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弼和源贺是同民族之人。古弼是代人,代人即孝文帝改革后在平城地区的拓跋鲜卑人。源贺是秃发鲜卑人,与拓跋鲜卑同源。古弼和源贺又是同时代人,都生活在北魏前期。二人都分别为北魏朝廷立有大功,一个被称为谋军辅国之臣,一个被称为社稷之臣。
然而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又有所区别,最后归宿也不一样。古弼于明元帝拓跋嗣时出仕,经历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濬,在前两个皇帝时仕途呈上升状态,在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突然向下转头一百八十度,最后被处死。源贺是十六国南凉人,经历过亡国之痛,太武帝拓跋焘时投奔北魏,侍奉过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拔宏四朝天子,历任平西将军、散骑常侍、殿中尚书、冀州刺史、太尉等职,先后封爵为西平公、西平王、陇西王。源贺七十三岁病逝,病重时冯太后、孝文帝屡遣使者探问,屡派太医诊治。死后谥号为宣,享受陪葬金陵的待遇。
论军事政治、才干,古弼、源贺不相上下,为什么一个死于非命,一个得到善终呢?这恐怕与个人品质有关。两个人品质的根本区别,就是贪与不贪。
古弼贪图钱财。因为拿了人家的贿赂,反对出兵征讨北凉沮渠氏,给氐人酋帅杨文德留下了南逃的机会。他贪恋权位,在靠政变上台的拓跋馀政权中任高官,并没有像源贺那样,把政变者赶下台。当一朝新天子登基以后,古弼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官位,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这样的结果,反而有怨谤之言,结果给人家以诛除的口实。
源贺是一个不贪财、不恋位的人。他帮助文成帝登位,却拒绝领取重赏;年近古稀之时,主动要求退位。才干加品质,使他有比古弼更加圆满的人生。
古弼功过
古弼是拓跋族人,拓跋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骁勇善战者多,有文化修养者少。古弼是个例外,他好读书,善骑射,是北魏前期为数不多的文武双全的人才之一。正因为如此,他被史家誉为北魏前期“谋军辅国,远略正情,有柱石之量”的人物(《魏书》卷二八《古弼传》史臣曰)。“谋军辅国”是说古弼军事和政治上的功绩,概括起来有以下这些:军事上:征讨并州胡人叛乱,西征大夏赫连定,讨伐甘肃南部的仇池,打败刘宋进入仇池的军队和刘宋立起来的傀儡政权;政治上:辅佐拓跋焘的儿子拓跋晃监国统摄万机,以刚正公直之举劝谏太武帝拓跋焘停止过度建设园囿,将土地赐给无地贫民。不怕扫拓跋焘之兴而逆龙鳞,坚持把羸弱马匹给拓跋焘打猎使用,把强壮马匹用在军中以备不虞,被拓跋焘称赞为利社稷益国家便百姓之举,“社稷之臣”,“国之宝也”(《魏书》卷二八《古弼传》)。
古弼军事政治上的建树,固然由于其本身军事、政治方面的才能,但也不能忽视时势造就的因素。古弼建功立业的年龄,正值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拓跋焘致力于军事征伐,灭北燕、北凉、大夏,北破柔然,南征刘宋,统一了北方。正是这些战争使古弼有了建立军功的机会。拓跋焘本人不喜欢下人阿谀奉承,喜欢臣下直言不讳。西汉时,萧何为刘邦修建未央宫,极其壮丽。刘邦很不高兴,认为奢侈过度。萧何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加也。”意思是未央宫壮丽的外观是为了显示帝王之威。一些人用这个典故劝拓跋焘大修京城宫殿。拓跋焘却说:“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魏书》卷四《世族纪》)正是拓跋焘有这样的品质,才使古弼的直言不讳有了用武之地。
然而,“谋军辅国”只是古弼军事政治实践的一面,除此之外,他也有“误军误国”的另一面。
在征讨北燕冯文通时,冯文通内部瓦解,大臣古埿开城门迎北魏军进城。而古弼却怀疑有诈,没有进城,错失了良机。援兵到来,接走了冯文通,古弼又喝得烂醉,拒绝了部将高苟子追击的要求。此为误军之例。
拓跋焘晚期,宦官宗爱发动宫廷政变,杀死拓跋焘,立拓跋馀为帝。拓跋馀自知上台的途径不正统,所以厚赏群下,以收买人心。在他当政期间,终日饮酒作乐,旬月之间就把国库挥霍得空若悬磬。又好弋猎,出入无度,边方告难,不加抚恤,百姓怨声载道,而拓跋馀一如既往。可见这次宫廷政变几乎把北魏拖入绝境。而古弼却在这样的政权中担任司徒,说明他对这次政变起码不持反对态度。此为误国之例。
