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都是“龙抬头”的日子，老北京人流行吃春饼，吃炸糕，吃饺子，吃细面。人们还给这些面食取了几个跟龙有关的别名：管春饼叫“龙鳞”，管炸糕叫“龙胆”，管饺子叫“龙耳”，管细面叫“龙须面”。
如今国力强盛，国潮振兴，传统节日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很难给二月初二这个日子安排一个合适的席位。
那么二月二到底属于什么节呢？这就需要我们翻开历史，从这个节日的根儿上捋一捋了。
二月初一的中和节，是唐德宗硬安排出来的节日
我先说我捋出来的答案：二月二最初跟龙抬头没啥关系，该节日萌发于唐朝，设立于宋朝，在元朝碰巧撞上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气，然后才有了“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换句话说，二月二是宋朝就有的节日，龙抬头则是元朝产生的误会。
您要不信，听我慢慢掰扯。
唐朝前期，正月有上元节（正月十五），三月有上巳节（三月初三），四月有浴佛节（四月初八），五月有端午节（五月初五），六月有庆阳节（六月初一），七月有中元节（七月十五），八月有中秋节（八月十五），九月有重阳节（九月初九），十月有下元节（十月十五），十一月有顺圣节（十一月初五），十二月有岁除节（腊月二十九或腊月三十）。一年到头，每个月都有节，唯独二月没有。
唐朝人重视寒食，把冬至过后的第105天定为寒食节。在个别年份，寒食会出现在二月，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事实上，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只有少数几个年份的二月过了寒食节。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二月二十九那天碰巧寒食，白居易还写了一首诗：“元和岁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而在此前和此后的几年里，寒食都是在三月里过的，二月通常碰不上寒食，也碰不上其他节日。
别的月份都能过节，二月却很少有这个机会，公不公平？不公平。放到今天，我们一般不会把这个问题当成问题，唐朝前几个皇帝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儿，可是到了唐朝第十个皇帝唐德宗那里，问题就大了，他决定给二月安排一个节日，一个全新的节日。
这个全新的节日并不是二月二，而是二月初一。翻开《旧唐书·德宗本纪》和《旧唐书·李泌传》，我们能找到唐德宗将二月初一定为节日的经过。那是贞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89年，唐德宗在朝会上宣布，要在没有固定节日的二月设立一个固定节日。宰相李泌建议，该节日不妨定在二月初一，取名“中和节”。唐德宗大喜，让李泌帮忙制定中和节的习俗。然后呢，李泌就制定了如下风俗：
第一，休假一天，皇帝赏赐群臣适合在春天穿的单衣，君臣共同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名曰“中和宴”；
第二，百姓用青布做荷包，把往年收获的一些谷物装进去，互相馈赠节礼，然后聚餐喝酒，名曰“中和酒”；
第三，百官向皇帝献农书，百姓祭祀农神，既表示重视农耕，又祝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对于以上建议，唐德宗全部接受。次年（790年）二月初一，他在长安城郊的曲江之畔赐宴群臣，中和节正式开始。多年以后，白居易写诗怀念唐德宗，其中有这么几句：“节表中和德，方垂广利恩。悬知千载后，理代数贞元。”意思是赞扬他设立了中和节，此节将来传承千年，后人都要感谢德宗皇帝。
中和节有没有传承下去呢？答案是肯定的。有没有传承千年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和节确实从唐朝传承到了宋朝，却又在宋朝衍生出一个更新的节日，宋朝人更加看重这个更新的节日，却把中和节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所谓“更新的节日”，指的就是二月二。
宋朝人觉得二月初一不吉利，就改到了二月初二
我们来看宋朝文献是怎么记载的。北宋风俗宝典《岁时杂记》写道：“皇朝中和节唯作朝假，不休务。”宋朝君臣过中和节，只是不上朝，百官还要照常办公。南宋风俗宝典《武林旧事》也写道：“二月一日谓之中和节，唐人最重，今唯作假，乃进单罗御服，百官服单罗公裳而已。”唐朝人最看重二月初一中和节，而宋朝仅停止朝会一天，皇帝和百官在这天换掉冬装，改穿春装，以此度过此节。
