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全市16个区都已全面实现社会面清零。
这一天来之不易。过去一个多月，上海各级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在疲惫中以变应变。我们总结了他们的经验与思考，寻找与奥密克戎交手的规律、方法，遵循求是科学的医学精神，让正在或可能面对挑战的其他城市，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这条线是从小小的个位数出发的。它紧紧地贴着0例感染数这条底线。
3月1日，上海通报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
两天后，我们仍然感觉不到它微微的波动，还是个位数：2个超市员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3人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但这5人涉及195名密切接触者，次密接者342人。
接着，零零星星的感染者出现，这条线仍然贴靠着0底线，它只是肉眼看上去变粗了一点点。
3月29日，上海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字从28日的96扩大到326，无症状感染新增5656例。这条感染线跳出0这个地平线了。
接下来的12天里，这条曲线呈近乎90度攀爬，有时日新增突破2万。
如今，奥密克戎这个难缠的隐形对手让上海这座25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累计超60万人感染。
在与奥密克戎交手过程中，上海涌现过各种紧急医疗求助信息。我们联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级医院、三甲医院、互联网医院、外省援沪队等11个单位，采访了30多个受访者。他们说，上海正在转好，最焦虑、困难的时刻过去了，但远不到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刻。
一位医务工作者说，希望我们记录下上海医疗抗疫的过程，提出建设性意见，让下一座与奥密克戎对阵的城市，“举一反三”，不再走太多弯路。
5月1日以来，该市医疗机构逐步恢复了日常医疗服务，但尚未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市卫健委将加快推动医疗机构的复工复医。
将更多人、财、物下沉到社区
4月，上海25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核酸采样牵制住了。
紧急的采样任务总会在夜晚出现，普陀区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付莹一天顶多睡3-4个小时，随着采样任务增多，她常常要暂停接诊，参与全区核酸大筛查和流调转运。
根据2022年3月印发的《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第三版）》，需要配备的核酸采样人数约为人口总数除以360。也就是说，桃浦镇需要约583个医护工作者才能完成核酸采样工作，但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有100多名医护人员。
3月19日普陀区核酸大筛，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几乎把所有人扑了上去。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里有30万常住居民，却只有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家公立医院。疫情前，这里每日门诊量大约在2000次。对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说，这是相当大的工作量。
北蔡有9个城中村，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医护人员不在城中村设采样点，而是坐上三轮车，到群居房门口，为居民做核酸。每次跑村里测核酸，医护人员都会干得比较晚——路太难找了。
3月24日，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到任务，要为57000名居民做核酸筛查。但当天来做核酸的人源源不断，核酸一直做到了凌晨4点，最终共采样154063人。
那天，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宋徽江不断向上级请求支援，前后有十几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人过来。后来，防护服、采样试管也不够了，宋徽江四处去借。
谁也没想到，阳性病人越筛越多。3月26日，上海市累计新冠感染者已经破万，单日新增感染人数2600多人。
刚开始封控时，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晨预计，核酸大筛工作会在4月5日左右结束，医院里只留了一个门诊。但是5日后，他收到一轮又一轮的核酸任务，医护人员不得不一直坚持工作。人员紧张，区里调动资源，把校医、有医疗背景的志愿者动员过来。
