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赵柏田推出长篇人物传记《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作品描绘了张嘉璈这位二十世纪初的金融巨子跌宕起伏、充满悬念的一生；同时讲述了一段置身金钱政治漩涡的南北金融界群雄的故事，展现了近一个世纪神州大地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端、成长与变革，以及一代金融精英在时代大变局中立身谋国的气魄和胆识。
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赵柏田写出了英雄与贤哲，写出了历史的九曲回肠与回肠荡气，他对近现代金融史的钩沉建构，既具史学意义又有文学意义，他扩展了我们对自身历史的想象和认知，同时，他也在力图辨认和塑造一种知行合一的中国式刚健人格。”
节选自《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
赵柏田/著
张嘉璈出生这一年，对大清帝国来说，最大的政治事件是太后归政于皇帝，清朝的第十一位皇帝载湉开始亲政。当然这只是名义上的，大权还是牢牢掌握在太后手里。也是这一年，日本首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施行，标志着日本开始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十八年后，作为现代化的最早一批倾心追慕者，本书主人公将赴日本留学，由此迈入银行货币和政治经济的大门。
八岁起，张嘉璈跟随仲兄嘉森进入家塾，和四伯父家的一帮堂兄弟们一起，跟着本县杨行乡名儒陈伯庸先生读“四书五经”，接受最初的中国文化典籍教育。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取“嘉”首部，“森”下部），号立斋，长嘉璈三岁，生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是日后中国立宪运动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一位致力于文化复兴的“新儒家”代表。据说嘉森自小聪慧异常，在家塾的一帮学子中被公认为善于读书，领悟力惊人。他提出的问题，先生也一时回答不了，故此在一帮小伙伴中有“小军师”之称。嘉森常去罗店镇玩耍，有人问他对镇上某某家的印象，他茫然答不上来，唯独对某家有某部好书，却牢记不忘，可见从小就是读书种子。
嘉璈开蒙稍晚，记忆力和领悟力都不如其兄，有时对古文不解其意，常常过耳即忘，但他知耻而后能改，在先生眼里亦算可造之才。日后，张君劢在所撰《权弟七十晋一寿序》中，谓：“权弟早岁读书，尝责以记诵或忘。一责之后，鲜有再犯。颜子之不贰过，庶几近之。”
张家两个少年在南方的县城里读着“子曰诗云”的时候，世界已经行进到了19世纪最后几个年头，清帝国也在阵痛中开始急剧变化。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开筑胶济铁路，随后，俄人强租旅顺、大连湾。康有为等倡导的百日维新挟新气象开局，不旋踵间，斧影刀声，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新政虽没随着六君子被杀踏入泥淖，却又有义和团起，朝廷宣战各国，围攻使馆区，后有八国入侵，帝后西狩。而湖广、两江的大员们，与各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保护外人条约，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角逐也彻底撕破了脸。急管繁弦中，这几年里还有盛宣怀领导的铁路总公司与外资银行订立借款合同、电报公司添设德律风（电话）、第一家商办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晚清状元张謇从翰林院致仕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等事发生。新生与腐朽、希望与绝望，一并交织在世纪末的那一抹残照里。
张嘉璈11岁那年，仲兄嘉森奉母命考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上海广方言馆。他“心窃慕焉”，只是苦于年岁太小，只能继续留在嘉定老家。当时有位北京同文馆毕业的吴宗濂先生，在城内设帐教授法文，他便拜了吴先生为师。吴师依嘉定方音，以法文字母拼成他的姓名为Changkia-ngan，此名他终生使用。
少年的张嘉璈，基本上是二哥嘉森的翻版，好学敏思的嘉森是他不知不觉模仿的对象。三年后的1902年，他14岁，投考上海广方言馆，终获录取，与嘉森成了同学，这是他接受新式教育之始。
附设于江南制造局的上海广方言馆，乃19世纪后半叶中国向现代转型之初洋务运动这棵树上所结一枚小果。这所新式学堂，由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采纳冯桂芬的建议，于同治二年（1863年）奏请设立，旨在培养专门语言人才，招收对象全是14岁以下的儿童。冯桂芬为之订立章程细则，聘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为西文教习，又聘徐雪村、华若汀诸人为华文教习。王韬《瀛壖杂志》曾这样记述学堂景况：“延西士之学问充实者为之教习，而教以西国之文字语言，兼课以算学……三阅月一行考核，拔其优者充博士弟子员，或在通商衙门司理翻译，承办洋务。”
