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电影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春节档全国城市影院电影票房为60.35亿元。其中，以《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奇迹·笨小孩》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表现喜人。

近年来新主流电影比重的增加，其实也是对当代社会民众心理的回应——在移动互联网的话语环境中寻求价值观、情感和美学趣味的共识，并对之不断地进行发现和肯定，如《狙击手》是对志愿军战士为祖国奉献青春、牺牲生命崇高精神的再次肯定。

“如今，在公众话语之间寻找和凝聚共识非常重要，电影作品必须和我们当下社会巨大群体的精神面貌、所思所感强关联，这才是一个有活力的创作。”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狙击手》原著及编剧陈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故事最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狙击手》在叙事风格上比较凝练，有一种大道至简的味道。这是你和导演所追求的吗？

陈宇：抗美援朝战争可表现的东西太多了，在《狙击手》的策划和创作阶段，我们基本上都在做减法，我们就选定一个角度，找到我们要表现的东西，然后把所有影响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去掉。我们要做一个真挚的、不喊虚假口号的、从小切口入手的影片。

我本人的方法论是戏剧的，我希望观众看到人物本身，看到故事本身。这就要我们做到，第一，要讲述一个尽量不出现任何逻辑问题的故事，第二，这必须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所以，最难的阶段就是确立核心故事的阶段。我觉得张艺谋导演本人也是这样的一种观念，现在看这些东西是大于一切的，大于他之前所擅长的形式感、色彩、场面等，甚至比我要走得更远。所以我们也有争论，我说你好歹要给观众一些声光电的刺激，他说我们就把故事讲好，把戏剧性做好，其他的形式手段都是次要的。在反复的讨论过程中，我们逐渐达成共识。

《瞭望东方周刊》：你把自己称作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可否谈一谈你的电影观？

陈宇：第一，我认同叙事是电影的基本属性，其他要素要为叙事服务。

第二，做电影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

电影是一种艺术，但生产电影的方式应该是科学的，我自己很讲究这种程序上的科学，每一个环节必须用一种科学的方式来对待它，而不是拍脑瓜。我对灵感、直觉抱有怀疑的态度，对临时的兴奋是怀疑的。

第三，我是实证主义者，会尊重自己的感情，但一定要用理性思考把逻辑推敲扎实，才会实施。

最后，对观众高度尊重。我从来不觉得创作者就高于观众，我们实际上是和观众一起在完成一个作品，而不是我完成了，展示给你。我们尊重并揣摩观众在接受电影信息时每一分每一秒的心理感受，并因此来调整创作。

描写鲜活的年轻人

《瞭望东方周刊》：从小人物视角构建家国一体的影像，是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努力的方向。结合你的创作实践，你认为如何让家国情怀的表达更真实自然、更有感染力，让观众从人物身上建立起对家国一体的深度认同？

陈宇：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对抗抽象概念的艺术形式。我们要去描述的是一个鲜活的年轻人，从这一个个年轻的志愿军战士精神层面，再去抽象出一种集体的特质。

对于这个年轻人，我们要知道他来自哪里？有什么特征？有什么语言和行为特点？他有什么长处和短处？如果你非要写一个标准的战士，就是把他抽象化，那么观众也会觉得虚假。

爱祖国，是爱每一个具体的人、爱长江黄河、爱唐诗宋词这些具体的要素，再上升到对祖国的热爱。电影里也是这样，当和我同呼吸共患难的战友躺在那个地方，我今天要把他背回去，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种情感关系是电影具有感染力的基础。而且，年轻时是生命能量最强大的时候，人们最愿意为某种精神、某种信仰、某种情感力量去不计代价地付出。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市场上获得高票房、好口碑的新主流电影涌现。目前是否出现了观众趣味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趋同？

陈宇：曾经我们对电影有一种三分法，一类是主旋律，一类是艺术片，一类是商业片。这些年为什么我们很少这么分了？因为三个群体之间的界限逐渐在打破，无论是我们的价值观还是趣味，慢慢趋向于统一，趋向共识的形成。

主流电影意味着：它既是彰显主流价值观的，大众也觉得不错，商业系统能赚钱，而艺术性也一定程度得到彰显。在这种共谋状态下的新主流电影就容易产生爆款，甚至产生30亿至50亿这样票房级别的影片，因为它击中了广大中国人的某种共同情感、趣味和态度。

寻找共识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新主流电影未来还会出现怎样的创作趋势？

陈宇：未来新主流电影会更加重视如何讲故事。叙事满足了观众对于故事的一种刚需，思想是附着于讲故事之上的，而不是故事本身自带的。

与此同时，未来新主流电影会将故事叙述与类型片更好地结合。类型片是创作者和观众对接的一个桥梁，它有点像普通商品的分类系统，一个超市几万种商品，你怎么样找到你要的那种？那就要依靠分类系统。战争片、恐怖片、爱情片等等，满足不同观众的心理需求。

第三，我觉得在价值观方面，凝聚共识的趋势会更加明显，这意味着从创作者角度、从电影公司的角度，会更加趋于稳妥，要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

艺术片永远不会是市场的主流，因为艺术片是在探索人类精神和情感的边界，它是值得尊敬的，但和主流电影不是一回事。主流电影是寻找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情感和价值观的共识，它不是探索，它是肯定，并且是一次一次地肯定。每一部成功的主流电影就是对某种价值观的肯定。《你好，李焕英》是对家庭情感、母女之情的珍贵性的肯定；《奇迹·笨小孩》是对年轻人创业实现梦想的正义性、正当性的肯定。

互联网使得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不断催生着个人或群体的独特个性和思想，也催生分歧。我觉得，就主流电影这种大众娱乐而言，寻找共识，比催生独特性，在当下是更为急迫的。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电影市场需要怎样的好故事？

陈宇：具有深刻洞见，又能找到大众价值观和情感公约数的内容，仍然稀缺。电影作品必须和我们当下社会巨大群体的精神面貌、所思所感强关联，这才是一个有活力的创作，否则电影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认为，哪怕拍一个科幻片，也应该具备现实主义精神，直击社会痛点，和观众当下的情感强关联起来。

文/《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覃柳笛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