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篇关于天坛掌故的文章——《“大礼仪”与天坛“界墙”》《井坛门桥多古藴》《先农坛为何要建斋宫？》在报刊上亮相，其新奇视角引发北京文史圈热烈反响。很多人感到好奇：这些文章的作者李忠义是谁？从来没人触碰的问题他怎么探究到的？
实际上，资深学者和文史迷都知道，李忠义是一位北京工业志鉴专家，因为痴爱天坛，成为研究北京坛庙文化的专家学者。去年9月，李忠义标点金梁所著《天坛志略》，纳入北京古籍丛书出版，既保存了珍贵的天坛文献，又为大家提供了一种通俗易读、颇具时代特色的志书，受到业界和读者的赞誉。
十月的一天，在东四环外一座老式居民楼里，李忠义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讲述了他20多年来研究天坛的经历，他不仅对北京的祭坛遗迹如数家珍，还提出一起去天坛实地走走，并认真规划好走读路线。
隔日，北青报记者如约到达天坛公园，踏进西门那刻起，74岁的老先生便对每一块砖、每一道墙、每一座门尽数道来、极富激情。在聚气藏风、无尽秋色的公园里走读，李忠义的精彩解说吸引了不少游人驻足。有人从斋宫一直跟到圜丘坛，他们边听边感叹，原本不以为意的“门桥砖石”背后竟然有那么多明清皇上祭天的细节和故事。在李忠义看来，“600多年的天坛文化奥秘无穷，能使更多人了解天坛，得到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
审读志书不交学费“读研读博”
在一棵苍劲的古槐前站定，李忠义说：“我的网名为什么叫古槐蜂？因为我从小住在天坛北面一座叫清化寺的大庙里，人称大庙里的孩子。我们家门口原来有棵500年的大槐树。每到槐花时节，都能看到辛勤的黄色大牛蜂拖着胖肚子采花酿蜜。”
小时候一放学，李忠义和伙伴们不是在大殿佛像后面捉迷藏，就是攀土坛墙爬进天坛里玩。他印象很深，那时候天坛除了神库、神厨不开，剩下的大殿随便进，“公园里野草丛生，花香扑鼻，一帮孩子捏蜻蜓、逮蛐蛐、捉蚂蚱，玩得不亦乐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忠义在市纺织工业局宣传处当干事，被单位举荐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两年，后来又在鲁迅文学院进修了两年。喜欢读书的他当时读了上千本文学著作，因为喜欢人文类的书，他又开始读史籍志书。因为工作的需要，2001年到2003年，李忠义倾注全部心力参与编审了《北京纺织工业志》《北京工业志·综合卷》，他形容这项工作如同打开一扇通往学术研究的大门，也令他深切体会到，学会读书，是做学问的基本功，“而且审读志书志稿特别长学问，是不用交学费的读研读博。”
在读书中，他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发现的问题一定要到实地去看，实地看完之后再重新读书，“这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举例说，比如看到明末清初历史人物朱彝尊，就去寻访宣武区海柏寺街他被贬谪的故居，仿佛聆听到“诏许移家具，书难定客踪。谁怜春梦断，犹听隔城钟”的吟咏，便切身体会到朱彝尊如何在失落痛苦中克己发奋、著书立说，写就《日下旧闻》的心境。
2012年春，北京古籍出版社特邀学识广博、做事用心的李忠义统筹出版《北京古籍集成》。如何完美地再版这套全80册、1236万字、繁体竖排的典籍，在当时来说是项十分艰巨的考验。李忠义印象很深，这套书的繁体字有一行带两行的小字，还有很多异体字、假僻字，“跑了七八家都没有录入公司敢接这活儿”。一筹莫展中，他在中关村汉王科技公司偶遇汉字识别项目的潘经理，她答应通过扫描进行汉字识别，差错率可以控制在万分之一以内。李忠义被出版社派到燕郊汉王科技工厂，全权负责把关汉字识别、版面格式、排版编印工作。他不计报酬，二话不说，带上行李，携老伴搬到燕郊，一住就是三年，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套书做好。
李忠义对出版要求极为严苛，必须达到原页码格式标准，四角的字不能动，连字号字体也要跟原版书一模一样。有时候看起来仅仅是简单动一个字，或是调一个字号，往往就得全部推倒，重试重来。2015年6月这套《北京古籍集成》一面世，便赢得了广大古籍读者的赞誉。有意思的是，这个书出版后，李忠义心里觉得对汉王科技过于严苛，很不落忍，没想到汉王公司上上下下的人见着他就感谢：“李老师，我们算是掌握了一门子新技术，能吃上古籍整理这碗饭了。”
跻身于研究北京古籍丛书的专家学者，李忠义没有自满，他认为作研究要有自己的新发现、新见解。想到自己从小就对天坛建筑格局特别清楚，也有着非常深的感情，他便潜心研究北京的坛庙文化，一发不可收。
