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从整理国故到再造文明》王晴佳 著；2024年4月；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
此书收入的16 篇论文，希图从多个方面讨论中国史学观念和历史书写的变化。这里我想借写作这篇序言的机会，简单地对“历史意识”这一概念做一个界定。从最普通和最简易的角度来理解，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历史意识指的是人们持有的一种观念，认为过去与现在和将来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有必要记住过去、理解过去和书写过去。以我的管见所及，如果从这一宽泛的定义出发，那么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具有“历史意识”，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再从这个定义出发做一点延伸，那么“历史意识”可以细化为几个方面。若想对过去发生的人和事之间的关系及其原因做深入且抽象的思考和概括，那么这一努力可以称作为历史哲学。若想就人们记忆和书写过去的行为加以探究，那么这一做法可以归作历史方法论。若有兴趣探讨人们认识和重建有关过去的认知如何可能、受到何种限制，那么这一兴趣可以属于历史认识论。最后，若想探讨和总结人们如何书写历史，书写的体裁和方式又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何种变化及其原因，那么这一探索便是史学史的研究。上述这些方面是相互联系、交互重叠的。譬如探讨历史方法论，往往会采取历史的方法，将以往人们记忆和书写过去的行为加以总结，如此这般的研究，与史学史的书写便有很多相似性。而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常常可以是历史哲学的一支抑或其发展，因为若想对过去加以思考和概括，需要考察和分析今人认识过去的可能。无怪乎在现代西方学界，历史认识论与分析历史哲学有着近乎相同的含义。
虽然历史意识存在于全世界所有的人类文明中，但将之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则是现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现象。以“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冠名的著作，基本都出现在20 世纪下半叶至今，便是例证。这一现象本身或许也值得略作解释。上面已经提到，历史意识的一个表现是，人们意识到有需要记住过去，认为过去与现在有所关联。书写过去便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口口相传有关过去的故事和史诗当然亦是一种方式），于是便催生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久而久之，以研究和书写历史为职业的历史学家，便成了表达历史意识，也即有关过去所有知识的代言人。19 世纪中叶开始，历史学家走向职业化，更加强了这一趋向，巩固了历史学家的地位——职业历史学家的作品，因其遵循既定的研究方法和写作规范而逐渐被视作表述过去、解释过去的权威读物。但二战之后，西方的学术文化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其影响波及到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一变化的表现是，公众不满职业史家独霸天下的做法，挑战其研究和讲述过去的观念、方法和体裁，试图尝试获得自身对过去认知的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职业史家中也有不少人认同这一改变。二战之后，史学界出现的许多新的流派和研究趋向，如社会史、妇女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记忆研究等等，大致都由学院派内部的职业史家参与乃至发起。
发明和使用“历史意识”这一概念，与上述史学界出现的新潮，颇有关联。现举一例，加拿大学者彼得· 塞依克斯（Peter Seixas）在2006 年主编了《历史意识的理论化》（Theorizi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一书，成为这一领域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塞依克斯在书中提到，他所谓的“历史意识”与记忆研究的兴起有关，因为后者让人注意到，有关过去的观念和认知普通大众也有参与。的确，“历史意识”这一概念的使用，有意且有助突破职业史家代言过去的传统，提供了一个考察过去与现在关系的新视角，让人看到历史认知的社会面向和文化背景。塞依克斯在序言中还提到了美国历史地理学家、文物遗产研究倡导者大卫· 劳文沙尔（David Lowenthal）在1996 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原题为《怀古：文物产业和历史的残余》（Possessed by the Past: The Heritage Industry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在我看来，劳文沙尔此部著作之所以被点名，是因为其书名表达的便是“历史意识”的一种形式，也认定了过去对现在的重要性。而这一重要性并不为职业史家的作品所限，因为书中处理的内容是文物遗产。劳文沙尔写作该书的意图和取径，想来是为了扩大和超越职业历史学的传统视野。
