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问你：赵匡胤是什么人？相信你马上就可以回答：是宋朝的开国皇帝啊。这个答案当然没有错。不过，我们也不要忽略了，赵匡胤原本是后周的禁军将帅——殿前都点检。殿前都点检，你可以将它理解成国家部队的总司令。这个职位非常重要，正是凭着殿前都点检所掌控的精锐部队，赵匡胤才能够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胁迫后周的小皇帝禅让皇位，建立宋王朝，当上开国皇帝。

不过，在赵匡胤刚刚登上帝位、宣布建立大宋的时候，应该没有几个人相信赵宋王朝能够维持长久，因为那是五代，中国历史上三大分裂时期之一（另两个分裂时期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兵荒马乱，墙头变换大王旗，改朝换代就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一个新王朝宣布成立了，过了几年、十几年，又被另一个王朝取代了，在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前，短短五十余年间，中原大地已经更替五个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

而且，在赵宋王朝建立之后，大江南北还同时并存着好几个割据王国，什么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南楚、吴越、北汉，等等。宋王朝能不能平定这些割据政权，统一中国旧疆，还难说得很。

因此，当时的人们有理由认为，说不定几年过后，又有一个兵强马壮的军阀发动另一场兵变，推翻赵宋王朝，建立新朝。这几十年来，各个王朝、王国不就是这么兴起、这么灭亡的吗？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宋王朝打破了五代十国的魔咒：开国的宋太祖赵匡胤与继任的宋太宗赵光义，不但先后平定各个割据王国，统一中国，而且建成了一个享国三百余年的长寿王朝，是汉朝之后，中国历史上国祚最长的一个朝代。

这一点，似乎与今天许多人的固有印象相悖：宋王朝不是积弱积贫吗？居然是享国三百多年？

好了，为什么赵匡胤建立的宋王朝能够躲过五代短命王朝的宿命、避免沦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

在对这个问题作出解答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是立国未久便灭国，未能维持长久、稳定的统治？

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性发作的兵变。

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本是唐王朝的节度使，在公元907年发动兵变，废黜唐哀帝，自称皇帝，建立后梁王朝；朱温称帝后，其他节度使也纷纷拥兵自立，宣布成立独立王国，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公元923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也称帝，建立后唐王朝，并消灭了后梁；十三年后，后唐的节度使石敬瑭又发动兵变、联合辽国骑兵，灭掉后唐，建立后晋；过了十一年，后晋与辽国失和，又被辽国所灭，节度使刘知远趁机称帝，建立后汉；但后汉立国仅仅三年，节度使郭威便通过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后周，取代了后汉。郭威黄袍加身的过程，十年后又重演了一次，那就是赵匡胤当主角的陈桥兵变。

你们看，从唐末到五代，兵变是习惯性发作的，每隔几年、十几年，就会发作一次，一发作，就导致改朝换代。

新的问题来了：为什么从唐末到五代会兵变频发呢？

因为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朝廷权威严重流失，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各自为政，他们的手中，掌握着不受朝廷控制的兵权。如果说，兵变是熊熊燃烧的烈火，兵权便是火得以燃烧的干柴。

那个时候的兵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中央禁军的兵权，一是地方军的兵权。中央禁军的兵权由侍卫亲军司、殿前司执掌，合称“二司”；地方军的兵权则掌握在各个节度使的手里。

禁兵原本是天子亲军，直隶于皇帝，但在皇帝本人缺乏能力、丧失权威的情况下，指挥禁军的权力便难免旁落到二司的统帅手上。后周的柴荣雄才大略，掌控禁军，没有问题，但他英年早逝，年幼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兵权便由禁军将帅赵匡胤所控制，赵匡胤之所以能够黄袍加身，就是因为他掌控着后周最精锐的部队——殿前司禁军。

节度使则是控制一方军政、民政、财政的地方军阀，节度使的“节”，指“节钺”，包含有“兵权”的意思。唐末五代之时，天下大乱，势力小点的节度使趁机割据一地，五代十国的“十国”，就是这么来的；势力大的节度使则干脆起兵造反，推翻朝廷，五代十国的“五代”，就是这么来的。

事实上，赵宋王朝立国不久，也有两名节度使——昭义节度使李筠与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先后起兵叛宋，只不过他们的军事力量比不上中央禁军，叛乱很快便被赵匡胤平定。

赵匡胤是武将出身，靠兵变当上皇帝，立国未久又遇到武力叛变，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兵变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有多大。他深知，如果无法遏制习惯性发作的兵变，大宋王朝便不可能维持长治久安的统治。

