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北方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
元代历史文化对于中国历史与华夏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元代文学，是中国文学“近世”的起点。
元朝历史的特点，与元代文学互相关联：一是疆域空前广大；二是在汉、唐、宋、明、清等统一王朝中，立国时间最短，仅九十年左右。元代文学的特点则是四种主要的文体：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在文学史上首次齐聚文坛。此前，文学体裁主要是诗歌、散文。元代作家极具代表性，涉及使用汉语写作的文人包括在元朝疆域生活的中国各民族，包括源自欧亚大陆的民族。就作者的宗教信仰而言，除了传统的道、释两家，还有基督教（也里可温）、伊斯兰教（答失蛮）等背景。
《全元诗》是元代诗总集。
自《全唐诗》成编，对历朝一代之诗的汇集、整理，成为文学与文献的关注点、诗学研究的路径。《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全辽金诗》《全金诗》《全宋诗》的先后编辑出版，体现出中国诗学的持续进展。对历朝诗的别集、总集及地方史志等文献之中保存的诗篇所做的搜集整理，深刻影响了学术格局。
20世纪以来，元代文学研究取得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元代文学文献集成研究的成就：元代文学总集《全元散曲》（隋树森编，中华书局，1964），《全金元词》（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79），《全元戏曲》（王季思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全元文》（李修生主编，凤凰出版社，2004）陆续问世，元代文学与文献受到普遍关注。
在纵向上，《全元诗》成书，为断代诗总集（从上古至宋）的延续，打通了自《全唐诗》《全金诗》《全宋诗》向元、明、清过渡的通道。在横向上，《全元诗》则是元代四种主要文体之中的一种新总集成为学术路径的交岔点与瓶颈。
编撰《全元诗》之议，由孙楷第先生首倡于三十年前。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以特殊重大课题立项。其间通过检索数千种文献，编录成书，先后四稿，再通过追溯文献来源，进行了校勘。这一过程，排除了数十种元诗伪书，归并了数百位重复出现的诗人与诗。清代中期，《元诗选癸集》编定行世，其中收录了二千二百位元代诗人，此前一直以其为元代有诗篇流传至今的诗人的极限数字。《全元诗》编撰过程中证实，仅《元诗选癸集》编入的诗人就出现相当大的自我重复，最多者一人在不同位置出现四次。实际《元诗选癸集》仅收录了元代不到一千六百位诗人的诗篇。
元代文学诸体裁中，论者历来有元诗受到忽视（“元无诗”）之说。
通过编辑整理，正式出版的《全元诗》，收入了元代五千馀位诗人的十三万多首诗，足以证实元代诗坛实际相当兴盛。诗总集，如傅习、孙存吾《皇元风雅》前后集，蒋易《元风雅》三十卷，赖良《大雅集》八卷，以及诗文总集《国朝文类》（《元文类》）等影响广被，都有不止一种版本传世。
元代治下的民众区分为四个群体：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诗，促进了不同人群的沟通，而出现“双语”诗文，则是元代历史文化的特征。
《全元诗》《全元文》先后成书，提供了认识元代文学与历史文化整体状况的途径。
比如，元朝与域外的交往长期是中外学界的关注点，成为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双向例证。对此，元诗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细节。
