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象与物理以及诗歌与哲学

从诗歌到哲学的提升，这是吴宓先生所提出的一个命题。诗歌怎么向哲学提升呢？有位年轻朋友跟我探讨这一问题。我说，你掌握两个关键词就行：一个物象，一个物理。意即对于世间万事万物，诗歌的职责在于呈现物象，哲学则在于揭示物理。这是内蒙古一位教授所作论断，文载《文史知识》。季羡林先生见此文，将其引入自己的《新日知录》。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亦借之用作从诗歌到哲学提升的两个关键词。物象与物理，互相对应，互为表里，合而观之，体现事物的本质。但因学科门类不同，对于事物的理解不一样，物象与物理，分而别之，则体现不同学科不同的职责及特征。诗歌与哲学，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其对于事物的认识及表述，既有相异之处，亦有相同之处。我说从诗歌到哲学的提升，着重看其相同之处。将其包装起来，所谓提升，就是以哲学的视角看诗歌，用哲学的方法解释诗歌，将蕴藏在物象深处的物理揭示出来，以达至认识层面的提升。例如，文学主题问题，许多教科书都将劳动与爱情看作文学的两大主题。如用哲学的视角加以检示，用哲学的方法加以归纳与演绎，以及从具象到抽象的提升，即可发现，除了劳动与爱情，文学还有另外两大主题：故乡与他乡以及永恒与瞬间。两种不同的表述，体现两个不同层面的文学观及世界观，说明从诗歌到哲学的提升，是认识层面的提升，即从形下层面向形上层面的提升。采用这一方法解读诗歌作品，通常都能获得不一般的结果。以下先看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篇记述一次回乡的经历及感受。谓明明回到自己的家乡，明明是主人，却被当作客人看待。诗篇体现出一种失落感。作为一个具体案例，所谓“摹写久客之感，最为真切”（唐汝询《唐诗解》），或者“说透人情之的”（高棅《唐诗品汇》），可见诗篇之所记述，已达至应有效果。这是从物象呈现的层面所作解读，如将许多与之相类似的案例加以综合，并且进一步进行抽象，当可发现，诗篇之所呈现，在当时应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因为唐代是个开放的朝代，离开家乡机会多了，回不了家乡机会也随之增多，诗人的这种经历，也就成为社会上许多人士之所共有；而且，如将其对于物象的呈现加以抽象，亦可发现，诗篇所展示的现象以及诗人经历所出现失落感及所造成困扰，诸如“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杜甫《秋兴八首》之一），或者“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望月有感》），概括起来就是故乡与他乡的矛盾与冲突。这是从物理揭示的层面所作解读。经过两个层面的演绎，即从物象的呈现到物理的揭示。所谓从诗歌到哲学的提升，目标大致已经达至。因此可以推断，故乡与他乡，已成为唐代诗歌经常歌咏的一个主题。

以下再看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句中所说，是不是一边喝酒、一边填词呢？现在的鉴赏辞典可能都这么解读，实则，非也。一曲新词，乃指一曲新歌，意即一边听歌，一边喝酒；但字面上是词而不是歌，因歌字阴平，换作“一曲新歌酒一杯”，读起来显得不很协调。那么，听歌、喝酒，歌和酒是个什么状况呢？相对来讲，歌和酒无限，而什么东西是有限的呢？生命有限。歌词所说，酒和歌不会变，天气、亭台也不会变，西下的太阳昨天与今天尽管不一样，但还是回来了，唯一会变而回不来的是人生。这是上片，讲述有限与无限这样一个道理。说明夕阳西下仍然可以回来，而人生却回不来。那下片呢？“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一个去，一个来，是个永恒的存在，而独徘徊，却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同样讲述有限（瞬间）与无限（永恒）这样一个道理。这是以哲学视域审示社会人生。可知，晏殊这个人，并不是一般文学家，他身为太平宰相，拥有现世荣华富贵，却仍然有许多烦恼。他觉得，人生太过短促，而歌和酒却无穷无尽；花开花落，燕去燕归，没有休止，唯独人生，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晏殊的思考，反映宋代的社会心理、文人心态。诸如“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宋祁《玉楼春》），或者“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苏轼《满庭芳》），既表示对于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这一观念的认同，亦表示对于人生有限、行乐无限这一法则的思考。说明所谓瞬间与永恒，也已成为宋词中经常歌咏的主题。

以上二例，一说故乡与他乡，一说瞬间与永恒，相对于劳动与爱情，表示层面的提升。前者由个别到一般，从多到一进行推导；后者从具象到抽象，由形之下向形之上加以提升。二者均达至与一般诗词鉴赏所不同的结果。但诗歌仍其为诗歌，哲学仍其为哲学，并未将诗歌变为哲学。这是以哲学视角看诗歌，以哲学方法解读诗歌的结果。

