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报道，进入暑期后，各类营销电话频次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反映，最近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因为它们并非真人，而是AI。单个AI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成本每分钟仅一毛多，号码可以伪装，标记可以清除，甚至能够无差别“盲打”随机生成的号码。一条高度产业化、技术化的骚扰链条已然成型。

法律从来都不是没有清晰边界的空白地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拨打商业性电话。然而，这一“事先明确同意”的规范，在AI外呼的实践中正遭遇系统性的技术性架空：号码经过线路中转伪装，消费者看到的来电显示与真实呼出通道完全脱节，向运营商投诉时往往查无记录；行业内部配备“一键去标记”能力，一天内就能多次清除“骚扰电话”标签，让公众的拒接防线形同虚设；大模型智能体更能自动生成话术、模拟真人情绪，让消费者难以辨识对方究竟是人工客服还是机器外呼。当法律条文所依赖的“可追溯、可识别、可拒绝”前提在技术层面被逐一瓦解，纸面上划定的行为边界也就失去了实际约束力。

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深层命题：合规与否的关键，从来不只在于法律有没有明文规定，更在于技术架构有没有给违规行为留下套利空间。传统电信时代，号码与实体身份深度绑定、呼叫行为有显著成本、投诉可追溯到具体线路，这些技术特征本身就构成了一道合规屏障。而今，虚拟号码池、内部线路中转、算力出租模式将违规成本压至极低，AI的生成能力又把规避监管的手段推至极高水平。当技术让违规收益远大于违规成本时，再严厉的法律条文也可能沦为只能事后追责的“空头支票”。

因此，AI外呼的治理逻辑需要完成一场从“法律赋权”到“技术赋权”的转向。所谓“用智能体治理智能体”，其本质正是将合规要求内嵌于通信基础设施的技术架构之中：强制搭载系统级拒呼黑名单，让用户的拒绝意愿成为不可绕过的硬约束；完善来电标识机制，使AI机器人的身份在通信协议层就被直接显示出来；建立号码实名溯源的技术不可篡改机制，让每一次呼叫都可追踪到真实责任主体；通过呼叫频次与时段的硬控制，从架构上压缩无差别盲打的操作空间。唯有当合规边界从纸面条文真正走进代码协议，法律才能真正获得技术层面的执行力。

更深一层看，AI外呼的泛滥，本质上是一场技术不对等下的通信权剥夺。当一方可以凭借极低的成本随意侵入另一方的私人通信空间，而被骚扰的一方却几乎不具备对等的防御手段时，通信安宁权便成了一项极易被击穿的权利。保障这一核心权利，不能仅依靠消费者的事后举报，也不能停留在平台的浅层关键词屏蔽，而需要在通信网络的底层架构中，重建权利对等的技术基础。技术本身无善恶之分，但技术架构决定了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逻辑。让合规成为代码的默认设置，让边界成为协议的底层规则，AI外呼才能从扰民的骚扰工具，回归为真正服务于人的技术。

文/高低

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