涉及海外世界，对珍禽异兽的特殊关注再造了元人的知识结构，开阔了元人的视野。至正年间的一件耸动朝野的大事，是海外“乌桓部族号佛郎”进贡天马，唤起了人们对索取“汗血宝马”的记忆。元人有关“天马”的诗文，能编成一部专集。杨维桢诗《佛郎国进天马歌》是代表作。张骞通西域的直接动因——对“天马”的需求，穿越历史时空回到元人的生活。所谓“佛郎”（“拂郎”），在元朝是欧洲的代称。保存在宋褧《燕石集》的《过海子观浴象》，为大都皇家园林厩舍居然有了大象的位置而作。陈高的诗篇《题献狻猊图》，记述了来自西域的狻猊（狮子）带给世人的惊喜。
清康熙孔雀绿釉狮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以前曾认为，中国居民认识本土以外的珍禽异兽，与明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有关。实际早在元代中期，海外珍禽异兽就成为中原居民的“邻居”。
元诗人舒頔叙事诗《骆驼鸡行》诗序写骆驼鸡：“其毛如豕，其形团促而无距，尾亦无翅，足与项如鸡，然其高如鹤，其声未闻。”诗中说：“铁冠凫啄颈连翠，豕身鸡项足无距。高如海鹤菌蠢而不羽，遐荒僻壤所产亦粒黍。以鸡耶，不能鸣而司晨，以禽耶，何文采羽毛之可取。”“嗟彼数千里外远来献麟兮凤兮，为中国瑞。”将其与中华传统文化向往的“麒麟”“凤凰”同视为祥瑞。
骆驼——鸡？通过有关诗篇可知，所谓“骆驼鸡”是非洲特有的动物——鸵鸟。《骆驼鸡行》重新设定了人们以往认定的中国与世界大洲、大洋直接交往的时间表。
除了鸵鸟，通过诗篇引起朝野关注的另一种非洲奇兽是斑马。
元代社会生活中，民间普遍称斑马为“花驴”。元人曹伯启一组七言绝句名为《海夷贡花驴过兰溪书所见》，在兰溪，曹伯启见到海外王国（“海夷”）向元朝宗主进贡的团队，贡物行列的“花驴”——斑马，吸引了他特别关注。而曹伯启的职责，是保证域外朝贡使团携带他们的贡品顺利通过兰溪北上抵达大都。据曹伯启仕履，《海夷贡花驴过兰溪书所见》一诗应写在延祐、至治间，即公元1320年前后。
涉及“花驴”——斑马，意味深长的还有：元末以画梅花出名的王冕写了一首七言古诗《花驴儿》，诗序则云：“戊寅岁，杭州有回回人牧花驴儿，能解人意，且能省识回回人语言。人多观之，回人以此多获利焉。”“戊寅岁”，是至元四年（1338）。“花驴”——斑马彻底改变了“航海梯山事可疑”的肤浅之见，“天地精英及海隅，兽毛文彩号花驴”，“眼前今日看珍奇”。
除面向海洋，开通海路，中原与岭北、西域的交通也因之成为诗人笔下的常规内容。
元人心目中，西域不是秘境。耶律楚材、耶律铸、丘处机、尹志平、陈义高等人都有自成卷帙的西域诗，无论诗歌史或文化史，西域为元诗增添了其一风情。耶律楚材《西域河中十咏》（《湛然居士集》卷五）等篇什，是元诗的经典。《西域河中十咏》都以“寂寞河中府”起兴，经耶律楚材倡导，中亚居然有了华夏诗文的社区，华夏诗坛的西极出现在世人陌生已久的河中府——撒马尔罕。
上都，入元以来成为诗人探索的秘境。前往上都，是元诗突破历史阻断、调整视野的途径。江西士子杨允孚以宫廷厨师的身份写出了《滦京杂咏》108首，元人上都纪行诗、词、曲，都以在其中加注的表达方式，与读者交流沟通。
自五代时期，中原文人就见不到分界处“白沟”以外风光。而元代，行人可以随意跨越的“白沟”只是一个驿站的具体地名，一个国家“大一统”的标志性话题。诗人们回顾了“万里封疆到白沟”（《宋贞士罗沧洲集》卷二《白沟河乃旧日南北分界之地》），“辽宋兵戈事已休，昔年曾此割神州。一衣带水残阳外，犹有人言是白沟”（陈孚《陈刚中诗集》卷一《雄州白沟》）的历史现状则得到根本改变。滦阳（元上都）秘境成为江北、江南文人向往的观光之地，“纳钵”“火失毡房”“诈马筵”……天鹅、长十八花、滦阳菊……伴随诗篇，进入中原，为华夏文明增添了内容。
