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12日，今年诺奖在瑞典学院开启为期一周的颁奖典礼活动。当地时间12月7日，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现场以法语发表了题为《写作中，没有任何选择是不言而喻的》的获奖演说。在演讲中，埃尔诺讨论了她曾经在一系列写作中为女性写下的承诺、为何采取平淡而克制的第一人称叙述，以及女性作家在文学领域应起到的作用。

“在写作中，没有任何选择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那些不再说父辈语言的移民群体、那些改变自身语言习惯逃离过去阶层的群体，使用着其他语言来思考和表达自己，他们面临着额外的障碍。并且进退两难。”

就在演讲前一天，埃尔诺也接受了法新社的专访，她表示获得诺奖更想献给“所有受苦的人——那些因这样或那样的统治、种族主义以及一切形式的不平等而受苦的人，以及所有那些奋斗着却不被认可的人”。她也补充表示，虽然自己并不期待获奖，但这个奖项激发了她写作的欲望，“我认为这是一个你可以反思很多事情的时代，对我来说，这当然意味着把它们写下来。”

在参加诺奖周的新闻发布会上，她也犀利指出，当下女性“长期以来接受了我认为绝对不能接受和无法忍受的情况”，她补充表示，“如果男性不了解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方式，女性就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显然，这也指向了诺奖历史上，她的获奖仅仅是17位女性中的一位，也是第一位法国女作家获奖。

这些观点都在后来演讲中获得了进一步展开。演讲文本全文在诺奖官网上发布（对全世界媒体开放发表许可），英文版由艾莉森·斯特雷尔（Alison L.Strayer）翻译，本报记者对主要内容编译分享给读者。

安妮·埃尔诺：

写作中，没有任何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从哪里开始谈呢?我长久看着一张白纸，问过自己几十遍这个问题了。就像我曾经需要找到唯一的那一句话，让我开启新书的写作，一举消除所有的顾虑——就像一把钥匙。今天，当我再次面对这种情况时，最初的茫然已经过去了——“这真的是发生在我身上吗?”——我的想象力以一种逐渐使自己恐惧的方式表现出来，我被同样的需要所压倒。我需要找到一句能给我自由和坚定的话，让今晚受邀前来此处的自己，能够毫不颤抖地表达出来。

为了找到这句话，我不用去太远的地方寻找，现在它瞬间就出现了。它就像宝石一般耀眼，无可辩驳。六十年前，我在日记里就写下，“我将写作，为我的人民复仇。”它呼应了诗人兰波的呐喊：“我永远都是一个劣等种族。”那年我二十二岁，在一所省级学院学习文学，同学大多是当地富裕阶层的孩子。我曾骄傲而天真地相信，写书，成为一名作家，是为了那些没有土地的工人、工厂工人和穷困的店主，这些人因举止、口音和缺乏教育而受到其他阶层的鄙视，写作足以纠正所有与社会阶层有关的不公。我以为，凭借一个人的胜利就可以消除几个世纪以来的不平等现象，这是当年在学校里我的学业成就给自己培养出来的一种幻觉。我的个人成就怎么能弥补我所遭受的羞辱和冒犯呢?过去，我总是给自己找些借口，躲避问自己这个问题。

从我读书起，书籍就是我的伴侣，阅读是我课余的天然行为，这种嗜好是我的母亲培养出来的。比起缝纫和编织，她更喜欢让我读书。书籍的昂贵价格，以及学校里人们对它们的怀疑，使得它们更受我欢迎。《堂吉诃德》《格列佛游记》《简·爱》《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大卫·科波菲尔》《飘》，以及后来的《悲惨世界》《愤怒的葡萄》《恶心》《异乡人》等等，能够决定我读什么书的只能是机缘，而不是学校的安排。之后通过选择文学研究，我选择留在文学里，文学对我已经成为最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得以把自己投射到福楼拜或者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并真正地活在其中。文学是一片大陆，我不自觉地把它置于我所处社会环境的对面，在我看来，写作意味着它拥有改变现实的可能性。