二、以天为本与以人为本

上文以物象与物理，并以唐诗、宋词中两个具体事例，说明从诗歌到哲学的提升，以下拟将其推广至人文科学，着重说人文与人本问题。二者均说提升，诗歌所说，借助物象与物理的辨析展开话题；人文科学所说，拟通过人文与人本的论辩加以展示。唐诗、宋词乃至人文学科的提升，都属于认识问题，也就是立场、观点问题。因此，在展开话题之前，有必要事先说清楚，这里所说人文，既是与天文、地文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又是与人本以及人文关怀有别的一个概念。是以天为本，而非以人为本。以天为本与以人为本，体现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例如：有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由于观念不同，指导思想不一样，所作解读，结果也不一样。记得2000年4月，从上海到绍兴，高速公路过去，一路的油菜花，而且，有树也有鸦。我填了一首词，叫《鹊踏枝》。歌词写道：

宝马奔驰新干线。高树栖鸦，油菜黄天半。水绕人家船泊岸。门前熠耀桃花粲。昨夜春风吹未断。缕缕雨丝，一路来相伴。待得满城灯火乱。阑珊意绪凭谁管。

歌词开篇一句，有宝马又有奔驰，都是现代的名牌。我一拿出来，学生就都笑了。说你这个是假古董。其实，我用的都是古典的词汇。有如宝马香车、高树栖鸦以及阑珊意绪等等。这是2000年的事。到了2004年，从深圳到上海，乘坐火车一路过去，看到那么好的田园，土壤都是黑黑的，可就是盖一半的楼房在那里。我填了另外一首《鹊踏枝》。歌词写道：

驰骋铁龙深沪线。赤帜高扬，楼阁起将半。人在田头牛隔岸。数声布谷晴光粲。一路画图添不断。有梦三更，枕上书为伴。渐远渐行烟柳乱。天涯到处知谁管。

前后两首歌词，同一词调，同一韵部。乃叠韵。格式相同，所写也都是途中的所见、所感。前一首，高树栖鸦，油菜天半；水绕人家，桃花璀璨。依然一幅充满生机的江南春色图。后一首，赤帜高扬，楼阁将半；人在田头，牛在对岸。俨然一幅充满无奈的乡镇毁田盖楼图。从“油菜黄天半”到“楼阁起将半”，这变化多大啊。三四年时间，油菜花没有了，到处都是盖了一半的楼房。这是那些年的零星见闻及感想。返回讲堂，与诸生说及人文与人本问题，亦曾引发一些联想及思考。《春秋公羊传》（何休注）有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里之所谓歌，其主题应当就是劳动与爱情。可以想象，先民的生存与发展，开初之时应没有现在这么繁复多样。比如捕鱼，一根树叉插下去，一条鱼就上来了。但人与人、部落与部落，仍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包括资源占有及成果分配等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意义上讲，鱼捉得越多越好，是一种进步与发展；但在以天为本的意义上讲，鱼捉得多，或捉得少，你争我抢，却是一种对于大自然的破坏与掠夺。这是先民时候的状况。而现今呢？是不是也当作如是观？当今世界，到处都是以人为本，竞争、垄断，破坏、掠夺，无所不用其极。人类社会时时刻刻面临着危机与挑战。这是我对于以天为本及与人为本的思考。

