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全球影视工业始终被“MeToo”女权主义运动浪潮席卷。不仅多部由女性主创、表现女性题材的电影斩获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为女性电影工作者争取同工同酬和平等工作环境的声音也从未衰减。同时，肇始于影视界的“MeToo”运动也迅速扩散到政治、商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女性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觉醒。时至今日，各种为女性争取权利的斗争仍在继续。

这一轮女权运动的影响之广，时间之长，恰恰反映了性别压迫的毒瘤之深。我们依然不会忘记这场风暴的起源：2017年，多名女演员对好莱坞制片巨头哈维·韦恩斯坦发起集体指控。由《纽约时报》的两名女记者牵头，在文章中披露了哈维·韦恩斯坦在数十年内对多名女性进行的性骚扰。事件曝光后，陆续有超过90名女演员，其中不乏知名女星发声指控哈维·韦恩斯坦对自己的性侵和骚扰行为。经过漫长的调查和审判，2020年，韦恩斯坦在纽约被判强奸和性侵罪，由此开始了长达23年的牢狱生涯。但这仍然只是他斑斑劣迹的冰山一角。时至今日，对他的调查和审判仍在继续。2022年12月19日，洛杉矶法院就另外四名女性的指控再次对他进行了审判，已在服刑中的韦恩斯坦将因3项强奸和性侵指控再获24年监禁。

最新一次对韦恩斯坦案的调查和审判，可以说是对今年公映的电影《她说》的最好“宣传”。这部根据参与调查的两位女记者乔迪·坎托尔和梅根·吐赫记录最初调查始末的同名畅销书改编的电影，重现了这一引起好莱坞地震的运动背后，受害女性直面痛苦、建立同盟、获得力量、勇敢发声的经过。和报道事件的采编团队一样，影片主创也全部是女性。导演玛丽亚·施拉德（曾执导《定制男友》和《离经叛道》）和编剧丽贝卡·伦科维茨选择了紧凑直接的纪实手法，试图在最大限度上还原调查始末和事实真相。

近年来，以新闻调查为视角的影片不少见。影响较大的《聚焦》（2015）、《华盛顿邮报》（2017）等作品已经完整展示了调查记者在重大社会事件中“四两拨千斤”的关键作用，以及以寡敌众时的极限角力。相对这些影片，《她说》并没有在展现手法上做出什么实质性创新，但由于题材的特定性，双方力量的悬殊对比被进一步放大了。接受采访的受害女性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她们的发声换来的只有周围的沉默，甚至恶意。因此，她们最终只能被迫接受与韦恩斯坦的“和解”。迫使她们三缄其口的无望感不但来自于加害者的肆无忌惮、制度性的无限纵容，也来自于同行内部的集体背叛。

如何对抗这种绝望和无力感，是《她说》故事结构的关键。主创并没有花过多笔墨去描述韦恩斯坦的性侵事实，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也是为了主动凸显这个故事中的真正主体——觉醒的、抗争的女性，以及从她们身上迸发出的建构性力量。对性侵事实的呈现都由女性受害者的声音讲述，与之对位的画面或者是电话另一头静默的记者，或者是空旷的酒店走廊和房间。镜头平缓地摇移，慢慢揭开创伤回忆的伤疤。所有对事实的陈述都不带主观感情，仅仅是一连串动词的组合。每一次侵害都大同小异，仿佛每一个动作在加害者和行业主流所默认的逻辑中都完全自洽。

冷静地讲述事实，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事实，就是《纽约时报》记者和《她说》主创所认定的最具力量的方式。在整个调查和披露事件真相的过程中，最难的一步就是让受害者们在报道中公开说出自己的经历，成为指控韦恩斯坦的证人。然而，迫于苛刻的“和解条约”，迫于诉讼恐吓和行业霸凌的威胁，许多受害女性已经被迫离开电影行业，隐姓埋名，不愿再与此事牵连。同时，出于某种羞耻感，多数受害女性拒绝作证，调查无法公布。在数次碰壁之后，两名女记者——乔迪和梅根发现，新闻调查实际上既不能将她们聚集到一起形成有效的交流互助空间，也很难为她们提供法律支持。报道一度陷入僵局。当剧情难以突破时，转机突然出现。在听了其他女性的供述后，每个受害者和涉事者心中都发生了一次无声的地震。在长久的沉默之后，无法压抑的良知与愤怒让她们终于奋不顾身地开始反击。我们看到，决定回击的力量恰恰不是来自外部的助推，而是每个人内心的觉醒。韦恩斯坦的前助理决定“为了女儿们不再受到同样的侵害”而站出来，打破由男性霸凌者制定的游戏规则。著名演员艾什莉·贾德决定为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宗教信仰而战——她也勇敢地在片中出演了自己。而韦恩斯坦公司曾经的男性职员和高层管理者，也开始提供证据，协助调查。一次看似不可能的战斗，最终因每一点星火的共燃而熊熊燎原。

当《她说》的首映式在纽约举行时，距离轰轰烈烈的MeToo运动最早的起源已经过去了5年。艾什莉·贾德说：经过5年的斗争，MeToo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好莱坞。工会开始欢迎演员们举报性骚扰行为，并加以严肃处理，在酒店私下试镜的行为也被禁止。女性电影工作者在整个电影工业中的地位也肉眼可见地得到了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把这次抗争忠实搬上银幕的《她说》，正是“以电影记录电影史”的最佳范例。

文|缴蕊

编辑/陈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