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楫千里——大运河文化展”目前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大运河因漕运而肇建，漕运文物是大运河文化内涵的重要物化表现，体现着大运河的核心职能和文化精髓。

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军粮经纪密符扇   邓伟/摄

等级高 品类丰

大运河漕运文物由遗址和遗物组成，遗址主要有城址、衙署、古河道、桥闸、码头、仓储设施、宗教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遗物包括沉船、石器及石刻、金属器、瓷器、木器、建材等可移动文物。

大运河北京段涉及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六区，沿线包括世界文化遗产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9处，是北京高等级文物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这些文物，大部分与漕运有关，例如元代漕船入积水潭，必经之万宁桥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录遗产点；漕船抵达通州的视觉标识燃灯塔、漕运水路进京关口八里桥等，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漕运乃国家经济命脉，因此很多文物当年均为皇家级别，因此与皇家文化关系密切是大运河漕运文物的特点之一。如黄船坞为皇家码头，皇木厂为皇家建材存放点，南新仓是皇家仓廒。

漕运主要目的为调运公粮，兼及其它用品，在维系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国家稳定、军事供给、物流平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民以食为天”，漕运的社会力量参与程度之高，覆盖之广，鲜有其匹。所以漕运文物对皇家、官宦、民间三个社会阶层都有反映，如皇家的南新仓，中级官吏的坐粮厅署、元代京畿都漕运使分司署铁狮，民间的小圣庙等。多层级的漕运文物，几乎涉及了所有考古学中的遗址和文物种类。

通州旧城等古城址，其形成、发展和完善都与漕运息息相关。现存的海淀广源闸，西、东城澄清闸，朝阳平津闸、庆丰闸等原建于元代。码头则以明代居多，现有迹可寻的有明代石坝码头、土坝码头、潞河驿码头等。

可移动文物主要收藏在首都博物馆、通州博物馆、张家湾博物馆等，其中不乏珍贵者。如军粮经纪密符扇、印记城砖、“漕帮条规”“漕运布告”等有铭文物，直接印证或记载了漕运的史实。元、明、清时期的古沉船，客、货船皆有，空、重船并存。张家湾下盐厂的明代方形石权，重约600斤，体量之大，世所罕见。

分布密 时代长

大运河北京段可分上游（昌平白浮泉至西直门外高梁桥闸）、中游（西直门水关至朝阳门平津上闸）、下游（通惠河中游至北运河）三大段，各段均有众多漕运文物。

漕运的主要地点，文物尤为集中。澄清三闸分布于直线距离约1000米的河道上，其密集程度水利史上罕见，其间还有玉河故道，岸上有玉河庵等。通州东关大桥约700米的河道内，出土铁锚10只、沉船3艘及大批修、泊船用具。包括皇木厂遗址、盐厂遗址、花板石厂遗址等22处不可移动文物，则位于张家湾古镇。

秦、汉之际，朝廷即利用沽水（潞水）漕运粮秣供给边关将士，隋代开凿永济渠以供应军队，至今已1400余年，萧太后河始凿于辽统和六年（988年），金代开凿坝河、金闸河，元初郭守敬主持开凿的大运河，历元、明、清三代，在中国漕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1901年北运河停漕，萧太后河、通惠河等至今沿用，后者还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点段。

漕运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的过程，客观上促成了南北文化交融。漕运文物体现出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风采。通州出土的金代铜镜产自浙江湖州，花板石产自山东，城砖产自安徽、江苏，瓷器产自江西。

有输送也有借鉴。颐和园玉带桥，桥面双反向曲线，组成波线型桥型，具有长江下游地区石拱桥造型风格。清代通州建有山西、江苏等外地商业会馆10座。

体系全 内涵广

漕运文物反映了完整的漕运体系和秩序，运营维护漕运所需的物品也是漕运文物的组成。铁钉、铁削刀等是日常修船的工具；砖石、城砖是压船舱的工具；石锤是修理木桩的工具；石坝、土坝等各类码头反映的是转运环节；南新仓、通州中仓等反映的是存储环节。

漕运文物还反映了商业、移民、民俗等诸多因漕运而产生，同时也影响漕运的领域，生动反映了全方位的城市图景。经纪人员在验收转运漕粮时会有作弊情况，清代户部官员为整治这一现象制作了密符，“军粮经纪密符扇”就记录了这一制度。“漕帮条规”记述了清代安清帮的大量条规；“漕帮底账”记载了漕运船数，是有据可查的资料。

漕运有河运、海运、陆运三种方式。漕运文物中，石道碑等反映的是陆运，佑民观等反映了海运，更多反映的是河运，折射出综合全面的漕运方式。

漕运是统治者手中的调节器，是中国古代国家机器运行的生命线，同时还促进了商品流通，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些领域都有很多相应的文物遗存发现，如漕运码头的设置成就了张家湾、通州的兴起和繁荣；为供奉神祗以求保佑建成了东岳庙的海神殿、仓神殿。

大运河漕运文物不仅为漕运史、北京史、运河史、经济史、军事史等综合史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也对陶瓷史、石刻史、水工史、物流史等专项学科史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大运河沿线特别是张家湾出土的瓷片，时代为唐至清代，窑口众多，器形多样，为陶瓷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本；去思碑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资料；明代“司空分署”石额是书法史的珍贵资料；吊闸石坠有助于推断金代水闸和元代都漕运司署的位置，可以填补金代、元代史料的空白；古代沉船为造船史提供了实物材料；清雍正“水印盖印布告”反映了整治码头上出现的漕弊现象，“潞河督运图卷”堪称漕运盛况的百科画卷，反映出当时社会风习、官民服饰等多方面的情形；清代通州河道图为研究通州历史地理和通州运河河道变化提供了历史依据。

漕运文物还是大运河（北京段）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物质根基。民间故事“宝塔镇河妖”讲述了燃灯塔的来历；船工号子唱出了北运河漕运的繁忙；里二泗庙会兴起于佑民观……大运河因漕运而生，漕运文物是运河文化的载体和产物，反映了大运河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同时，漕运文物与北京历史密不可分，是北京形成史的具体体现。

文/郭京宁（作者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