常多。

下一站是英国博物馆。1973年英国图书馆独立出来，敦煌文书在英国图书馆，绢纸绘画属于美术品，仍然放在英国博物馆。绢纸绘画上也有文献材料。我作为历史学者，最重要的是搜集文献材料。我要调查缩微胶卷里没有的三件敦煌文书，这三件文书背面有画，留在了英国博物馆。4月26日我去英国博物馆访问，因吴芳思事先介绍，管理员龙安妮热情款待我。她带我进了一个电梯，下到不知道第几层，一开门就是库房门。收藏敦煌绢画的库房里，有墙这么高的一个一个大木板子，上面镶了绢纸绘画，不是完全固定，抽出一个板子，板子两边就是大幅绢画，释迦说法图，文殊、普贤的大幅绢画都在板子上。这个库房一般人不让进的，安妮把板子一个一个拉出来，给我过了一遍，还让我照了一些照片，然后再到楼上。在英国博物馆，我抄的主要有三件文书，一件现在命名为《甲戌年沙州丈人邓定子妻邓庆连致肃州僧李保佑状》，是一封信，两边有纸画，是壁画的草稿图，我们叫敦煌白画。写信的人利用空白的地方打了一个书信草稿。背面整个是一张画，可以看出画的是文殊问疾图，是个草稿。古代的书信写好要卷起来黏合，页边上写上谁致谁。

第二件更重要，是《乾德四年（966）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莫高窟北大像功德记》。北大像就是今天莫高窟九层楼里的大佛像。这个文书是966年曹元忠夫妇出资雇人修北大像的一个功德记。它抄在一张丝绸之路行旅图的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丝绸之路行旅图，多是胡人牵马图，胡人牵驼图，这里却是汉人牵马图，汉人牵驼图，证明中国古代的商人也是往外走的，这是非常少见的。第三件是一个佛经目录，它背后也是画，因为有画，所以把文献留在了英国博物馆。这三件文书是缩微胶卷没有的，我录入《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英国博物馆一节的脚注里。

文并供图/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敦煌学家）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