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抿了一口白酒，喉咙觉得有点凉，嘴里觉得有点淡，脑袋开始有点晕。

我明天离开尕河——如果明早捕捉笼没有抓到雪豹或其它动物的话——向定乾大哥也一起离开。计划跟我和向大哥一起离开的，还有佑总、红亮和狼羽。不过他们三位只是下西宁休息。

按大军老师的计划，使用卫星跟踪颈圈研究祁连山雪豹，是一项长期工作，只是很快捕捉到第一只雪豹的惊喜提高了我们的期望。因此之故，同志们需要轮流休息好。所以当大军老师拿出杯子、向大哥拿出塑料酒桶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接过了酒杯。向向大哥致敬，就是向我心目中的创世神话和黄金时代致敬。早在二十多年前，大军老师和向大哥就在秦岭并肩作战，在潘文石先生的带领下研究大熊猫。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他们给多只大熊猫戴上无线电颈圈，跋山涉水跟踪观测，做出了那个时代最好的研究。

不过我们明天可能也走不成。也许昨天晚上赶忙安装的捕捉笼，今天就能抓到第二只雪豹。如果第二只雪豹进入了笼中，那我和向大哥还下不下西宁呢？这是个问题。按大军老师的一贯风格，说法是：你们自己决定。

这必然是个艰难的决定。既然喝上了，我也就不再担心这个问题。虽然狼羽同学还翻出旧账：谁发誓以后在野外再也不喝酒了？狼羽是这次调查中最年轻的成员，也是唯一的女性。不过我明天就回西宁了——如果明早捕捉笼没有抓到雪豹或其它动物的话——今晚喝一点，也不影响明天的野外工作，因为明天我没有野外工作了。

昨天和红亮完成这趟的最后一次长距离徒步。红亮是我师弟，他在北大完成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准备入职青海师范大学。走到两个小冰川的山梁前，我毫无能量地对红亮说：咱们分开走吧，你去远处的，我去近处的。于是我俩在大风里违反安全守则分开单独行走，约定下午三点在山下的垭口会面。我面对的是北面五百米外的山梁，红亮面对的是两公里外的不知道啥地方。

红亮离开后，我坐在石头上喝了一袋牛奶，吃了一片面包，在山坡上找回失去的能量。我站到大风呼啸的山顶，手指僵硬地在山脊上安装完红外相机，颇为欣慰地在山顶环拍，拍摄托勒南山和疏勒南山如何相会。

下午两点半，我就下到了约定会合的垭口。风一阵一阵地吹拂，不是特别大，但显然也不会暖和。我在垭口上到处找不到避风的地方，只好东走走、西走走。山谷里传来阵阵雪鸡的鸣声，像是发动机启动未遂。然后是一架接一架在祁连山上空掠过的飞机。祁连山是繁忙的航线。飞机飞过之后，留下巨大的轰鸣。不知道山地的动物和人们第一次听到巨大的轰鸣时是什么反应。我想现在它们已经适应了。野牦牛宁愿逃避三公里外的我们，也对飞机的轰鸣无动于衷。

到下午三点，红亮毫无音讯。海拔四千一百米的太阳光开始失去温暖。如果他意外摔跤，不能及时赶回来，夜间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显然会很麻烦。我开始怀疑我们为啥要分开行动。我小心谨慎地爬上山顶，再爬下来，到计划会合的垭口瑟瑟发抖地等候山脊线上出现的身影。红亮的身影终于在下午三点半出现在西方的山脊上。我放下心来，开始沿山谷撤离。山谷里乱石嶙峋，想必是冻结的冰河在夏季冲刷出来的。剩下的四公里乱石路，已经是某种安慰。

于是我俩下山。下午五点多，等我们回到皮卡车旁，狼羽已经在等候——这说明她和向大哥已经安装了两台相机；明东和存新也回到了向大哥的车里。明东来自四川老河沟社会公益保护地，存新来自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管理局。每个人都是这个多元团队的证据。

这就是这趟野外工作的最后一趟长线。我的耳朵和脚趾有点硬疙瘩，这是轻度冻伤的表现，早晚零下二十四度的低温给我留下了一些痕迹。

然后是今天，我当做是休息日。疏勒河谷里有24台拍摄猞猁的红外相机。我和佑总负责检查一半，狼羽和红亮检查另外一半。我的手机不停闪退，我只能凭记忆寻找那12台相机，但有一台毫无印象——好在佑总一眼就找到了。大军老师和向大哥则继续去寻找那位“尕卓玛”——已经戴上跟踪颈圈的第一只雪豹。我们好奇她和小崽的情况。这两位二十多年前在秦岭三角定位熊猫的搭档已经通过无线电信号寻找了十天，今天终于目击到了，这个消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欣慰。它们在一片想象不到的山坡上、一块想象不到的石头上安详地晒太阳。如果不是向大哥的利眼和快腿，很难想象会看到它们。

从某个方面看，当你抓到一只动物，这是你了解动物的一个里程碑；当你再次看见它，这是另一个里程碑。这是我们今晚干杯的另一个原因，除了送别。

离别之故，我请Phil Agland签了两个名，一份是天醍同学的，一份是小牛同志的。这位英国纪录片导演大名鼎鼎，为人谦逊诚恳。他拍摄《Beyond the clouds》在丽江待了两年，拍摄《Between the clouds and dreams》花了三年。为了拍摄中国国家公园的故事，跟随我们历尽艰辛进入祁连山。

“记录一个伟大的故事，秘诀就是能待住吗？”

“是的。这是唯一的秘诀。”

文/刘炎林（动物学博士，环保机构猫盟工作人员）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