4月以来，除了病房护理、精神障碍患者服务、开具死亡证等服务，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他医疗服务都断了，只开了两个简易门诊配药。“减员”还不少，最多时，130多个医护里，47个出现核酸异常。
原本承担老年护理、慢性病管理任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很难顾及封控区居民的就医需求。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曾尝试过在封控小区派一医一护进驻，满足最后一公里的就医需要。但随着被封控的小区越来越多，他们没有足够人手，这个方案也被迫停下来。
基层医疗机构首先变成了薄弱的一环。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理论与政策专委会副主委林枫说，上海大多基层卫生组织在过去的两年里非常疲惫，“已经到了顶不住的时候”——上海境外输入病例多发，而隔离点、观察点主要由这些一级医疗机构管理。
在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蒋荣猛的论文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被称作疫情的第一道防线，是“守门人”。他建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该充分发挥家庭医生的作用，做好轻症居家隔离和恢复期患者的管理和指导，以免患者涌向综合医院，影响综合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
但在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大部分力量投入在核酸筛查和转运。一个家庭医生在防疫工作中忙得团团转，她签约的病人遇到医疗问题，发信息找她求助时安抚她，“你忙，有空了再给我回”。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几乎被抽空后，核酸采样的工作仍有人员缺口。于是，二级医院也抽离部分医护人员参与核酸采样。
嘉定区南翔医院副院长田源介绍，该院是二级甲等医院，共有500多个医护人员，最多时要外派300人，分别接管4家隔离酒店、1个密接者隔离点、1个区级方舱，只剩下约200人留在医院接诊。每天医院还得从剩余200人里再抽人去做核酸采样。田源解释，由于危急重症患者较多，医院会优先确保急诊科、ICU的医护，从其他科室抽人完成核酸采样工作，所有科主任带头参加，副院长也得去现场协调。
核酸采样人员的缺口太大了。湖北省肿瘤医院援沪医疗队队长江亮最初抵达上海时，上海医护的缺口有两万多人。他们经常晚上值班方舱，白天核酸采样。浙江先来了3000人支援采样，一个月后又换了2800人顶上。
林枫认为，在分级诊疗思想下，疫情下各级医院首要的任务，是负责好原本“自己的病人”。当基层没有工作人员守在病人身边，二级、三级医院也很难在原有的轨道里运行，要弥补基层人力的缺口。
更难的是，即使投入一级、二级医院的人力，外援力量加入，多轮核酸大筛始终没有找出所有感染者。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罗力认为，如果上海的核酸大筛起步更早，能更有效遏制病毒传播。他认为，在病例很少的时候，全员核酸筛查带来的人群聚集传播风险可以控制在低水平，就算是发生了，也有足够资源在短期控制住。“但当每日新增病例上千，甚至上万，这一人群聚集传播风险较高，对于核酸检测规范性的要求陡然增加。封控背景下，全员抗原检测更为合适。”
在社区内，阳性患者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当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现了第一个住院的阳性患者时，宋徽江想把阳性患者转诊到定点医院去——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在镇政府办公用房基础上改建，修建时没有考虑传染病的建筑要求，而且，这里只有基础的心电监护仪，没有呼吸机。
但阳性患者越来越多，大多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家人陪护，如果家属不同意转，医院也不能转。最终能转走的病人很少。
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宋徽江工作过的第五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发现，在医疗资源丰富的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属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地方。如果想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功能发挥好，上海未来要加大投入，将更多人、财、物下沉到社区，包括人才、技术、检查设备。