20多年研究天坛越往里走越兴奋
研究北京史地文化，绕不过阅读《钦定日下旧闻考》这部书。让李忠义激动的是，他在书里发现自己儿时住过的清化寺，竟然跟一代帝师程敏政有着密切关联。进而他了解到，程敏政是成化二年的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他一生约30多年时间主要生活在北京。作为翰林院大学士，程敏政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陪祀南郊，而程敏政留存下来陪祀南郊的诗文就有数十首之多。
从研究清化寺到研究天坛，李忠义越往里走越兴奋。他仔细计算过，永乐十八年北京天地坛建成以后，从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到嘉靖九年明世宗朱厚熜，每年正月中旬吉日大祀南郊的次数一共是103次。从嘉靖九年“更正祀典”改为天地分祀，明清两代14位皇帝，每年冬至日大祀圜丘共计216次，前前后后一共有24位皇帝在天坛斋宫斋宿过。“皇上每年都要到天坛祭天，皇上祭天，说白了就是作为天子，他要向皇天上帝报告工作。皇上敬天敬地敬祖宗，同时也要给老百姓祈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永延帝祚。明代的皇帝几乎不去十三陵躬谒陵寝，一般是派王公大臣遣祭山陵，但到天坛祭天皇上是必须去的，别人几乎不能代替。”
在研究天坛过程中，李忠义发现1953年金梁著《天坛志略》资料非常珍贵，非常丰富，“几乎把天坛都说到了，而且金梁用的是白话文，比较好读。”金梁是清光绪三十年进士，民国成立后任《清史稿》校对总阅人，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李忠义非常佩服金梁的才学，但他发现存世的金梁自刊油印本《天坛志略》都有遗憾：“国家图书馆有一册原本，其中首页被撕掉一角。首图有一个复印本，但不太清晰。天坛公园有一复印本比较清晰，可惜有两行字没复印上。”他心想，“为什么不能重新标点出版？有这么本小书，读者翻一翻，看一看，更方便大家深入了解天坛的文化。”
2020年年初，李忠义找到北京古籍出版社，提出标点《天坛志略》，出版社很支持，并得到天坛公园的鼎力支持。李忠义不计稿酬微薄，主动担当了标点重任，还提议附录民国21年的《天坛纪略》，以及民国24年单士元编的《明清天坛史料》，一起纳入北京古籍丛书出版，当即达成意向。
即便对天坛有20多年的研究积累，有各方面历史学识的支撑，真正标点《天坛志略》，李忠义也花了一年的时间，先后校点了六稿。他坦言最难的地方依然是爬梳资料：书里引用了什么文献典籍，他就去查《十三经注疏》《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大清会典》《东华录》《东华续录》等，完全靠逐字逐句地查阅《辞源》《辞海》等工具书解难疏疑。那段时间，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4点开始工作。中午休息一会儿，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保证精力最充沛的时候进行标点，力求做到标点准确无误。”令他欣慰的是，通过查核文献资料，还纠正了十多处舛误之处，有的是位置方向不对，有的是尺寸不对，比如《续通典》上载，嘉靖皇帝建圜丘时下旨“地面四方渐垫起五丈”，五丈就是50尺，约合16米，那就相当于五层楼深的一个大坑。但在《日下旧闻考》里写的是“满垫起5尺”，5尺约是1.6米。“这么一核证比对，那就是《续通典》写错了。”
在李忠义看来，天坛的历史文化价值太丰富了，经学、史学、算学、建筑、绘画、音律、乐舞，天文地理，无所不及，要想把天坛文化研究得更深入，让人家信服，必须下狠功夫。李忠义无数次到天坛实地勘测考证，回来再看书，就知道哪个地方没问题，哪个地方还需要佐证，他还买了50米的工程尺，每次去都带着，量砖，量石头，几乎把天坛整个墙、门，摸底了一遍。他直言这些年去天坛少说上百次得有了，“来回来去考证，这样得来的知识才能够叫做学问。”
李忠义体会最深的是，研究天坛必须能读懂《明实录》。“古代纪日怎么算的，我钻进书里用了三天时间，才把陈垣著《二十史朔闰表》看明白会推算了。这本工具书你看不懂弄不通就容易说错，甚至把史实颠倒了。比如说‘南宫复辟’，是在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这一天景泰帝到底是在天坛斋宫斋宿，还是在紫禁城里？我一查《明实录》写的是：“正月丁丑（十二），帝历疾而出，宿于南郊斋宫。”也就是说，景泰帝是带病大祀南郊的，正月十二到天坛斋宫，正月十五中午应该就回紫禁城了。这么一看，“南宫复辟”当天景泰皇帝是在紫禁城里养病，而不是在天坛斋宫。
每次去天坛都有新发现