“怀古”体现了有关过去与现在关系的一种认知，是历史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局限于西方，也见于中国传统史学（参见本书第二章）。既然历史意识的表现多种多样，那么发现和讨论其时代性抑或历史性便有可能。本书所谓的“现代历史意识”，就是一个尝试。德国历史思想家约恩· 吕森（Jörn Rüsen）对“历史意识”（有时他将德文“Geschichtsbewusstsein”［历史意识］译为英文“historical thinking”［历史思维］）做过比较详细的归类分析。他将“历史意识”或“历史思维”分为四种：（1）传统型（traditional）；（2） 镜鉴型（exemplary）；（3） 批判型（critical）；（4） 创生型（genetic）。也就是说，人们对过去的看法或态度，可以用上面四种类型概括。如果按照他的分类，“怀古”应该是传统型的历史意识，而镜鉴型的历史意识希望从过去中提炼概括出经验教训，以求垂训今人及后人。批判型的历史意识与上述两种不同，主张过去与现在本质上不同，而现在需要对过去持以批判的态度。创生型的历史意识则基于变化的理念，看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时间性，希求在不断变化的历史场景中重塑过去和现在的关系。
我们当然不一定要完全同意吕森的归类和界定，但他的归类的确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历史意识或历史思维的时代性，即传统和现代的区别。吕森所谓的传统型和镜鉴型，主要代表了传统社会的历史意识，而批判型和创生型更倾向于代表现代人对过去的态度。吕森对历史意识的这一总结，与前人的相关论述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美国的《历史和理论》（History and Theory）杂志在1964 年曾发表过一篇由乔治· 奈德尔（George Nadel）写作的论文，探讨（德国）历史主义之前的历史哲学，而作者的主要论点便是，镜鉴型的历史思维是历史主义兴起之前欧洲人对过去的基本态度。在1990 年出版的《过去的疏离：现代历史意识起源研究》（The Estrangement of the Past: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一书中，作者安东尼· 肯普（Anthony Kemp）具体论证到，欧洲人对过去态度的改变，由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成，他们由此看到过去与现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易言之，既然过去被“疏离”了，与现在不再有一脉相承的联系，那么就没有什么镜鉴价值，也无需对之顶礼膜拜、抒怀古之幽情了。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历史意识的变化，之后成为近代欧洲历史学发生、发展的一个前提：一个已经被“疏离”的过去，恰可成为今人对其“客观”研究、冷静处理的对象了。代表近代史学的德意志兰克学派，便以提倡客观治史、不偏不倚和如实直书而影响深远。
上述的论著，对我们理解历史意识的传统和现代，颇有帮助。不过笔者认为，过去被疏离抑或过去与现在出现断裂的情形，在近现代之前并非史无前例。中国历史上便有先例可寻，而这些断裂发生之后，同样促成了历史书写的繁荣。譬如汉代灭亡之后，中原大地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分裂状态。隋唐两朝在6 世纪末7 世纪初的崛起和统一，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与南北朝的过去相疏离。而其结果之一，便是官修历史在唐代的高度繁荣——唐代史家修撰了多部之后被称为“正史”的史书，数量占所有“正史”的近三分之一，并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编纂产生了典范性影响。英国史学史专家赫伯特· 巴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并非中国史学史的专家，但他对中国史学传统有所涉猎后便关注到一个更早的相似现象，那就是汉代史学的兴盛。他认为这与欧洲文艺复兴稍有类似之处，因为秦朝的崩溃标示了过去的结束，因而汉代孕育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不仅想通过历史书写来借鉴过去，还有恢复古典文化的努力”。
尽管有上述先例，但清末以来中国在欧风美雨的侵蚀下所经历的巨变，更易让人产生过去与现在之间断裂不续、需要重新认识过去的认知。梁启超在1902 年发表《新史学》，便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标志。他指出，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必须走出传统治史的路径，从“君史”转向“民史”，通过发动一场“史界革命”来推动民族主义观念的普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本书主要讨论和分析的，正是这一过去与现在断裂和疏离之后所催生的现代历史意识，及其在人物和思想等方面的具体表现。
在题为“思潮与特征”的第一部分，笔者首先简单讨论一下史学史研究之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接着从现代回视过去，从文化比较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史学的传统。笔者认为，在这一悠久的历史书写的传统中，中国传统史家不仅出产了大量历史作品，而且还对历史的进程做了独特的抽象思考。具体言之，汉亡之后有关朝代正闰问题的争论，其实是一种历史哲学的思考，堪称主导中国历史思维的“元叙述”。之后的三章，是第一部分的重点。笔者以为，梁启超提出创建“新史学”的必要之后，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五四学人将之付诸实施。他们看到，传统的历史智慧已经无法指导20世纪的中国。基于这一过去与现在已经“疏离”的立场，他们用科学方法重新研究过去、写作历史。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正是这一努力的真切写照。从表面上看，胡适及其弟子的意图似乎还是表现为一种“怀古”的心态，但其实与传统史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整理国故”希图在现代的立场上看待和研究过去，而“再造文明”则是要以新的观念和方法重新写作中国的历史。