上海市卫健委《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能力标准（2019版）》要求城区每万人口拥有的全科医生数量达到4人及以上，郊区每万人口达到3.3，每万名居民配备1.5-2.5名公共卫生医师。在桃浦镇，全科医生数字去年刚刚达标，公共卫生医师也难招，刘晨说，“公共卫生方面的人基本上不会到我们社区来的，大部分首选去市级疾控部门。”
让床等人
在罗力看来，方舱建设需要提前谋划、及早决策。当一个城市新增感染者分散在各个区并每日新增超100人时，政府就要考虑紧急建设方舱，最好常备一些方舱医院，24小时配置基本设备后就可以启用。他认为，如果上海能提早建设方舱，早期就把阳性病人“应收尽收”，能减少社区传播。
3月24日，上海第一家市级方舱医院嘉荷新苑启用，设床位1900张。而3月24、25、26三日，上海每日新增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都超过1000个。
罗力举例，假设一开始有1000个阳性感染者，只有500张床位，剩下500人留在社区继续传播病毒，按一比四的传播比例，隔一天就多了2000人阳性感染者，那第二天再建500张床位也不够。他认为，哪怕是早期建设的方舱到最后没用上，也是有价值的，“早期的冗余是为了将来的节约”。
瑞金北院急诊科主任和创伤中心主任陆一鸣也有相似的观察：早期方舱不够用，阳性病人在等床。他认为，理想的情况是，提前做好可能发生的大疫情应对措施，让床等人。
他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部院区），是嘉定区最大的三级综合性医院。3月19日，该医院接到通知，要求最短时间内整体转换为收治新冠病人的定点医院，是上海市最早的一家。当天晚上，瑞金医院连夜将北部院区内近800个非新冠住院病人转运至在其他医院后，第二天便开始收治新冠病人。
4月8日，上海新冠感染者人数接近10万。当时，上海正加紧方舱建设，4个市级方舱已有3.8万张床位投用，而当时上海最大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有5万张床位将在9日分批交付，依然有阳性患者在等待床位。
罗力认为，过去两年，上海的精准防控发挥了作用，但大多居民没有真正经历过大规模疫情，与奥密克戎短兵相接时，就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各种矛盾不断产生。
当人数过多，各种问题就逐渐浮现。由于方舱床位不够，大量阳性病人不得不滞留在非定点医院，影响非定点医院接收病人的速度。尤其在4月初到4月中旬，非新冠病人就医难问题凸显。
急诊开始告急：相比4月初，36家市级医院的急诊量增长了65%。仁济东院急诊科，最多时，一天能检测出三四十个阳性病人。这是一家非定点医院，4月初，每天急诊科都要接收两三百个病人，最多一天来了114台救护车，固定床位早已满员，病人睡满了急诊大厅。副主任刘黎希望把阳性病人尽快转出，以免传播给那些非新冠患者。
但当时，许多定点医院床位爆满，还有一些正在改造。 刘黎回忆，4月6日到18日，上海每日新增阳性病例都是两万、两万、两万，这让科室里许多医护人员心情低落，“我们不怕工作累、忙，就怕看不到尽头”。
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天，4月13日，上海多了27719个新冠感染者。
当非定点医院接诊阳性患者后，会开始消杀，有些医院要求患者有48小时核酸检测才能进入。
对此，4月15日，上海市卫健委回应，如果急诊患者需要立即进行紧急处置，医疗机构应启动应急预案，整个过程中，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由推诿拒绝、延误治疗。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通信部副部长邵赟也很着急：120救护车的周转速度明显下降，急诊科病人太多，收治能力下降，救护车不得不在急诊科门前排队等待，直到急诊科给病人腾出一张床，又或是救护车把担架床留在急诊科。
许多焦急的求助涌入120热线中，病人要排队等待救护车来，最多排到500多号。邵赟说，仅4月6日一天，上海有 9.1万人拨打了120，其中2.1万个电话成功被接听。这两个数据对比平日120的来电数和接听数，分别增加了12.3倍、3.3倍，这都突破了120业务历史峰值。
邵赟回忆，有时救护车抵达医院门口，被告知刚出现阳性患者，正在消杀，不得不往下一个医院送。一个救护车司机说，常常不知道哪家医院是正在开放的。还有的救护车，被爆满的急诊科“压床”，最久的压了7个小时。
一些市民被120告知，要自行联络医院后，才能派救护车接送，但许多患者拨打医院热线后，常常无人接听，不知道该去哪家医院。
4月17日，一位上海市民做了个实验，拨打15家三甲医院电话，询问其急诊是否开放，11家都“暂时无人接听”或被自动挂断，耗时一个半小时。
非新冠患者里，血透病人是最紧急的那一拨儿。封控时期，交通对于血透病人是大难题，“有了血透名额，没有车，有了车又没有名额”，加上越来越多的血透科因为发生院感而关门。
4月5日，浦东医院在曹路镇一家“刚开业半年、只有空壳子、墙头氧气表头也不配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4小时内紧急搭建起临时血透中心，上百台透析机一刻不停地运转，“有些透析机，因为温度太高一直在报警，’温度过高，温度过高’。”护士拿消毒湿巾擦拭，给机器降温。穿着防护服在血透室工作的护士几次晕倒，下班时，衣服都能拧出水。
