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现代以来，青年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的概念，它更指向一种热烈的青春气质和丰沛的创造性力量。青年写作的图景，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的自动表达，而更是一种心灵形式和历史形式，就前者而言，它“内图个性之发展”，就后者而言，它“外图贡献于群”。这两者的综合，奠定了整个中国现代写作的起源和经典谱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赵树理、孙犁、柳青、路遥、汪曾祺，这些卓越的创造者正是以一种深刻的“青春性”从历史中获得了形式，并将精神性的光谱，折射进推动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美学构造的实践行为中去。由此，写作不仅仅是在解释和想象世界，同时也在改造和建设世界。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时序轮回，转眼我们已经站在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的文章《世纪》开篇就提出疑问：“这是谁的世纪？你们的还是我们的？”我想借用他的这个提问，来理解我们身处的此时此刻以及此时此刻一个青年写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一个商业的世纪吗？资本和利润构成了这个世纪的重要逻辑，在一种高度物质化的语境中，精神性因为猛烈的撞击而变得复杂多变起来。

这是一个游戏的世纪吗？我们得承认，有一种不严肃的虚无和虚拟正在我们的世纪游荡，它嘲笑着正剧，解构着价值，却在患得患失中失去了生活的质数。

这是一个“网红”的世纪吗？多媒体的技术发展以一种即时性的方式参与着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并在这种传播中获得一种可能过于浮夸的存在感。

不，这些都不过是居伊·德波所谓的景观化的表象，如果我们的青年写作仅仅停留在这些景观化的层面，就会因为某种内在性和整体性的丧失而失去对话的力量。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动、迅猛发展的时代，多元并存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丰富着我们的认知视野，同时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拉扯着我们。青年面临着诱惑，青年写作的道路并非一片坦途。

究竟什么才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重心？或者说世纪的重心以什么形象呈现其美学和历史的内容？经过长久的思考，我的回答是：人民！是的，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这里的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符号。他们是工厂里的工人、耕作中的农民，他们是脚手架上的务工者，是讲台上的教师，是手术室里的医生，是我在早起和晚归的地铁里，遇到的一个个形色匆忙的上班族。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在神圣劳动的召唤下，为追求人类幸福的自我完成和自我发展而不懈工作的普通人。

这是我们写作的生命之源和精神之源。我曾经在太行山区一个小镇的街头，听到两位母亲用河北梆子高唱她们的人生故事，其时群山肃穆，歌声嘹亮：对生的热切渴望和信任，对世界的直接敞开和表达，用最贴切自我的形式，表达着普遍性的生命意志。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中国故事，那一刻，我流泪了。

写作者的力量只可能来自于我们脚下的大地和我们身边的人民。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同代人们一直在创作中努力实践这种知行合一的美学观和写作观。我们忠实于自身的经验，同时以一副热的心肠投身于时代生活的热烈和喧嚣，它的阔大和无穷。在前辈作家的注视中，在同代人的和而不同中，我们汲取古今中西的滋养，创造并将继续创造着我们的主体性、民族志和世界语。

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但我们会一直努力。

我亲爱的青年同行们，真理必须探究，正义值得追求。时代从来不主动呈现其面容和形式。光荣属于那些执著探索和艰苦书写的灵魂。愿各位的作品能够给时代以铭记，愿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人民的歌哭，在世界语中不朽！

杨庆祥，1980年生。诗人、批评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批评集《80后，怎么办》《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世界等于零》等。主编有大型青年作家研究丛书“新坐标书系”、科幻小说丛书“青科幻系列”、英文版80后短篇小说集The Sound of Salt Forming。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冯牧文学奖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