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里李渔把水仙当作自己的命：“予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我虽然没那么夸张，但新春的案几上也不能少了水仙，这是我家清供必备之物。水仙冰清玉洁、清雅幽香，简直是中国君子之风的代表。然而，你知道吗，水仙可能是西来之物。

一

受疫情影响，这个冬天漳州的水仙运到北方受阻，品相不好且价格飘高。我居住的小区解除疫情防控时已是腊月二十三，我赶紧去花店挑了几头水仙给公公送去。他礼貌地说“谢谢”，但我知道，看着这些年根底下的普通货——这水仙叶子杂生，花苞瘦小羸弱又有点夹箭——他心下并不满意！

漳州水仙（新华社图片）

公公年轻时喜欢养花。每年快进腊月时，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总要自己去花窖，用心挑出品正足壮的三年桩水仙头，拿回家自己雕刻。提前入手的水仙球茎还包在褐色的干皮里，在鳞茎这个特征上和洋葱无异。它毫不起眼，但有多少花箭却可以完全凭一双手捏摸出来。公公在家的30天里，要造出别致的螃蟹水仙。雕刻叶片内卷如螃蟹爪，花茎挺直且排列整齐。公公要给鳞茎完成浸泡、雕刻、去黏液、修剪叶片的工作，婆婆则乐于当一个好助手：给它们晒太阳、控制温度、换根部干净的棉花……夫妻档竟可以保证水仙花蕊腊前破，不早也不迟。

他俩养的“螃蟹水仙”，是亲朋好友春节里最渴望得到的礼物。不仅因为这是限量佳品，更因为里面饱含着养花人每日下班后、忙年间隙里侍弄花卉的心血和审美情趣，还有20世纪末双职工家庭再忙也要把年过出滋味的那种精气神。

我父亲本来不养花，也不懂花卉。他虽然是学美术的，但主要是画中国人物画。我结婚后，每年春节，公公都会给我父亲专供一盆最好的水仙。可是花到了我父母手里，总也控制不好，每年公公都会“遥控”指导：如果没到除夕花就要盛开了，那就晚上把水倒掉，花盆移到温度较低的阳台上；如果快到日子了还没动静，那就加一点温水，或者晚上放在暖气片上；如果花苞鼓鼓的却顶不出来，那就用剪刀把花衣剪开一点“助产”……世上的事就是这样，若得到容易就很难体验乐趣，只有自己也花了心思，才会真正爱上。

文中提到的水仙画（作者提供）

渐渐地，我父母也有了兴味：春节里父亲画案上的墨香中，总会加上水仙的清甜。父亲的笔记诗抄也有了好多与水仙有关的词句，比如“寒香寂寞动冰肌”“凡心洗尽留香影”等等，都是表达水仙凌波的高洁和甘于寂寞的品质。后来，父亲还突破不画花卉的限制，专门给公公画了一幅清雅的水仙，并题款“寒放暑眠，一觉一年，玉质玲珑，人呼做仙，幽香满斋，春意盎然”。公公特别喜欢这幅画，一直挂在家里。十几年前，父亲因心梗突然离世，公公常常望着那幅画唏嘘。再不久，公公也年事渐高，眼力和手准都差了，很少再刻水仙。

二

我最近关注语文学，看了一些有趣的研究文章。经典的语文学研究多数是借助多语种能力，利用审音勘同等语言学的广博功夫，历史化地判断各类文献，再进行合乎事实和理性的学术分析。偶然发现在关于唐朝外来物的研究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里，美国汉学家薛爱华说：“水仙是传入中世纪中国的罗马植物。但是它的汉文名叫作‘nai-gi’(捺祗)，这个名字很像希腊名‘narkissos’，很可能是从波斯名称‘nargis’翻译过来的。”他又引述《酉阳杂俎》的记载：“柰只，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依据这个描述，这是水仙几乎无疑。希腊文narkissos就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水边自恋狂”纳西索斯。只是薛爱华因《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描写水仙“红白色，花心黄赤”，还说它可以榨油，与今日相去较远，于是他又举出普林尼《博物志》里的记载，怀疑段成式是道听途说，未必见过这种花。