绝非因为我的第一部小说被两三个出版商拒绝——这部小说唯一的优点就是试图找到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而压制了我的欲望和骄傲。在一个角色被性别界定、避孕被禁止、终止妊娠被视为犯罪的时代里，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女性和男性存在着巨大差异。当时，我结婚有了两个孩子，也有一个教师的工作，承担着家庭事务的全部责任，似乎每天我都在离写作和为同胞复仇的承诺越来越远。我读到了卡夫卡《审判》中的寓言“法律面前”，就像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模样：在没有进入为我量身定做的大门的情况下倒下。

但这是没有考虑到个人和历史背景的。后来，我的父亲在我回家度假的三天后就去世了，当时我的教职工作是教和我自己背景相似的工人阶级学生，但世界各地的动荡变化把我带回我想要了解的世界中，远方似乎有接近我的“人民”的道路，这让我的写作欲望具有了一种隐秘而绝对的紧迫性，不再是20多岁时那种虚幻的“无所事事”，而是要深入挖掘被压抑的记忆中无法言说的东西，让全世界了解我的同胞是如何生活的。写作是为了了解那些使我与自己的本源逐渐疏远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

三部作品的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在写作中，没有任何选择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那些不再说父辈语言的移民群体、那些改变自身语言习惯逃离过去阶层的群体，使用着其他语言来思考和表达自己，他们面临着额外的障碍。并且进退两难。他们确实感到很困难，甚至不可能用他们所掌握的主流语言去写作，尽管他们已经熟悉了这种语言，甚至能够在文学作品中欣赏这种语言，那些由描述日常生活、工作和社会地位的感觉和词汇组成的文本的“第一世界”。一方面是他们用来给事物命名的语言，带着残忍和沉默，例如作家阿尔贝·加缪那篇非常优美的文章《在“是”与“否”之间》中，一位母亲和一个儿子之间的亲密交流。另一方面是受人钦佩的内化的作品的典范，这些作品使“第一世界”开放，他们为自己的提升而感到感激，他们有时甚至认为这里是他们真正的家园。对我而言他们包括福楼拜、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的作家。虽然，当我重新开始写作时，没有一个人对我有任何帮助。我必须打破“写得好”和漂亮的句子——正是我教我的学生们写的那种——来根除、展示和理解贯穿我内心的裂痕。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的是一种表达愤怒和嘲笑，甚至粗俗喧嚣的语言，一种过度的、反叛的语言，经常由被羞辱者和被冒犯者使用，作为他们对曾经经受蔑视记忆的唯一反应。

很快，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以至于我无法想象有任何其他方式开始——我的社会在我学生时代就已存在的种种裂痕，其中一个就是国家仍然谴责妇女私下堕胎的行为。我想重新审视我女儿的身体将面临的一切状况，所以，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在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就大致划下了我写作的疆域，一个面向社会和女性主义的疆域。从那时起，为我的人民复仇和为我的性别复仇，将是同一件事。

一个人怎么能不反思写作而仅仅反思生活呢?不去想写作是否会加强或破坏对存在的公认的事物的表征?在写作中表达冲击力和嘲讽，这样难道不恰好反映了被统治者的态度吗?当一些读者在文化上享有俯视权力时，他们对书中的人物保持着和现实生活中一样的威严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凝视，当我讲述父亲的故事时，我意识到这种凝视是自己无法忍受的。从我的第四本书开始，我决定采用一种中立、客观的写作方式，“平淡”在这里的意思是既不包含隐喻，也不包含情感的迹象。冲击力不再直接出现，它需要来自事实本身，而不是写作技巧。寻找既包含现实本身又包含现实提供的感觉的词语，成为了我持续到今天一直关注的问题，无论我想写的主题是什么。

