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6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终发展成了大规模的运动。时年应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从此奔赴广阔天地。一部分进入内蒙古、东北和云南的建设兵团，相当大的部分去边远地区落户插队。由此诞生“老三届”一词。

我家还好，二哥和姐姐因为上了半工半读的中专，留城当了工人阶级的接班人，只有三哥去了内蒙古陕西交界的丰镇，一年下来满工分的他拿到了三百一十斤的口粮——三百斤土豆、十斤带皮的荞麦。

这就是绝大部分知青的命运。好歹家里只走了他一个，勉强有半饱，家里不能不考虑我小哥和我未来的命运。

虽然家里和音乐圈子没关系，但瞧我好歹学了学二胡、小提琴，也琢磨着看能不能找个出路。

现在想想，我极为业余的演奏水平还想找出路似乎太不靠谱。但那是一个宣传队，包括准专业文艺团体疯狂发展的年代。一个好点的中学就敢整场地跳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样板团，很需人才。所以家里也不免动了心。记得这一年多少也跟着大哥二哥去了四五家招人的团体，好像多是外地的，但有的明说水平不够，有的则委婉地表示政治条件不够。有了几次，家人也就放弃了努力。

在学校里，这一年宣传队的大事是终于有了一架钢琴。

“文革”的一大后果是多少财宝进了官厅，多少财宝付之一炬，多少财宝流落民间，多少财宝落入贼手。而钢琴这种资本主义的乐器更是除了根红苗壮的人家大多卖掉了事。这倒造成了一件好事，买不起钢琴的中小学终于可以以一百、二百元左右的价钱购置钢琴了。

学校也没有几个专业弹钢琴的，钢琴也不可能像风琴搬进教室，所以倒成了我的常用。当然，我也想不到找专业的老师，依然无师自通地瞎弹。

1971年，这一年一件大事是我上了讲台。

岳老师找到我，说是要我上一台唱歌课，但不是选一个班去上，而是在大礼堂上，而且全地区的音乐教师要来观摩。

我常常上讲台，不会憷场了。但岳老师显然比我还紧张，反复带着我备课，差不多掐着分钟算，要教的还是“狱警传，似狼嚎”这段《红灯记》里的著名唱段——《雄心壮志冲云天》。我那时嗓子差不多开始变声，到了上讲台的头天下午，我失声了，嗓子哑得不行。

岳老师急坏了——定好的观摩课牵扯到全地区的音乐教师，不是本校的事可以调整啊！

有人教了她一招，她立刻跑到药店去买了胖大海和麦冬，嘱咐我泡水狂喝。

那时的胖大海想必是货真价实。第二天早上起来试试，居然声音发亮了。一节课上下来，居然越唱越明亮，圆满完成任务。

其实说起来，这节课还是个“摆拍”。《雄心壮志冲云天》那年月哪个孩子不会唱呢？

1971年的秋天到了，9月，我们照例要下乡劳动。这一年我们的目的地是现在石佛营路附近的豆各庄。

劳动结束，我们早半夜出发，返回北京。

走在路上，同学们犯困，这时候就得拉歌，当然都是革命歌曲。我的一个同学黄伟却自己和另外一个同学哼起了一首我没听过的歌：“火车火车你慢些走，再让我看一看我的战友。流下多少热泪，说不尽的知心话。火车一声吼，我们就分了手，泪花儿往下流。”俩人唱得痞里痞气，弄得几个同学都有些唏嘘。

我大为震惊，从没听过这样一种歌，但也有一种莫名的伤感萦绕在心。于是没有打官腔，而是悄悄地问黄伟：“这歌哪儿来的？”

黄伟也悄悄地告诉我：“这是我哥哥姐姐他们的歌，不都去插队了吗？他们老唱，你哥不也走了吗？他没唱？”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了非主流的知青歌曲，此前最有名的当然是《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主流作品。

回想起来，这个经历是我开始对当时“地下歌曲”感兴趣的缘起。

临近毕业了，有一天，她把我叫到了大礼堂，见了两个文质彬彬的男士。岳老师介绍说他们是来自内蒙古京剧团的，一位叫龚建鸿，一位叫杨鸣庆。他们此次来北京是为团里招收小艺员的——因为样板戏的普及，京剧团也要招收部分西洋乐器演奏员。岳老师打算让我考钢琴。

老师们温文尔雅的，先是让我弹点什么，我记得瞎弹了一个《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自然是“金氏弹法”。老师们笑了笑，就开始在琴上让我听音辨音，从一个到两个，两个到三个最后好像有四五个。这对于我并不难，很利落地唱出了标准音高——不是固定音高。

两个老师互相看看，捏捏我的手感叹：“好大的手。”一位说：“我看钢琴也行，大提琴也行。”

之后就问我：“我们团在呼和浩特，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我哥哥就在内蒙古丰镇插队。他们又问：“这么小家里人放心让你去那么远吗？我们那里比北京冷好多你怕吗？”我想了想头一年家里带我考文艺团体的事，回答说：“家里放心，我也不怕。”他们最后说：“我们那儿学员期间每个月是26块钱，如果毕业了就是36块钱。”我听了如同今天的年薪百万似的。回了家告诉母亲和家人，他们觉得能第一次见面就和你说到这些包括工资待遇，应该是靠谱了，很是兴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们宣传队招去了两个男孩，都是因为嗓子不错学京剧。我意识到又没戏了。但是母亲和岳老师都不再说什么，我也朦胧意识到可能是跟我的家庭出身有关系，知趣而不再提起。

我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但却隐约感觉到了人生真的会有几分凶险。

紧跟着，我小学毕业了。

就这样，Ade（德语“再见”），我的培红母校！Ade，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文/金兆钧（乐评人）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