在宋朝，中和节只是象征地过一下，到了次日二月二就不一样了，过得非常隆重。有多隆重呢？《宋史·礼志》《宋会要辑稿》《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多种文献都有描述：首先，地方高官和臣服于大宋的各个藩国都要向皇帝进献“金银挑菜器”；其次，后宫嫔妃集体去御花园里“挑菜”，然后皇宫里会举办一场规模宏大的“挑菜宴”；最后，市民集体出城“挑菜”。
什么是“挑菜”呢？其实就是挖野菜。什么是“金银挑菜器”呢？就是用黄金和白银打造的小铲子、小剪子、小刀子，这是群臣和藩国献给嫔妃们的挖野菜工具。至于“挑菜宴”，则是宋朝皇帝、皇子、嫔妃和皇族亲贵们在二月二晚上举办的野菜宴会和有奖竞猜——皇帝将野菜标签摆出来，让大伙猜席上的佳肴分别是用哪些野菜做的，猜中有奖，猜不对则受罚。
跟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相对富足，皇家和普通市民都没有沦落到要靠挖野菜充饥的地步，而举国上下之所以要在二月二这天“挑菜”，主要是图个乐呵。大伙都在屋里憋一个冬天了，好不容易春暖花开，野菜青青，挖野菜等于放风，吃野菜等于尝鲜。于是在宋朝，二月二被称为“挑菜节”，这是一个通过挖野菜来狂欢的盛大节日。
除了挖野菜，宋朝人在二月二还有别的活动。成书于元朝的生活手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记载，宋朝方士提出“本命日”概念，像一月初一、二月初二、三月初三、四月初四、五月初五、六月初六、七月初七、八月初八、九月初九这类日子，都叫做本命日，都是适合祭神祈福的日子。二月二既是挑菜节，又是本命日，所以挖完野菜正好祭神。怎么祭呢？用荠菜的嫩叶做菜吃，用不能吃的荠菜梗烧成灰，撒到床底下，撒到院子里，据说这样就能防止蚊蝇滋生，防止蛇鼠猖獗，防止蜈蚣和蝎子出来蜇人。
说到这里，聪明的读者朋友可能已经联想到，现代人过二月二，曾经也有类似的仪式。北京民谚有云：“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二月二那天用蜡烛照房梁，希望能赶跑毒虫。而在我的老家豫东平原，二月二要用棍子敲打房梁，要把草木灰撒到房子四周，前者是为了灭老鼠，后者是为了赶走蛇虫鼠蚁，保佑全家平安。我们不难推想，这些仪式是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朝。
问题是，唐朝已经把二月初一定为节日，宋朝人干吗不在二月初一挖野菜和赶毒虫，干吗非要选择二月初二呢？这又跟宋朝的历法和星相学有关。宋朝不仅有阴历（也就是今天说的“农历”），而且有阳历（类似于通用的“公历”），前者根据月亮圆缺周期推算，后者根据太阳运行周期推算。在阴历中，宋朝人特别讨厌“朔日”和“晦日”，也就是农历每月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为啥？因为这两天不可能看见月亮。用《宋史·天文志》的说法：“是为阴胜阳，其变重，自古圣人畏之。”阴气最重，胜过阳气，对人不利，自古圣人都畏惧。二月初一是什么日子？朔日。朔日阴气重，所以不宜过节，所以改到二月初二再庆祝。
那么问题又来了，正月初一也是朔日，为啥可以在这天庆祝新年呢？因为这是早在西汉就已经定型的传统，历朝历代都这么庆祝，宋朝不可能再改。但在庆祝新年的时候，为了祛除所谓的阴气，宋朝人不得不放鞭炮、贴门神、贴春联，钉桃符（桃符是钉在大门口的两根桃木橛子，并非春联，也不是春联的前身）。他们过除夕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除夕都是在腊月最后一天，属于晦日，阴气也很重。
现在我们可以做个小结：二月里本来没有节日，唐德宗将二月初一定为节日；宋朝人觉得二月初一不吉利，所以把节日改到了二月初二。这就是二月二的来历。
不太明白历法的元朝人，把二月二跟龙抬头画了等号
二月二，龙抬头，这“龙抬头”又是怎么回事儿呢？其实，龙抬头原本只是古人对惊蛰的俗称，跟二月二没关系。
二十四节气，惊蛰排第三，属于春天的节气。用公历推算的话，惊蛰非常规矩，每年不是在3月5号，就是在3月6号。如果用农历推算，惊蛰就会跑来跑去，有时候在正月，有时候在二月，有时候在三月。但不管在哪个月，古人都认为惊蛰这天非常重要，认为它是阴气衰落、阳气上升、春雷乍动、万物复苏的日子。惊蛰一到，那些在地下冬眠的动物就会苏醒，传说中的龙也会苏醒。所以，惊蛰就等于龙抬头。
苏东坡的好朋友刘敞写过一首诗，其中一句是“池上龙蛇惊蛰起”，意思是龙和蛇在冬天沉睡，直到惊蛰才会抬头。南宋前期，诗人张元干也写过一首诗，专门说惊蛰：“老去何堪节物催，放灯中夜忽奔雷。一声大震龙蛇起，蚯蚓虾蟆也出来。”意思是那一年惊蛰在正月中旬，元宵节的花灯刚挂出来，恰好惊蛰，春雷一声，万物复苏，龙啊蛇啊蚯蚓啊青蛙啊就都跑出来了。
苏东坡晚年有一个死对头，名叫刘挚，在二月二挑菜节写了一首诗：“江乡春值闰，二月似深冬。雪湿妨挑菜，雷寒未起龙。”那一年是农历闰年，闰正月，春天特别晚，到了二月还像冬天，野菜没有露头，惊蛰没有来到，二月二无法挑菜，沉睡的龙尚未抬头。您瞧，当时二月二并没有龙抬头，惊蛰才是龙抬头的日子。