上都，是元代夏都，位于大都（北京）以北约四百公里的滦河流域，对不愿固守旧俗的诗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汗帐出现在滦河起，一个世纪间，每年夏季，元代皇室都要从大都起驾北行，来到这里消夏避暑，同时随行的政府各部门在此处理公务，皇帝在辉煌汗帐接见来自欧亚各地的使臣。所以，上都成为元朝兴盛与衰亡的见证。上都曾被称为“世界最伟大之城”，慕名而来的马可·波罗等域外人士，以及刚亡国的南宋皇室，在第一时间对上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年夏季到上都观礼，感受异域文明，是元朝“大一统”之后大江南北文人们的“例行功课”。描写上都风光与旅途见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所谓“上京纪行诗”，成为元代文学的特殊门类。往返上都——大都的旅途，探索不能失落的文明，是诗人们终生难忘的经历。
元代诗人的族属，出自汉、蒙古、畏兀、唐兀、吐蕃、康里、大食、钦察、回回、茀林、哈剌鲁、乃蛮、阿鲁浑、克列、塔塔儿、雍古、渤海、契丹、喀喇契丹等数十个民族。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仅见的。双语诗人们，通过诗进入了“文化社区”，化解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距离感”。流传至今的双语诗篇，是元诗的定位标志。
主要的“双语”（母语非汉语）诗人马祖常在《河湟书事》写道：“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携来东国易桑麻。”这是元代丝绸之路的生动写照。而江南诗人吴元德《观贾胡停车》则反映了东来西往的商旅走上丝绸之路的追求与向往：“于阗大食几万里，踏雪何时离此邦。”“却笑中原老翁媪，一生常守旧轩窗。”类似的诗篇，等于元代贯通欧亚大陆的写照。
而“茀林”籍诗人金元素，本身就是奇迹。出自信仰基督教的也里可温氏，金元素天历三年（即至顺元年）中进士，至正中期，与刘仁本等为保持元朝对东南区域的领有，殚精竭虑。至正二十八年，随元顺帝放弃大都北遁。在北元，是元老重臣，对朝政颇有影响。最后不知所终。作为诗人，他的诗结为《玩易斋集》《南游寓兴集》行世。但长期以来其人、其诗集都“下落不明”。《元诗选癸集》收入金元素诗三首，分属金元素（丁集，一首），金原素（癸集下，二首）名下。《永乐大典》残帙有金元素《南游寓兴集》，仅存佚诗二十首。最终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了完整的《南游寓兴集》（不分卷），这样“双语诗人”金元素尽管“下落不明”，但作为一个诗人，却有诗集存世。《南游寓兴集》不但是“双语诗人”的经典，也是元代至正前后，江南与大都的历史写照。
以上种种内容，使元诗长久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而且从不同角度体现出元诗的纪实叙事特征。
《全元诗》成书，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证明元代文学诸体中，诗是社会基础广博、拥有众多读者与信从者的文体，诗人则是人数多、涵盖范围宽的作家群体。由皇廷到民间，诗成为社会普遍的认知、交流渠道。它的成书，必将会推动元代文学研究、中国诗歌史研究的进展。
《全元诗》成书之前，学术界对元诗数目的推定，主要有两个数字：台湾学者曾认为，保存至今的元人诗篇近两万首。另一个更宽泛的估计，则是四万两千首。而《全元诗》的内容最终达到三倍以上。
新的诗总集呈现在读者面前，全书共68册，篇幅达到两千万字以上。编撰《全元诗》的同时，我们做了一则“量化分析”，可以推断：流传至今的元诗，大约是元朝曾经写作过的诗篇的接近五分之一。另一则“量化分析”是，元明清时期，为读者认同的最著名、最有影响与代表性的元代诗人，是“杨维桢”“虞集”“萨都剌”。
尽管大量的诗人与诗篇流失在历史发展过程，但元诗的基本面貌则通过《全元诗》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文/杨镰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3年第6期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