三、形上之思与形下之思

以上就物象与物理以及人文与人本两组互相对应、互相关联的概念，对于唐诗与宋词以及人文科学的提升问题初步作了探讨。以下拟以思考与不思考两种不同处世态度及方式以及一己之私与普遍价值两个不同世界观，探讨从诗歌到哲学提升对于认识层面提升的实际运用问题。先说李白与杜甫，再说李煜与赵佶。李白与杜甫，二人都想充当帝王之师，但其处世态度及方式不同，遭遇也不一样。李白居庙堂思考，处江湖亦思考；杜甫居庙堂不思考，处江湖才思考。“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和我的影子以及天上的月亮，我、影、月，三者相对应，这是李白所创造的心灵世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所关注的是贫富悬殊所造成的邦国安危问题。相比之下，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正因为不思考，杜甫自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二十四岁，以乡贡资格赴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此后，一路进取，从河西尉，到左拾遗，到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所谓“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凭借其忠君爱民的本性，立命安身，无需思考，也不会思考，及至没官做了，只剩下老病与孤舟，方才有自己的思考。唐肃宗大历三年（768），五十七岁，当他离开四川出峡，向江陵航行，所作《旅夜书怀》，即体现他当时的思考。诗篇写道：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诗篇前解布景，从自己所在小船及岸边小草，拓展至天上星星、月亮以及平野、大江，场面十分阔大。后解发表议论，思考问题。一问一答，将社会事相和自然物象联系在一起。问：一个人名气大，文章应当也写得好，为什么有的人文章写得并不怎么样，而名气却那么大？并问：官做到老、做到病，理应休矣，为什么老的、病的不休，没老、没病却要休？接着，回答问题，他却不直接面对，而将话题从现实社会转移到天外去。曰：平生江海心，白屋难久留（杜甫《破船》），四处奔窜，就像是眼前的一只小沙鸥。所问所答，有点文不对题，但却将个人与天地联系在一起，表示在飘渺天地间，已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归宿。所谓“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白居易《吾土》），此时杜甫，应不至再让其忠君爱民的忧患情绪像终南山一样沉重地压迫着自己，因皇帝不要他了，他已经能够独立思考。但是，李白不一样，不管皇帝要不要，他都固守自己的孤直本性（李白《古风》：“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唐玄宗天宝二年（743）或三年（744），四十三四岁，李白在宫中所撰《清平调》三首，所谓微文隐讽，当中即包涵着一条放诸四海而皆准并且千古不变的定律。歌词三章，咏名花、咏倾国及释“恨”，构成一组联章歌词。咏名花，非常随意。咏倾国，已稍用心。既以花喻人，又以人喻人。谓一枝红艳，令人枉为肠断。天下美女，有谁能够相比？只有汉宫飞燕。至于释“恨”，当中一个“得”字，用得巧妙。要是换了个“使”字，成为“长使君王带笑看”，那就了不得，可能被砍头。那个时候，李白虽然宿醒未醒，但他还是不敢乱讲话。他知道，如果没有君王的宠爱，名花没人欣赏，倾国也是徒劳。用一个“得”字，正合君王心意。那么，读到这里，似乎感觉李白就是个奴才，专会拍马屁，将名花、倾国、君王伺候得服服帖帖。分明是一名擦鞋仔（广东话）。但是，这是不是我们心目中的李白呢？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诗篇并不到此为止，我们心目中的李白，此刻正在思考问题，他在阐释一个“恨”字。谓“解释春风无限恨”，不对，是“春风解释无限恨”，由于协调平仄，将词序作了调整，解说词意，仍须将词序调整过来，说明这个恨，是春风释放出来的。解释就是解放、释放。这个恨不是春风的恨，而是春风释放出来的恨。这个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恨呢？这个恨，能说清楚，就读懂李白，也懂得何谓从诗歌到哲学的提升。清代人说，这是寿王的恨。现代有部电视剧《杨贵妃》，指这个恨是李白的恨。没办法说清楚。但如果将诗篇的最后一句联系在一起，就能明白，这是李白在沉香亭北思考所得的一种“恨”。在沉香亭北，李白直面名花、倾国及君王，将千古以来所有的恨加以归纳，说明这种恨是名花的恨，是倾国的恨，是君王的恨，也是李白的恨。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恨呢？如借助哲学的方法，将这种恨，由具象到抽象加以提升，这就是古往今来，所有人的恨，即“花不常开，月不常圆，人不长好”。“花不常开，月不常圆，人不长好。”这既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而且千古不变的恨，也是放诸四海而且千古不变的定律。这种恨，既为李白所有，亦为我们大家所有。

以上说李白与杜甫，着重于处世态度及方式看其思维模式在形之上或形之下层面的区分；以下说李煜与赵佶，着重于一己之私与普遍价值两种不同世界观看其所创造境界之大与小的区别。王国维论李煜与赵佶，所谓“以血书者”，容易理解，说明二者的词骨都在于真（况周颐语），至于“自道身世之戚与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就不大好理解。就作品自身而言，无论李煜幽囚汴京于月明中所作《虞美人》，或者赵佶被掳北迁于途中见杏花所作《燕山亭》，二者都有一种故国之思及忧戚之情，这是其共通之处。但就读者而言，二者的故国之思与忧戚之情及其所创造境界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讲堂上，我问诸生：“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往事为何？是不是雕栏玉砌？是不是故国？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那又是什么呢？有位学生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往事不就是春花秋月吗？其时，我亦猛然觉醒。歌词开篇二句，一问一答，不是已将事情交代清楚了吗？表示往事就是春花秋月，就是像春花秋月一样美好的人和事。因为春天的花最鲜艳，秋天的月最明亮。那么，这是不是李煜心目中的往事呢？说到这里，当可发现，李煜词中所谓往事，可作两面观，一曰雕栏玉砌，一曰春花秋月。这是两个不同认识层面的理解，即形下层面与形上层面的理解。王国维说李煜，谓其“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就是在形上层面所进行的归纳与提升。即将李煜所追忆的往事，看作人类所共同追忆的往事，有如释迦牟尼与基督耶稣，既能担荷罪恶，亦能负任美好。表示李煜之所思忆，不仅为其所有，亦为全人类所共有。但赵佶就不一样，在他的世界里，故国就是故国，一己就是一己；杏花的凋零，家国的破灭，都只是他悲惨遭遇的写照。当上俘虏，望不见故宫。“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所谓“词极凄惋，亦可怜矣”（杨慎《词品》卷六），这也仅仅是一己之怨，一己之私，属于个人命运的悲叹。可见，李煜与赵佶，由于世界观不同，认识层面不同，其所创境界之大与小，及其内在意涵之远与近，就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后人的解读，同样也因为认识层面的差距而出现不同的理解。

上文以两种不同处世态度及方式说李白与杜甫，以一己之私与普遍价值两个不同世界观说李煜与赵佶。前者以思考不思考，形之上与形之下两种不同思考模式，见证高下；后者以一己与普遍，价值之远与近，显示大小。说明从诗歌到哲学的提升，不仅对于诗歌创作具有实际运用价值，而且对于诗歌理论研究亦具一定参考价值。

（本文为作者在第三届北戴河国学论坛上演讲内容，燕山大学郑安纲教授据录音整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