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所了解的人，大都熟悉下面两个故事：
一是《三国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中，写刘备任安喜县尉，适督邮行部至县，刘备出郭迎接，督邮傲慢无礼，且据朝廷“凡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的诏令，要罢免刘备的职务。刘备归到县中，与县吏商议，县吏们认为督邮作威，无非是要贿赂。张飞知道后，将督邮绑在县前痛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
其实，在历史上，真正鞭打督邮的是刘备本人而非张飞。《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据裴松之注引《典略》，当时“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有鞭督邮之举。大概是《三国演义》的作者觉得刘备鞭打督邮，有碍于他的“仁义”形象，便移花接木，把这件事安到了张飞头上。
另一件事是陶渊明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即挂冠归隐。归隐的原因，据陶渊明自己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说，是因为程氏妹在武昌去世，自己急着要赶去奔丧。而据《晋书》和《宋书》中所记，则亦和督邮有关。如《晋书·隐逸传》中记载说，陶渊明“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虽然陶渊明早就有想要彻底归隐的念头，但真正变成实际行动，却需要有一件事作由头。不愿拜见督邮，便成了这样的一个“由头”。
实际上，在汉魏六朝时期，鞭打督邮和因不愿拜迎督邮而去职的，并不只是刘备和陶渊明，还有一些人也曾有过类似的举动。前者如《宋书·良吏传》记南朝宋时阮长之初为诸府参军，除员外散骑侍郎，“母老，求补襄垣令，督邮无礼，鞭之，去职。”后者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曾记，《吴越春秋》一书的作者赵晔，少时曾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斯役，遂弃车马去。”又同书《独行列传》亦记范冉“少为县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邮，冉耻之，乃遁去。”
如果把上面的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似乎给人这样的一种印象：督邮一直是一个不被人欢迎、甚至是受人轻贱的职位。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从整体上看，在汉、魏、晋几个朝代的前期，督邮常常是一个比较受人敬重的“正面形象”。只是到了中、后期，在政治昏暗、吏治败坏的背景下，督邮才随之逐渐演化成不太受人欢迎的角色。
督邮是西汉时开始设置的郡太守的重要属吏，是一个监察官员，代表太守督察所属各县，宣达教令，考核县吏政绩，调查、纠举县吏的贪赃枉法之事，然后报请郡守处治。同时，督邮还兼司狱讼捕亡等事。《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记尹翁归徙署督邮，当时“河东二十八县，分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到了东汉，更是把每个郡分为五个部，每部各设督邮一人，“以察诸县”（见《后汉书·百官志》及《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李贤注）。这样，在汉代，中央一级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丞相司直、司吏校尉等专职监察官员，各级地方政府则有察郡的州刺史、察县的督邮和察乡的廷掾，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监察系统和较为严密的监察法规。
在西汉和东汉等几个朝代前期政治较为清明、吏治较为整肃的前提下，包括督邮在内的各级监察官员，大都清廉自守、刚直不阿，能恪尽职守，大力纠举贪贿。如西汉昭、宣之时尹翁归任督邮，“所举应法，得其罪辜，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东汉时魏郡李暠为美阳令，与中常侍具瑗勾结，贪婪残暴，为百姓所患，及苏谦为郡督邮。“部案得其臧，论输左校”（《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东汉时郅寿任冀州刺史，曾令督邮督察属郡藩王及傅相，“动静失得，即时骑驿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于是藩国畏惧，并为遵节。”（《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郓列传》），又《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东汉顺帝时记陈球任繁阳令，时“魏郡太守讽县求纳货贿，球不与之，太守怒而挝督邮，欲令逐球。督邮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独繁阳有异政，今受命逐之，将致议于天下矣。’太守乃止。”作为督邮顶头上司的太守，索贿不成而要罢免县令职务，因督邮据理力争而只能作罢，可见只要是秉公行事，连太守也对其有所忌惮；可以想见下面所属各县的官员们，对督邮更应是抱着一种既敬且畏的情感。
影视剧中的督邮形象
事实证明，汉代以来所实行的这种监察制度，在政治环境相对较为理想的时期，曾经起到了澄清吏治的良好效果。但这种机制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其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行政权和监察权没有分离，而是互相纠结在一起。如督邮和廷掾既是地方监察官员，同时又是郡和县的行政长官的属吏；他们在行使监察权时，往往必须要秉承行政长官的意志，导致监察权屈从于行政权。这样，当某一个时期政治环境变得腐败昏暗，吏治败坏，整个官僚阶层都上下勾结、官官相护、贪贿成风时，这种监察机制便不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往往是形同虚设，陷入了一种“刺举之吏，莫敢奉宪”（《资治通鉴》卷三〇汉成帝阳朔二年）的局面。即使有少数人仍然坚持原则，秉公执法，也无异于以卵击石，于事无补，甚至会导致自己备受打击迫害。如东汉魏帝时东部督邮张俭，因举劾中常伺侯览及其亲属的罪恶，反被侯览诬其私结朋党，被迫亡命，一路上“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汉书·党锢列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中的“望门投止思张俭”即用此典），最后一直逃到了塞外。
而更多的包括督邮在内的各级监察官员，在这种恶浊的环境中，或阿附权贵，助纣为虐；或作威作福，贪财索贿，自己也变质异化成了贪官污吏的一分子。如《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的注文中提到一县守长夏逸为督邮所诬，其县主簿张登愿代逸之罪，结果是张登“身受考掠”。又《三国志·魏书·满田牵郭传》记“县人张苞为郡督邮，贪秽受取，干乱吏政”。
更有意思的是《后汉书·独行列传》记戴封任西华县令，“时汝、颍有蝗灾，独不入西华界。时督邮行县，蝗忽大至，督邮其日即去，蝗亦顿除，一境奇之。”我们可以把这件事和《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所记的另一件事放在一起看：卓茂任密县令，“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两件事一反一正，相映成趣。这样的记载固然反映了当时人的“天人感应”的观念，但若换一个角度看，这里不也是在喻示，在当时人看来，上面提到的那个督邮正像掠取害民的“蝗虫”吗？
写到这里，再回过头去看本文开头提到的两件事：《三国演义》里除了把“怒鞭督邮”者换成了张飞，还借县吏之口，认为督邮之所以要罢免刘备职务是为了借此索要贿赂。这样的描写固然是有虚构的成分在内，但若联系张苞“贪秽受取，干乱吏政”一事来看，似乎不能将其视为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再看《晋书·隐逸传》中的记载，说陶渊明“不私事上官”，而且他把那个要来行县的督邮称作“乡里小儿”，读者不难据此体会出，这个督邮决不会是一个作风正派、奉公守职而受人敬重的角色。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