二月二到什么时候才跟龙抬头划等号呢？得等到元朝。元朝文献《南村辍耕录》有记载，至元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294年，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一半都碰巧赶上了“本命日”：正月初一立春，二月初二惊蛰，三月初三清明，四月初四立夏，五月初五芒种，六月初六小暑，七月初七立秋，八月初八白露，九月初九寒露，十月初十立冬，十一月十一大雪，十二月十二大寒。正是因为这年二月二碰巧惊蛰，所以元朝人碰巧在二月二这天庆祝了龙抬头，这就是二月二跟龙抬头画等号的开始。然后呢？对历法半懂不懂甚至一窍不通的绝大多数元朝人就误会了，误以为二月二就是龙抬头。这样一来，用不着推算节气，用不着去查每年的惊蛰到底是在哪一天，只要到了二月二，就说龙抬头，简单粗暴，相当省事。
坦白讲，用简单粗暴的固定日期来代替繁琐的历法推算，并不是元朝人的专利。举例言之，汉魏隋唐时期都重视上巳节，上巳本来是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可是老百姓不懂什么天干地支，很难算出三月上旬的哪一天才是巳日，所以从魏晋开始，官方干脆直接将三月初三定为上巳。再比如说，宋朝官方将立春过后第五个戊日定为春社日，让老百姓在这天祭祀土地神，这就更加难以推算了，怎么办？北宋后期，北方百姓干脆自己规定三月初三就是春社日，而南方百姓则将二月十五定为春社日。
我们继续说元朝。前面不是说嘛，正因为公元1294年惊蛰碰巧撞上二月二，所以元朝人就将二月二与龙抬头捆绑起来，从此一直都在二月二庆祝龙抬头。关键是他们怎么庆祝呢？元代北京风俗宝典《析津志》有记载：“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二月二那天早起，各家各户来到公共水井旁边，用石灰画白道，一直画到自己家里。
看到这段记载，我想起我小时候在豫东农村，二月二也是起一个大早，去村里南街那口大井边画线，一直画到我们家院子里。不过我们用的不是石灰，而是草木灰。父母说，井就是龙睡觉的地方，二月二龙抬头，龙要醒了，把龙气引到家里，就等于把财气引到了家里。
全中国的二月二，节令食品天差地别
我是河南开封人，明代开封也有一本风俗宝典，名叫《如梦录》。据该书记载，明朝开封人到了二月初一要祭拜太阳，到了二月初二要庆祝龙抬头。庆祝方式是这样的：“延客，吃龙须面，节礼送面及果品肉菜之类。”家家请客，以龙须面为主食，互相馈送龙须面、干果、肉和蔬菜。
关于明代二月二的习俗，另一本文献《五杂俎》记载更详细，北方人除了吃龙须面，还要“以灰围室，云辟虫蚁，又以灰围仓，云辟鼠也”：在房子外面撒一圈草木灰，据说可以杜绝蚊虫和蚂蚁，在粮仓外面也撒一圈草木灰，据说可以杜绝老鼠。
再看清朝。清朝末年，满洲亲贵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描写北京风俗，对二月二的论述如下：
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
富察敦崇当过大官，但学问不精，错把二月二当成了中和节。实际上，中和节是二月初一，并非二月初二。但他后面几句比较靠谱：清代北京人过二月二，要吃春饼和细面，将春饼叫做“龙鳞饼”，将细面叫做“龙须面”；女生在这天也会停止针线活儿，以免不小心扎到刚刚睁开的龙眼睛。
中国很大，历史很长，在不同的时空里会衍生出不同的习俗。都是过二月二，节令食品天差地别，有的地方吃春饼，有的地方吃卤肉，有的地方吃龙须面，有的地方吃荞麦面，有的地方吃龙蛋（红皮鸡蛋），有的地方吃龙糕（年糕），有的地方吃芥菜米饭，有的地方吃火煨粽……在我目前居住的城市开封，则流行吃炒凉粉儿：将红薯凉粉切成小块儿，配蒜苗和豆瓣酱同炒，完了用烧饼夹着吃。
如今开封有一句民谚：“二月二，吃凉粉儿。”用北方儿化音去读，挺押韵的。但是细究起来，这句民谚的产生时间恐怕很晚。红薯并非中国原产，它是明朝后期传入中国，直到清朝后期才传入河南，而要到最近几十年，炒凉粉儿才成为开封街头的常见小吃。英国史学家Eric Hobsbawm写过一部史学名著《被发明的传统》，此书考证发现，许多看似悠久的传统，都是在不久以前被少数人发明出来的。所以我一直怀疑，二月二吃凉粉儿的开封传统也是不久以前被发明出来的，发明者可能就是卖炒凉粉儿的小贩。
传统是被发明的，这话听起来很不“政治正确”。但是回头再想想，已经消失的中和节不就是在唐朝发明的吗？仍然兴旺的二月二不就是在宋朝发明的吗？二月二龙抬头不就是七百多年前因为元朝人的一场误会而偶然发明出来的吗？
前人发明，后人享用，即使我们知道二月二原本和龙抬头没啥关系，也不影响我们继续在二月二庆祝龙抬头。没别的，图个热闹、开心而已。
文并供图/李开周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