浙江省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护士钟琦记得，支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第一天，一位老人被社区的工作人员送来医院。这个已经3天没血透的老人，再不敢多吃饭，不敢多喝水。老人格外珍惜这次血透的机会，一直重复地恳求钟琦，帮她调整数值，“多拉一点水”，因为“不知道下一次血透是什么时候”——老人不希望总是麻烦社区来回接送。
5月16日，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求是》杂志发文，称早期防控能力要提级强化，收治隔离能力要再加强，提前规划准备定点医院和亚定点医院、永久性方舱医院、集中隔离点。
发挥互联网诊疗作用
造成急诊告急、120“大堵车”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封控时间加长后，病人“缺药”，“在家扛到没法再拖”，不得已才来医院。
在急诊科，一位心脏病病人，起初只是心绞痛、胸闷，由于封控管理，一直没能到医院看，“等到实在屏（撑）不住来看已经大面积心梗。”
来急诊科的糖尿病病人，有两个极端。“一个血糖很高，一个血糖很低。”前者是封控后，病人断药后一时间配不到药，停药多天后，血糖升高；后者是药没停，但食物短缺，吃的少了，血糖降低。还有一位女患者，因为买不到蔬菜，连吃了两顿肉，“进食油腻，胰腺炎发作”。
买药难、看病难成为4月上旬突出的问题。
比如，静安区有6300多名在册精神病人，封控期间，社区精神病人用药需求激增。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刘寒回忆，为了让社区精神病人“有药吃”“有人管”，医院开通了药物维持热线，仅4月5日-12日就接到近200名患者求助电话。以往，这些患者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直接对接，但社区的人扑在防疫上，且相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静安精卫的精神科药品品种更全。特殊时期，药的压力落在他们身上。
许多医院的医护人员回忆，医院的药房始终库存充足，但因为物流问题，医院无法把药品送到患者手上。许多社区涌现配药志愿者，带着患者的医保卡，去好几家医院代配药，有时在一家医院排队就要三四个小时，最后骑共享单车，肩背手提地把七八十个病人的药背回去。
南翔医院消化科医生陆敏也说，从4月初到中旬，她每天要去医院简易门诊给那些即将断药的患者配药，从早到晚，要开两三百张处方。
上海市儿童医院药学部主任孙华君看到网上流传的一则视频里，居委会干部对社区里求药的老人说，“我也很无奈，我也没办法”，他跟着哭了。他甚至不敢看每天处方单的具体数字，“都放在电脑里，我就是不敢去拉出来看”。
他回忆，这种药品“流入大于流出”的不平衡状态是从3月下旬开始的，因为物流中转站被封控。
他曾以为4月5日之后社会化物流可以恢复，安慰患者家属，“物流恢复后会尽快发出”。但5日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医院累计积压了3000单。儿童医院互联网医院办公室主任钮骏发动了“顺路带”活动，让一些医护每天下班去小区或附近送药，一天能送个十几单，有的下了夜班还去送。
上海一家医药公司组织了50多个原本从事财务、行政工作的员工成为送药志愿者，开私家车送药。但他们一旦在住地出现阳性或密接，就“团灭”出不来了。
4月10日左右，一家外卖平台的送药志愿者来到儿童医院，把送药效率提升了一倍，有医生感慨，还是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看病难，一时间互联网医院涌进许多复诊的病人。钮骏介绍，3月暴发疫情以来，儿童医院线上咨询量同比2021年增加53%，在线复诊量增加216%。
3月15日至5月3日，超过3.5万人次在仁济医院互联网医院线上复诊、咨询，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10倍以上，近900名医生注册在线，每天的医生中，近40%为高级职称专家。蒋荣猛曾在论文《健全基层医疗机构第一道防线》中提到，互联网诊疗服务能促进分级诊疗，分流病人，避免大医院的优势医疗资源被“挤兑”。
但目前，互联网医院也有许多问题。比如，无法用冷链配送胰岛素等药物；很多病人对互联网医院操作不熟练。长征医院内分泌科医生郑骄阳在互联网医院上接诊，发现看一个病人比以往时间更长。不少老年病人对互联网操作不熟练，没看到短信叫号提醒，经常叫号叫半天，没人进入线上诊室。
她分析，在疫情前，许多医院对互联网的投入不多。如果想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医院协调财务科、软件科、药房、信息科等多部门的配合，“相当于要办第二家医院”。
及早识别有重症倾向患者
4月中下旬，上海开始将老年、重症患者作为救治重点。
“不是这波疫情，我都不知道上海有这么多高寿老人。”一位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的医生每天忙于给老人写病史，开医嘱。有的老人基础病多，要吃20多种药。她每天晚上睡不着，想的都是怎么给老人用药。