古弼误军误国,原因可能很多,其中贪财好利是一个重要原因。史书记载,古弼功名与张黎等同而“廉不及也”,即不像张黎那样清廉。例如拓跋焘准备征讨北凉沮渠牧犍,大臣崔浩表示支持,而古弼、李顺等人却反对。他们夸大出兵征讨的困难,说:“自温圉河以西,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馀,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崔浩据史书记载给予驳斥:“《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又雪之消液,才不敛尘,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数百万顷乎?此言大诋诬于人矣。”李顺等人又狡辩说凉州情况是他们亲眼所见,崔浩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汝曹受人金钱,欲为之辞,谓我目不见便可欺也!”(《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在讨伐北凉之后,拓跋焘发现凉州地区水草丰饶,和崔浩所说一样。古弼等人显然是拿了人家钱财而阻挠国家统一北方的大计。又如仇池氐人杨难当归顺北魏之后,拓跋焘下诏让古弼把杨氏子弟全部送到京都。杨难当的侄子杨文德用十斤黄金贿赂古弼,结果古弼便没有把他送到京都。
古弼担任司徒后不久,拓跋馀被宗爱所杀,实力派大臣又杀了宗爱,把拓跋焘的长孙拓跋濬迎回来即位。新上台的皇帝很快将古弼免职,不久就找了个借口将他处死。《魏书》的作者魏收认为古弼死得冤枉,说古弼在“纤介之间,一朝殒覆,宥及十世,乃徒言尔,惜乎!”意思说古弼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处死,真是可惜啊,皇帝对他世代宽宥的承诺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这并不奇怪,魏收本人就十分贪鄙,他修北魏国史时,对于给过他好处的人就美言相赞,没给好处的就恶语记载。尔朱荣在北魏末期为害至深,但由于尔朱荣的儿子用金钱贿赂魏收,魏收就记载尔朱荣修德义之风,堪比韩信、彭越、伊尹、霍光。魏收认为古弼的贪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实在有“惺惺相惜”的意思。
古弼的一生告诉人们,贪财好利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贪是人的一种有害欲望,贪欲不加以限制,对掌权者来说,会误军误国,最终也会害了自己。
源贺堂堂
《魏书》作者魏收称赞源贺说:“源贺堂堂。”(《魏书》卷四一《源贺传》史臣曰)“堂堂”作为一个形容词,其义项有多个,其中有三个形容源贺是很贴切的。
“堂堂”形容一个人容貌壮伟。源贺是秃发傉檀的儿子,秃发氏与拓跋氏为同一祖先,都属鲜卑人。源贺的六世祖秃发树机能,在西晋时尽有凉州之地,曾为西晋政府的大患。据史书记载,秃发树机能“壮果多谋略”(《魏书》卷九九《秃发乌孤传》),而源贺也生得“伟容貌,善风仪”,大概是有秃发鲜卑的遗传基因。
“堂堂”形容一个人志气宏大。志气宏大不是只停留在豪言壮语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所作所为对历史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上。源贺一生所做的事情中,有三件事对北魏的历史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件事,平定“宗爱之乱”,迎立高宗登位。太武帝拓跋焘正平二年(452),宦官宗爱毒死了拓跋焘,皇位暂空。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欲立拓跋焘的三儿子拓跋翰,太原公薛提想立拓跋焘的长孙拓跋濬。宗爱利用两派分歧犹豫不决之机,杀死兰延、和疋、薛提、拓跋翰等人。这个结果表明,宗爱既不想立拓跋翰,也不想立皇孙拓跋濬。果然,宗爱在杀死两派人物之后,拥立与自己关系甚密的拓跋馀。拓跋馀昏庸荒淫,宗爱大权在握,出任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等职。史载他“位居元辅,录三省,兼总戎禁,坐召公卿,权恣日甚”,这无疑引起了拓跋馀的怀疑,害怕他成为当今的赵高,想削弱他的权力。宗爱便杀死了拓跋馀,皇位再一次空缺。在这个时候,源贺与南部尚书、尚书长孙渴侯等人密谋说:“今不能奉戴皇孙(即拓跋濬),以顺民望,社稷危矣。”他们一致认为:“唯有密奉皇孙耳。”于是,源贺与长孙渴侯布兵守卫,陆丽将在外面避难的拓跋濬迎回京城,然后逮捕了宗爱等人,使北魏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秩序。