我有必要继续说“我”。在文学作品中，第一人称——在大多数语言中，从我们会说话的那一刻起直到死亡，我们都是通过第一人称存在的——在提到作者而不是虚构的“我”时，通常被认为是自恋的。需要注意的是，“我”，迄今为止依然是贵族们在回忆录中叙述自身功绩的特权，直到18世纪之后的法国，意味着可以用来成为普通个人故事的主题，正如让-雅克·卢梭在《忏悔录》序言中所宣称的那样:“没有人反对，作为一个平民的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值得读者注意……无论我生活得多么默默无闻，如果我比国王们思考得更多、更好，我灵魂的故事就比他们的故事更有趣。”

并不是这种平民的自豪感激励了我(尽管我曾说过类似的话)，而是渴望使用“我”——一种男性和女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探索工具来捕捉感觉：那些被记忆埋葬的感觉，那些从我们周围的世界随时随地不断给予的感觉。但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讲述“我”的生活故事，也不是要让自己摆脱生活的隐秘，而是要努力破译一个个鲜活的情景、一件事、一段浪漫的关系，从而揭示一些只有写作才能实现的东西，也许还能传递给别人真正的意识和记忆。谁能说爱、痛苦、哀悼、羞耻不是普遍存在的呢?维克多·雨果曾写道:“我们没有人有幸过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是，由于所有事物都不可避免地以个体的方式存在——“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只有当书中的“我”在某种意义上变得透明，作为读者的“我”开始占据它时，它们才能以同样的方式被阅读。换言之，这个“我”超越了个人体验而普遍化。

这就是我对写作许下承诺的构想，它不是为某一类读者写作，而是从我作为一个女性和迁移者的经历来写作。从我对自己生活岁月越来越久的记忆中，我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别人形象和文字。我在书中许下的承诺，是基于一种已成定数的信念：一本书仍然有助于改变个人生活，有助于打破忍受和压抑的孤独经历，使人们能够重新想象自己。

今天，我们在女性的反抗中看到了这一点，她们找到了破坏男权的话语，并站起来反对这种最古老的形式。然而，在这个时代写作，我仍然想知道女性在文学领域所占的地位究竟如何。她们还没有获得书面作品生产者的合法性。在这个世界上，包括西方知识界在内的一些男人来说，女人写的书似乎根本不存在，他们从不引用它们。如今瑞典学院对我作品的认可，是所有女作家希望的象征。

但我不会把文学写作与我在各类时事和思想方面采取的立场混为一谈。我成长为“二战”后的一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将自己定位于政治生活，理所当然地参与到各种社会争论中。今天，我们不会说，如果他们没有曾经的大声疾呼并作出承诺，事情是否会有不同的结果。但在当今世界，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和图像传播的速度形成了一种冷漠的形式，专注于自己的艺术成为一种诱惑。与此同时，在欧洲，一种倒退和封闭的意识形态正在抬头，这种意识形态建立在排斥外国人和移民、抛弃经济弱者、漠视女性的基础上的。对我和所有那些认为人的价值在任何地方都是平等的人来说，需要承担起警醒的责任。

我被授予了最高的文学荣誉，就像一盏明灯正照耀着我在孤独和怀疑中进行的写作和个人研究。这束光并不未让我转移聚焦。我也不认为授予我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人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我把它看作是一场集体的胜利，这既不是出于骄傲，也不是出于谦虚。我与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希望全人类享有更大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的人一样感到自豪，不论其性别、肤色和文化。我们都希望，与那些为子孙后代着想的人站在一起，避免一个因为少数人逐利使所有人的生活越来越不宜居的地球。

如果我回顾二十岁时所许下的为人民复仇的承诺，我不能说是否已经实现了。正是因为这个来自我的祖辈们、勤劳的人们的承诺，我得到了足够的力量和愤怒，有了在文学中给他们一席之地的愿望和雄心。他们的声音，从很早开始就伴随着我，让我接触到世界的其他存在方式，包括想要改变它，把我作为一个女性和一个社会逃离者的声音铭刻在一个解放的时空里，这是我所理解的文学。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