一位医生形容这些老人像一根火焰微弱的蜡烛，“正常状态下可以一点点熄灭，但你轻轻吹一口气，加速蜡烛的熄灭。对老人来说，新冠就是那一口气。”
上海公卫中心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张晓林向记者表示，许多老年人感染新冠后，肺部反应并不明显，但感染“真正损害的是一个系统”，“一个是凝血系统，一个是肺泡上皮系统，这些问题出来后，影响全身，老年人本身就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平衡状态，稍微有一点负担就会打破这个平衡，一旦平衡打破，人体自我纠正能力丧失，就会变得越来越重。”
罗力分析，在任何城市，第一批感染者都是以活动范围广的年轻人居多，后面才轮到活动范围小、甚至在院的老人。如果这个城市及时把前期感染者收进方舱，就能减少后续老人感染，养老院、康复医院出现感染者的情况。
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天，4月13日，上海多了27719个新冠确诊者。
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晨在4月17日晚突然接到通知，普陀区人民医院将和他们合作新建一所收治老年阳性患者的定点医院。
可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栋刚完成硬装修的六层楼，施工围挡还未拆除，144个房间空空如也，连窗帘都没有。他们要在24小时内把这个正在施工的老年护理院改造完成。
刘晨找来十几个工勤人员，但对方一听说是去定点医院，只剩下2个愿意干，因为封控，供应商也很难把物资送来。他一夜没睡，向上级求援，最后调来200张正式病床、一大批木板床和行军床、基础的急救设备、药品。第二天从下午到凌晨，500多个老人被运来这里。
这些老人的新冠症状较轻，但很多人患有严重的偏瘫、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人很多，一时间，走道上、护士站对面摆的都是床。后来，所有房间都住满了。这家临时定点医院在护工、保安、保洁不到位的状态下支撑了近一周。
这家医院一开始是“只进不出”的状态，按照规定，一些有高危风险病人要及时转诊到上级医院，进重症监护室。但当时上级医院也资源紧张，很难及时转出去，120也要等五六个小时。一周后，转诊渠道慢慢变得通畅。
截至4月24日，上海累计感染人数超50万，死亡87人，最大年龄101岁，平均年龄81.1岁。24日当天，上海新增死亡病例51例。
由于方舱出院人数变多，腾出一部分床位和人力，上海开始将方舱改造成定点医院，服务重症患者。
湖北省肿瘤医院的援沪医生江亮回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其中一些舱位，后续也以定点医院的标准改造，收治确诊病人和重症病人。
将方舱升级为定点医院标准，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江亮说，原先一个护士能管一两百个无症状感染者；改造后，六七百个医护人员，管1100多个重症病人，其中，最大年纪的病人100岁，90岁以上的老人有100个，70岁以上的老人有300个。氧气瓶、呼吸机等抢救必备的设备、仪器也被陆续调来。
一些重症倾向的病人堆积在区级定点医院里，希望转运到市级定点医院，但市级定点医院的床位已满。“转运流程比较麻烦，上面的床位也很紧张，有时候一个星期也等不到。”一位院长说。
市级定点医院也有难处。有些患者转阴后，无法及时转运出去。比如，有的患者核酸转阴后基础疾病仍然很重，无法及时转到非定点医院，只能继续留在医院治疗。还有的患者转阴后生活不能自理，回到养老院没有护工照顾，也滞留在医院。
根据《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设置管理规范》，重症病区应达到医护比1:3，床护比1:6。多家定点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很难保证达到这个比例。
随着重症患者增多，医生们表示，将重症救治关口前移很重要。一位医生说，有的患者从区定点医院转运过来，到达医院时已经危重，只能上ECMO进行呼吸支持。还有的患者刚下救护车，血压“掉到极点”，刚被安置在床上心脏就停了。
还有医生注意到，有老人因为在方舱医院时没有及时吃药，导致病情恶化，转来的时候情况较差、已经陷入昏迷。“到我们这边来其实治疗也很简单，把药吃上，营养给他弄好了，四五天就出院了。”
“重症治疗是一个时效性的问题，你错过了代偿期，后续工作会越来越复杂，有可能这个病人就会丧失生命。好比他上坡的时候欠一点力，我推一把，他就上去了。但如果他已经滑到坡底，就会很麻烦。”一位医生说。
他们建议，区级定点医院、方舱医院要及早识别有重症倾向的患者。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当一些医务人员回望近两个月的抗疫经历时，总爱强调“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不能资源错配，尤其是在空间协调、人员协调上。
在有的方舱医院，每个舱准备了4个抢救室，配备了抢救设施、药品。但医护人员说，有许多抢救室从没用到过。而一家临时改造的定点医院里，早期没设抢救室，只能在地上抢救，多位高龄老人在抢救条件不足的情况下离世。