那该如何对付兵变呢？

后世开创明王朝的朱元璋采取了诛杀功臣的做法，一网打尽，一了百了。但赵匡胤是宽厚之人，下不了朱元璋那样的狠手，他想出来的办法比较温和——以赎买的方式，解除高级将领的兵权。这样也可以釜底抽薪解决兵变之患，这个“薪”并不是指武将的性命，而是指失控的兵权。

听到这里，你应该马上想到宋初的一个典故：杯酒释兵权。

没错。按史书的记载，赵匡胤确实有过“杯酒释兵权”。那是公元961年，大宋立国第二年，赵匡胤邀请禁军首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饮酒，酒酣之时，赵匡胤跟他们推心置腹地说：“人生苦短，各位在沙场上厮杀了半辈子，是该好好享乐了，何不辞去兵权，多添置产业，安享荣华富贵？”石守信等人闻言，心领神会，次日便上书辞去典领禁军的职务；赵匡胤则给予他们非常丰厚的赏赐，任命他们为地方节度使。

这个“杯酒释兵权”的实质，是用赎买的方式，让高级将领交出兵权。它是政治交易，不是政治清算。

这里，我也要请各位注意：这一次“杯酒释兵权”，释去的是中央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并不是地方节度使的兵权。一些讲史的朋友将“杯酒释兵权”解释成赵匡胤将地方兵权收归中央，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

那么，赵匡胤是不是用一次“杯酒释兵权”就解决了习惯性兵变的隐患呢？

当然不可能。

“杯酒释兵权”只是赵匡胤改造禁军制度的前奏。释去石守信等高级将领的兵权之后，赵匡胤又对中央禁军的兵权作了分割。

怎么分割呢？前面我们说过，宋朝统领禁军的最高机关是“二司”，即侍卫亲军司、殿前司。殿前司的首领，叫做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黄袍加身前曾当过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司的首领，叫做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两个职务可谓位高权重。

在石守信等开国大将辞去禁军首领之职后，赵匡胤将殿前都点检、马步军都指挥使等禁军高级职务空置，不再授予任何人，然后选拔资历较浅的军官担任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作为禁军的管军。殿前都指挥使统领殿前司禁军，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统领侍卫亲军司的马军，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统领侍卫亲军司的步军，假如我们将侍卫亲军司比喻成一个公司，董事长赵匡胤的做法就好比是不设公司总经理，而设了两个并立的分部经理，于是慢慢的，侍卫亲军司便分裂成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两个司，加上殿前司，合称“三衙”。三衙互不统属，平行并立；加之管军的资历较低，缺乏造反的本钱，所以，他们发动兵变的可能性与成功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

赵匡胤还将禁军的兵权一分为二：握兵之权与发兵之权。三衙掌握的是握兵之权，而发兵之权则归枢密院。三衙尽管手握重兵，负责禁军的日常训练与管理，却无权调兵。枢密院掌管调兵的兵符，但无统兵之权。宋人总结说：祖宗制兵之法，枢密院与三衙“上下相维，不得专制”，因此，“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对禁军制度的改造。

我还要请你注意，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其实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搞了两回。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公元969年，赵匡胤在后苑请王彦超等地方节度使喝酒，喝至酒酣耳热，赵匡胤说：“各位都是我大宋的元老，劳苦功高，还要在地方处理繁重的政务，我真过意不去。”王彦超听出皇帝的弦外之音，很快就辞去节度使，只担任地位尊贵但没有多少实权的虚职。这一次“杯酒释兵权”针对的是地方节度使的兵权。

这么说来，赵匡胤是不是通过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就收回了所有节度使的兵权呢？

当然没这么简单。

在第二次“杯酒释兵权”之前，赵匡胤已经着手一点一点接收地方节度使的兵权，措施包括：逐渐把各地精兵编入禁军，派都部署担任地方统兵官，派转运使接管地方财权，派文臣出任州郡的行政长官，等等。这个收权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而且尽量不冒犯节度使的既得利益。赵匡胤很有耐心，从不企图一蹴而就。几十年后，到了宋朝第三任君主宋真宗在位时，节度使终于演变成为尊贵的荣衔，不再掌管兵权，与唐朝、五代时的节度使完全不一样。

正是因为赵匡胤巧妙地解除了失控的军阀兵权，建立分权制衡的典兵制度，釜底抽薪化解了习惯性兵变，宋王朝才得以摆脱五代短命王朝倏忽而兴、倏忽而亡的宿命。

我们现在习惯于抨击宋朝重文轻武、抑武崇文，以致国势衰弱，最后亡于北方草原骑兵。殊不知，脱胎于五代乱世的宋王朝如果不抑武崇文的话，只怕不用等草原骑兵南下，它早就被习惯性发作的兵变给颠覆了。

但我们也不必讳言，赵匡胤建立的这套以分权制衡为特点的典兵制度，又导致武将处处受掣肘，军队的战斗力难以最大化发挥出来，对宋王朝未来的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