李忠义形容自己就是个“书虫”。他认为知识一定要自己通过读书去积累，《明实录》《明史》《礼部志稿》《清史稿》《顺天府志》《中国历代尺度考》《篁墩文集》《怀麓堂集》，还有最早版本的古籍丛书……他书柜里的许多书都夹满了翻阅的小纸条，他笑言：“这么多年自己全部的稿费和退休养老金的一半，都买书了。我是用一本看一本，而且必须要做标记，一点点地深入到精髓里头去。”
标点《天坛志略》的书出来之后，好多人跟李忠义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天坛的这些事儿？还有朋友拿着书请李忠义去天坛作讲解。只要有时间，他每求必到。常常是在一个地方说完以后，跟着听的人越来越多。
直到现在，李忠义几乎每次去天坛都能有新的发现，令他兴奋不已。有一次，他从西门走到天坛的西天门，心里想，怎么觉得这座门有点特殊？于是停下来仔细勘察，发现正中间皇上走的御路门，铺的是巨大的花岗岩，门钉的大小是14.5厘米。旁边王公大臣走的门，铺砌的不是石头，而是陡砖，门钉也小，是11.5厘米。他再看门外接的舆路有界石一围，他断定这些“界石”是原封不动600年前的“门基围石”。再一量，西天门面阔24.8米；祈谷坛门的面阔是22.8米，他想为什么呀？后来琢磨明白了：皇上到了西天门，相当于要进入天上的门，去拜见皇天上帝，皇上跟天帝是要称臣的，所以内坛墙的门要宽阔2米，所覆琉璃瓦也由黑瓦绿剪边换成了绿琉璃瓦。
天坛最初建成的时候叫“天地坛”，下面是圜丘，上面是大祀殿，是一座重檐庑殿顶，覆黄琉璃瓦，面阔11间的建筑，和太庙享殿基本上是一个模样。李忠义说，“永乐十八年建北京城的时候，大木基本上取自云贵、四川大山里头。我推断，天地坛大祀殿也应该是金丝楠木大殿。为什么说‘此夕圜丘天尺五’？意思就是说，今天晚上圜丘离天只有一尺五高，伸手就能够着天了，皇上就能跟天讲话了……”
李忠义坦言，现在人们看到的祈年殿是光绪二十二年复建的，仅有126年复建历史，它是天坛的标志，也是北京的象征。而李忠义更珍视那座原封不动，始建于永乐十八年的祈年门：“看看，这块过门石足足有30吨重。你再抬头看看殿顶，双重梁枋，金龙和玺彩绘，团龙天花，彰显明初古朴厚重的帝王气度。”他这么说的时候，路过的人大多会停下匆匆的脚步，随着他举目细看。
站在斋宫前，李忠义兴奋地说，斋宫有两道御河，两道宫墙。内外御河都有敞廊，他一间一间数过，外道御河的敞廊有163间，是一面坡黑瓦绿剪边，遥想当年2000名侍卫站岗，“御河满池清水波光粼粼，多么威武生动啊”，他细察过几次，现今斋宫的外道御河河壁上仍可见明显的进水孔三处，他梦想能恢复御河当年的波光潋滟，也为首都环境增光添彩。
痴迷天坛之北清化寺
在李忠义看来，人生的七十到八十岁，是做学问的黄金年龄，“这个年龄段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再加上知识的积累，下笔就稳了。”日常中，他也是这么做的，一心扑在研究上，一点时间都不想浪费。
每当想起二十多年前在书里读到的清化寺和在清化寺里发现的特殊人物——程敏政，李忠义心里都会十分激动，“清化寺的每座大殿、每尊菩萨我都清楚啊！我现在还记得，5岁时第一天进私塾的时候，就被黄先生用铜戒尺屈打了手掌心，我爹从前殿就听见我的哭声。黄先生特意过来跟我爹道歉，我爹却说，不妨事，不打不成器。”每当想到自己住过的院里，竟然蕴藏着翰林院大学士程敏政的遗闻掌故，都令他有恍然隔世之感。
有一天，读到程敏政“借宿清化寺”的诗，李忠义马上就有了疑惑：为什么《四库全书》本程敏政撰《簧墩文集》写的是“辞朝出城借宿清化寺”，但朱彝尊在《日下旧闻》里却把“辞朝出城”这四个字给略掉了呢？后来他想明白了，原来朱彝尊和程敏政同是停职致仕之人，出于忌讳时政而有意略去的。顺着线索，一读再读，他又慢慢走进一代帝师程敏政的内心世界，在古籍当中去和古人对话，“好似程敏政在引导我去读书，去上下求索。”
如今，藏身闹市一隅的清化寺，重新修葺一番，宛若新生。李忠义谈到，程信、程敏政父子二人都在这里住宿过，发生过生动有趣的故事。明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后，瓦剌也先围攻北京城，程信督守西直门，在“保卫北京城”中立下战功。成化三年，程信受命出征平川贵之乱，出征这天，文武百官就在清化寺为他饯行。弘治元年冬程敏政致仕守冻清化寺，追念往昔，不胜泫然，作《题先公遗诗后》，从诗中可以感受到五百年前清化寺锣鼓喧天，震天动地的浩荡之气。
在李忠义看来，程敏政堪称一代大才。李忠义现在最想做的，是能进一步对清化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解读，尤其是能层层解开、推断清化寺大雄宝殿庑殿顶鼎建者之谜，他直言，“不夸张地说，半部明史就在清化寺。”
供图/李忠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