在有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床位没满，却因人力不足，不敢接收上级医院的康复病人；但一些二级、三级医院床位爆满，只能压下救护车的床，导致许多救护车，因为没床，不得不闲置。
外省援沪队里，一个性格内向的医生，擅长开刀做外科手术，支援上海后，在方舱负责接收防疫、生活物资，和不同的人联络。一位曾去过雷神山医院护理重症病人的护士，现在在方舱里不断做心理疏导。
物流人员大多被封控在家里，而有医生、护士下了夜班要顺路送药——孙华君还见到过一家三甲医院的院士去小区送药。他还看到，医院的年轻医生刚出了方舱，就去社区采样，回到医院又到发热门诊轮班。
桃浦社区一位负责职业慢性病管理的公共卫生医师，2022年只有1个月留在单位做常规工作，其余时候都驻扎在入境人员的隔离酒店、收治新冠感染者的临时方舱。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上海驻隔离酒店医护人员甚至要承担取快递、收垃圾、取外卖的工作，最长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每天睡觉不超过4小时，基本24小时要“在线”。
还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留下八九个人守在医院。他们要撑起原先150多个医护人员的工作。
仁济东院急诊科一位护士回忆，每个医护都做好了充足的防护工作，但仍然有人感染，本质上是在长时间工作后，人的抵抗力下降。
医护人员“非战斗性减员”，也极大拖慢了医院的收治能力。浙江援沪护士钟琦回忆，4月3日，当她抵达中山医院时，正在血透室工作的本院护士只有个位数，原先的护士要么感染了病毒，要么被封控在家里。由于护士少，患者正常的透析从每周3次、每次4小时，减少至每周2次、每次3小时。
南翔医院消化科医生陆敏也发现，许多居委会干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没有基本的院内感染培训，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这会给社区感染带来隐患。
对很多人来说，这种“疲于奔命”的状态不是从4月才开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2020年9月投入第一针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开始，就没停过。每当接到接种任务，30多个诊室只留一半，其他人全去打疫苗，最忙的一天，一个接种点打了5000针。
长时间超负荷工作让一些医护人员身心俱疲。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胡海萍设计了一份心理自评测量表，在回收的近500份测量表中，三分之二的一线医疗人员、社区工作者存在抑郁、焦虑、睡眠问题的困扰。
刘晨开始思考，有没有方法能让社区医护人员从核酸采样里解脱出来、回到日常工作？他想，当核酸检测常态化，或许可以借助第三方人员，平时加强训练，需要时动员起来，这样既能保证平时不冗余，“战时”又能拉出来。
2021年10月，上海市卫健委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2021-2025年）》：上海市医疗系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分工协作机制有待进一步落实，公共卫生体系医防协同不充分，平急结合不紧密。”该规划提出，要“建立健全防治融合、有序转诊、平急结合的传染病救治网络体系”。
实际上，上海的医院和床位总量，在全国城市中，一直是排头兵。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有57家三级医院，14.1万张床位， 8.2万名执业医师，10.3万名护士。这个医疗实力发达的城市，有许多优势和进步：百强医院数量占全国近两成；全国诊疗人次最多的城市；疫情直推系统，直推上海传染病病例的速度为1-2分钟，数据即时上传国家平台。
但这些医疗资源平摊到上海2000多万人口上，人均医院、床位、医护拥有量，甚至排在中西部地区、长沙等城市之后。在60多万新冠感染者面前，上海人均有限的医疗资源，更显得紧巴巴。
织一张更密的网
4月24日以后，上海新增病例数再也没有突破两万。至今，那条确诊数量的曲线，以弯弯曲曲的趋势，下滑。
林枫认为，未来可以把更多医疗资源倾斜到预防老人、高危人群感染上，比如，把没接种疫苗的老人保护起来，就像太空舱一样。
除了老人，还有一些因特殊疾病而没有打疫苗的患者，需要专业的医护人员关注。
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姜华说，医院近600名住院患者因病没有打疫苗，长期封闭管理，65岁以上占35%，部分患有基础疾病。3月中旬起，病区开始闭环管理。但4月13日，病区里有人转阳。至今，经过治疗，阳性患者基本转阴。
徐璐是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科教科科长。徐璐所在的方舱，临时改建了两个房间，作为精神障碍患者的隔离点：窗户不能开大，要去除一切危险品，门也不能反锁。这个特殊的方舱最开始准备接收15个病人，但精神障碍患者的需求量大，就增加到25床，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也抽调更多人手，支援这个特殊的方舱。