水仙是红的？有可能！今天少见，也许是因为罗马水仙的变种，在中国文人对单瓣、白花黄蕊水仙的推崇中不自然的筛选结果。因为古代文献还有一条红水仙的旁证，明人《花史》说到，唐玄宗赐虢国夫人红水仙十二盆，其出处无考，且用明代的材料证明唐代的花卉这种说法只可参考，但也说明红水仙的存在不是孤证。不过薛爱华举证普林尼说的水仙花油，我觉得也不妥。我没有去查普林尼的著作，且知道西方是有“水仙花油”的，但不是我们这个“凌波仙子”。小说《哈利·波特》里斯内普教授考哈利，问他各种药水的成分，其中有个“水仙”，但那其实是asphodel（中文更多译为“日光兰”，还有的音译为“阿福花”），这种花可以榨油。古希腊诗人荷马说，埋葬死者的土地开满这个花，因为在西方神话里它总是和冥界或古希腊神话中的冥后珀耳塞弗涅有关。

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画作《纳西索斯》（网络图片）

又何以知道《酉阳杂俎》里的“拂林”就是罗马（Rome)呢？唐朝人应该是受到某种东方语言的讹称“Hrom”（有可能是Rūm）的影响，当时的唐音“拂林”正是这个“Hrom”的音译，要知道今人的读音Fu-Lin已与唐代人大有区别。由此看来，水仙至少从唐代开始就来自罗马帝国。到宋代，黄庭坚得到好朋友王充道送的五十枝水仙，还“欣然会心为之作咏”，足见水仙已经在中国文人化了。

疫情防控的日子里，家人很少出门，朝夕相处必然“生事”。我整日乱翻书、自以为博学，炫耀性地向儿子列举了诸多证据，以说明水仙西来。想不到他反问我：“这不都是文化历史材料上的，植物问题由科学解决难道不香吗？”说得有道理！我一查，果然发现日本学者、中国学者通过染色体的研究几乎异口同声地证明了一个问题——中国水仙是一种长期栽培的植物，并不是原产，似乎分子生物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实不用那么“高科技”，外国有水仙，我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那首诗里就知道了：“我独自游荡，像一朵流云……”很多年前我独自在英国利兹，4月游荡到湖区，第一次看到诗里的daffodil（黄水仙），才明白在中国水仙的经验里怎么也弄不懂的一丛丛花真的是金色。它与《哈利·波特》里的水仙花同属百合科的鳞茎植物，和中国水仙可不是一回事。中国的水仙是石蒜科水仙属，有人依据其植物学分类拉丁名字里有个“chinensis”就认为是中国产，那可不一定。比如桃子是蔷薇科桃属，拉丁名的后缀意思是“波斯”，原产地却公认是中国。

我被一个崇尚科学思维的少年逼得虚张声势地科普，其实严格科学的植物分类学并非我所长。有时候我还觉得，这个思路非常扫兴！

在英国拍摄的水仙花（新华社图片）

三

花卉本是造化之物，把它称为“凌波仙子”“金盏银台”“水边的纳西索斯”无非全是人赋予自然的故事性、道德化，此乃“人文化之”。写的人、读的人，都未必相信那些叙事的真实性，更多的还是几代人共读与续写某个故事传统之后，凝聚生成的一些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典故，由此构成一个文化共识。因此，水仙可以是博物学、植物分类意义上的讲述，但并不妨碍中外文人都在其中寄托不同的情感，更不妨碍作为读者的我们的个人化解读。

比如作为女性，我读水仙的诗会特别关注对水仙的性别化叙述：道家陈抟写“湘君遗恨付云来，虽堕尘埃不染埃。疑是汉家涵德殿，金芝相伴玉芝开”，题目就是“咏水仙花”。由于汉代涵德殿铜池里长出过金灵芝，诗句就用了这典故，把水仙的黄花蕊比成金灵芝，白花瓣则是“玉芝”。看来和娥皇、女英相关的不仅有湘妃竹，还有水仙。明代文人雅士懂得品花，但有的观点也让我生厌。袁中郎研究插花的《瓶史》专有一章“使令”，“令”通“伶”，就是“使女衬托”。他说，就如殿中需要宫女，伉俪需要侍妾，都得陪衬。而插花的搭配法则为，梅花以迎春、山茶为婢，牡丹以玫瑰、蔷薇、木香为婢，蜡梅就得以水仙为婢……凭什么？我暗暗替水仙不服！

儿子今年上初三，虽学业紧张，但我还是让他和爷爷学着给水仙打叶子。爷爷戴着老花眼镜，一边寻脉走刀，一边慢悠悠地说：“水仙得修剪，叶多则无花，就像人一样。”儿子有点紧张，心想又要上道德修养课了，爷爷接着说：“水仙可是国花，是咱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上千年了。讲究多着呢，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你可得好好学！”儿子看看我，使个眼色还努努嘴，意思是想让我把那套“水仙西来说”掉一番书袋。我偷偷摆摆手，让他专注看爷爷怎么打叶子。

有时候，博学并不是最重要的，热爱才是。

文/郝岚

来源/上观新闻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