拓跋濬的即位对北魏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魏书》这样评价高宗拓跋濬:“世祖经略四方,内颇虚耗。既而国衅时艰,朝野楚楚。高宗与时消息,静以镇之,养威布德,怀缉中外。自非机悟深裕,矜济为心,亦何能若此!可谓有君人之度矣。”(《魏书》卷五《高宗纪》史臣曰)拓跋濬与时消息、发展经济文化,是北魏前期向后期过渡的重要人物。源贺在支持拓跋濬登帝位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件事,力挺将皇位传给高祖孝文帝。《魏书》记载:“显祖将传位于京兆王子推,时贺都督诸军屯漠南,乃驰传征贺。贺既至,乃命公卿议之。贺正色固执不可。即诏贺持节奉皇帝玺绶以授高祖。”这个简单的记载中其实包含着几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献文帝为什么不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拓跋宏而要传给叔叔拓跋子推?是谁把都督漠南的源贺召回京城的?李凭先生在《北魏平城时代》一书中对此有系统的回答。他指出,献文帝拓跋弘在位期间,与自己的母亲冯太后存在着剧烈的矛盾。在冯太后的逼迫下,拓跋弘不得不让出皇位,答应做没有实权的太上皇。将皇位传给谁呢?五岁的儿子拓拔宏是祖母冯太后一手抚养的,传给他就等于把最高统治权力拱手交给冯太后,自己的儿子现在和将来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因此,在长期受压抑而不得不交出皇位的情况下,与其将它交给冯太后,还不如交给属于自己同党的京兆王拓跋子推。京兆王拓跋子推在宗室中为至亲,历任侍中、征南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以及中都大官等要职,论辈分则与冯太后相同,倒是一位钳制冯太后的合适人选。因此,禅位于拓跋子推只是献文帝在冯太后逼迫下所做的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这样做虽然剥夺了孝文帝的继承权,却抵制了冯太后的干政,这是冯太后所不能容忍和允许的,把源贺从漠南召回京都,正是冯太后的旨意,也证明了源贺与冯太后的关系密切。从政治角度看,这是一场权力之争,但从北魏历史上看,这场斗争却关系到北魏整个国家未来的走向。正是由于传位给拓跋宏,冯太后才开始一场旨在推进北魏国家封建化的改革,这场改革在冯太后去世后,又由孝文帝拓跋宏全面推进和深入。因此可以说,源贺在北魏政权向何处发展的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件事,对北魏国家的法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刑罚颇为滥酷,至太武帝拓跋焘时,刑罚依然严酷,虽然规定死刑分为斩杀和绞死,实际上不止这两种。大逆不道腰斩,害其亲者车裂,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偷盗赃三匹皆死。后来又增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源贺在拥立拓跋濬即位后,上书建议,犯谋反罪的,家人在十三岁以下,不可能参与计谋,可以不处死,没入县官。此建议得到拓跋濬的采纳。在任冀州刺史时,他又上书建议,如果不是大逆谋反或者亲手杀人的,请赦其不死,让其戍守边关。拓跋濬又加以采纳。从此以后,凡入死刑者,皆恕死徙边。年年所活殊为不少,既使许多人活命,又增加了边戍的兵力。
“堂堂”形容一个人的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源贺在拓跋濬即帝位中立有大功,拓跋濬班赐百僚,对源贺说:“朕大赉善人,卿其任意取之,勿谦退也。”源贺推辞,拓跋濬一定让他取之,源贺唯取戎马一匹而已。源贺以实际行动表明,平定宗爱之乱,是为了国家利益,不是为一己私利。源贺任冀州刺史时,鞫狱以情,徭役简省,治绩为天下第一。大约在七十岁的时候,任都督三道诸军的源贺以年老上书要求致仕,七十三岁时病逝。死前给儿子留下遗言说:“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目观必真,耳属必正;诚勤以事君,清约以行己。吾终之后,所葬时服单椟,足申孝心,刍灵明器,一无用也。”(《魏书》卷四一《源贺传》)显示出不居功、不贪位、诚勤以为国、清约以行己的高风亮节。
堂堂哉!源贺不虚此誉。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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