回顾上海医疗资源吃紧的情况，林枫说，病毒升级了，所以防疫措施要适当调整。“在奥密克戎时期，应该研究每个策略是不是可以优化，不要死板地抱住它。”
“方舱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功能要再定位。”林枫说，德尔塔时期传播率低，方舱储备量可以少，但奥密克戎传播力强，方舱的储备量要加大。方舱有灵活性，可以随时根据抗疫的需求，改造升级。
比如，方舱可以作为部分轻症老年人的保护性场所，安排医务人员巡查，就像慢性病医院一样监护和管理。而那些劳务工人、医院护工等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强，住在集体宿舍，没有居家隔离条件，也是入住方舱的重点人群。
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涂建锋认为，病毒升级了，传播速度更高，但有些措施还停留在病毒未升级之前，遇到奥密克戎，防疫政策需要更系统、更完善。
病毒的变化还在继续。据上海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截止5月11日，导致本轮本土疫情的新冠病毒，绝大部分为奥密克戎 BA.2型和BA.2.2型。5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密切监测亚型BA.2.12.1，与其他奥密克戎亚型毒株相比，BA.2.12.1亚型具有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一些研究表明其传播率比BA.2快23%至27%。《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5月16日报告了我国首例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奥密克戎”亚型毒株“BA.2.12.1”的境外输入病例的具体情况。
“奥密克戎来得太猛了，我们只是一时没跑过它，但是我们不曾停步，始终在跑啊！”南翔医院副院长田源在回顾职业生涯中这段最忙碌的日子时说。
5月10日的上海发布会，发言人总结，从地区分布上来看，上海阳性感染者中90%以上来自于中心城区和近郊区，这些地区往往是老旧小区、旧式里弄和城乡接合部，包括城中村比较集中的区域。这些地区人口密度高，厨卫共用或使用公共厕所等现象较为普遍，存在较多容易导致病毒传播的风险环节。
发言人说，上海下一阶段将以老旧小区、城中村等作为重点工作，强化定期筛查，努力消除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和环节。
进入5月，上海正在织一张更密的网。虹口区建设了200多个核酸采样点，每个采样点的间距，保证居民步行15分钟内能抵达。普陀区正加大疫苗接种，把流动疫苗接种点设立在小区门口、楼门口，方便老年人接种疫苗。
闵行区新上线了15家互联网医院，其中，13家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除需要冷链配送的胰岛素、精神类药物等，许多药物可以直接在互联网医院上配送，还可以在线上实时联系上家庭医生。
而积压在上海儿童医院互联网医院那3000多单药品，终于在4月30日见了底。进入5月，能来医院自取药品的家长也变多了。
随着疫情向好，人员流动逐步加快。5月16日，上海宣布将延长门诊时间，“中午连一连或下午延一延”，确保当日就诊者都能够得到接诊，有序增加周末手术安排，解决疫情期间积压的手术，也会增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配备，不断拓展药品种类，加强对老年人、慢病患者、儿童、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的主动健康管理。
5月15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学专家在线上开了一场研讨会，探讨疫情期间的医疗救治和应急管理。主讲的专家都参与了上海疫情医疗救治中，有人剖析了方舱医疗救治的问题和需求，总结上海方舱经验，有人建议部分区域转为定点医院功能时，应该有针对性调整人力、场所、设备，让重症患者早期、及时、有效转移到定点医院，提高救治成功率。
截至16日，上海有5家市级方舱休舱，这占市级方舱数量的一半，68家区级临时中转平台也全部关停。
一份名为《上海医疗紧急救助》的共享文档从3月29日开始上线，写满了和血透、癌症、配药、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疾病有关的求医渠道。
这份共享文档的每日求助量在4月15日达到顶峰，有100多条，进入5月，每日新增求助降到10个以下。文档首页的数据统计停留在5月6日那天，当天，文档里只新增了3条求助信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强、尹海月、焦晶娴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郭玉洁 魏晞 贾静晗
编辑/倪家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