他们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尝试，拙以为是“现代历史意识”的集中体现。可是，如所周知，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堪称多事之秋。在剧烈动荡的政治、社会背景下，五四学人对“现代历史意识”的探寻（包括梁启超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续篇），经历了几次比较重大的方向性转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对现代思潮的吸收和互动。第一部分的最后两章从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近代史学的批评入手，探讨它们与中国史学的关系，并希望对其发展前景，做一点前瞻性的思考。
第二部分“人物与思想”，选择了一些当时史学界的“弄潮儿”做具体的案例分析。第一篇从当代史学理论的新视角出发，探讨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治史风格与其扮演的“学者角色”之间的差异，由此揭橥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时期，个人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双向互动。清末民初社会变迁在历史书写形式上的表现，便是新式历史教科书的出现，所以我接着以“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为题，描述了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及其如何通过这些历史教科书的写作和使用，渐渐深入人心。这一变化与外来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从西方传教士到日本汉学家，他们的作品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留美归来的中国学人如胡适、何炳松等的作用，亦不可小觑，而且其风格还各有千秋。他们的言传身教，促成了他们学生辈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成长。与他们的老师一样，他们对“现代历史意识”的探寻和贡献，重要且不同。顾颉刚以辨伪书入手，对中国古史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而傅斯年在欧洲受到了多种现代学科的训练，归国之后首先对殷墟进行发掘，为中国古史的重建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他们的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了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进展，而钱穆在其早期学术生涯中，也对这一“科学史学”有所贡献，以其《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等著作为标志。在海外游学多年、“大器晚成”的陈寅恪从东方语言文字的学习入手，专研佛教的东传，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文字学家（philologist），但抗战的爆发让他转向了历史研究。陈寅恪在抗战期间写作和出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让他以唐史研究而享誉国际。“文字学”是胡适对philology 的译法，而傅斯年则译为“语言学”（也有其他学者译作语文学、语义学）；后者在1928年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英文名称便是“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陈寅恪的学问得到傅斯年的激赏，在成立该所的时候便积极延揽陈作为该所骨干，两人惺惺相惜、视为知己。无奈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史语所的成员亦不得不流散各地。笔者以史语所保存的档案为基础，分析了陈寅恪和傅斯年在20 世纪40 年代的不同经历及最后的分道扬镳。他们当时的分别（也是两人的永别）是中国现代史学演化道路上的一个终结，笔者也以此作为本书的终篇。
此书各篇论文的写作，时间跨度约有二十年。此书将之汇集在这里，希望能为有兴趣的读者对中国史学的悠久传承和自清末以来的深度变迁，提供一个思考、分析的视角。笔者对历史意识的关注，及以此角度考察中国的历史书写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主要始自我博士毕业在美国任教之后。这些篇章的写作，或许便有点自然地带上了某种跨文化比较的维度，但这些论文又大多以中文写就，其契机常常是中文学界师友的热情邀约及为参加台海两岸召开的相关学术会议。拙稿写成或发表前后，亦得到众多师友和杂志编辑的批评和指正。本书得以此形式问世，笔者须对下列人士呈上我的谢忱（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陈怀宇、陈启能、古伟瀛、管琴、郭秀文、胡逢祥、胡箫白、黄俊杰、黄克武、黄自进、蒋维菘、李明辉、李又宁、刘东、罗志田、欧阳哲生、潘光哲、钱永祥、秦丽、孙卫国、王汎森、王学典、伍安祖、邢义田、许丽梅、张国刚、张越、邹振环。最后我想对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对出版本书的支持和编辑周官雨希的辛劳，表示我由衷的感谢。本书所含的错误，则当由笔者一人负责。
王晴佳
2023 年10 月14 日于美国费城东南郊霁光阁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