当时风气未开，科举仍被视作读书正途，入读广方言馆虽有每月一两银的津贴，但经济稍好的家庭很少愿将子弟送入馆中，入馆学习的大多是寒门子弟。张氏兄弟进这所一般人不太愿意去的学馆读书，家庭的拮据是直接原因。
广方言馆每周上课7天，4天读英文，3天读国文。4天英文课还穿插数学、物理、化学、外国历史等课程。3天的国文课，主要是先生指导着看三通考，弄点掌故，作作时文。和当时的私塾教学一样，学馆的教学方式也很陈旧，每门课都是要求学生把课文死记硬背下来。
所谓“三通”，是指记述中国典章制度的三本经典之作，唐代杜佑的《通典》、北宋马端临的《通考》、南宋郑樵的《通志》。这些典籍或许启发了少年张君劢对中国政治制度最早的兴趣，但那些佶屈聱牙的古文，对年幼一些的张嘉璈实在是种折磨。
毕竟，广方言馆是一所迥异于传统私塾的洋学堂，教员中不乏学问广博的大师级人物，比如担任汉文教习的学者袁观澜。
袁观澜是早期江苏省教育会的领袖人物之一，辛亥之前一直是江浙新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时人有言，“谈教育者必推江苏，而言江苏教育者必争识先生袁观澜”。袁观澜是宝山城厢人，毕生研习宋儒性理之学，兼治汉儒通经致用之学，旁及天文地理博物之学，到广方言馆任教职时，刚中举人不久，已俨然江南名儒。张嘉璈从学两年，受其熏陶，对其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的儒家精神终身服膺，曾说：“对于孔孟之道，有所领会，实出袁师指导。”
再如教张氏兄弟策论的沈恩孚（信卿），是个精研《说文》的训诂学大师，对中国文字和边疆地理有极深造诣，天分极高，据说4岁能文，6岁代母授课，15岁补博士弟子员，未出名前在当地就已是个神童般的人物。可以想象，这样的旧学深沉之士，又或多或少接受过一些新式思想，对好学的张氏兄弟有着多么巨大的吸引力。再兼以术业有专攻的西文教习授课，使张氏兄弟很早就明白，“世界上除了做八股及我国固有的国粹之外，还有若干学问”。
到了晚年，张嘉璈对袁、沈二师依然充满感恩，在接受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孙中山史料研究室访问时，他回忆说：“十三岁时，我就到上海广方言馆，跟着我的家乡宝山名师袁希涛先生学。他对国学十分有研究，用浅显的话给我们解释。那时，我们对于性理之学感悟良多，对后来的待人处世助益很大……嘉定县的旧学名师沈恩孚先生讲五经，也是用深入浅出的方法。由于袁沈两位先生的教导，我对中国性理之学的研究，得益匪浅。”
1930年1月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右五）与中国银行伦敦经理处同仁合影
张氏兄弟入读上海广方言馆时，张家已家道中落。据猜测，大概是张父投资失败，或者是受了商业诈骗，以致元气大伤，兄弟俩的学业生活因此变得格外辛苦。据张嘉璈自述，那两年里他从未支用家中分文，食宿都用馆中供应，零用则靠他二哥每月3两的膏火银一起分用。兄弟俩终日伏案苦读，孜孜不倦，即使到了假期，为了省下路费，兄弟俩也都留馆自修。唯一的放松节目，就是散步时到制造局大门口，看路人往来，略纾终日伏案积劳，偶尔买一包花生米换换口味，已属十分稀罕的享受。
在张家子女的回忆中，他们的母亲刘氏是一位贤淑又能持家的女子，虽读书不多，却喜读报章，明晓时事。刘氏对子女们期望甚殷，总希望他们挣得功名，出人头地。她经常训诫子女们的一句话是，“务须为家门争气，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就在张嘉璈入读上海广方言馆的第二年，清廷颁布了新的学堂章程，规定学生于县学堂毕业者，凭平时过堂成绩，即可给予廪、增、附生功名。1904年初，张嘉璈转学入宝山县学堂，功名的吸引自是转学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服膺的两位先生袁希涛和沈恩孚，也都转到了县学堂执教，他极愿追随。
在这之前，仲兄嘉森已从上海广方言馆毕业，参加宝山县县试，取得了秀才这一最低级的科名，辗转几所学校后，已应聘赴湖南常德府中学任英文教员。在家人急切的属望下，张嘉璈也步其后尘，卒业宝山县学堂后，经学政考试策论，入学为秀才，于科举制度被取消前，成了这个国家最后一批有功名的人。兄弟俩交流学业消息时，嘉森经常说到一个叫刘镜人（士熙）的表兄，京师译学馆前身为京师同文馆，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毕业后，已正式出任驻俄外交官（后任中国驻俄公使）。张嘉璈暗暗下决心，也要去北京，考取译学馆。
1905年初，张嘉璈初到北京，方知报考京师译学馆有个条件，考者须有举人、进士功名，不得已，改而投考隶属商部的北京高等工业学堂，终获录取。此时，二哥嘉森日日浸淫于《日知录》的作者顾炎武和同时代的王夫之、黄宗羲的道德文章，其往返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一生，也正徐徐展开。兄弟俩的学术和志业，此处是一个重要的分叉点。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