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断翻新，呈现高度“精准化”趋势，令一些群体防不胜防。其实，诈骗由来已久，且各种骗术层出不穷，就连汉武帝刘彻、唐文宗李昂及明太祖朱元璋都遭遇多次诈骗。

迷信长生不老

汉武帝连连受骗

《汉书·志·郊祀志上》云：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十六岁的刘彻初登大位，“尤敬鬼神之祀”。因窦太后阻止，不敢造次。兴元元年（前134年），窦太后去世后的第二年，刘彻就“征召文学之士”，初次到雍地，郊祀五峙。

元兴二年（前133年），深泽侯家掌管方药的骗子李少君，凭祭窀（zhūn）、辟谷等方术得以拜见汉武帝，“上（皇帝）尊之”。李少君隐瞒年龄和籍贯，“常自谓七十”，能役使鬼神、防止衰老。有次去见汉武帝，“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

看到骗术奏效，李少君就对汉武帝说：“祠灶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刘彻信以为真，便亲自祠灶，派人到海中访求蓬莱安期生之流，并命人用药剂化丹沙为黄金。李少君死后，汉武帝还认为骗子是神仙没死。

元狩四年（前119年），“齐人少翁以方见上”，知道汉武帝非常宠幸的李夫人死了，“以方盖夜致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刘彻当即授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一堆钱物。少翁告诉汉武帝：“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一年后，少翁骗术逐渐失灵。他“乃帛书以饭牛，阳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令人杀牛一看，果真得一卷书，内容奇怪。谁知，刘彻认得少翁字迹，叫人严加审问，果然是骗子自己所写。“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

元鼎四年（前113年），乐成侯又推荐了一个名叫栾大的术士，这栾大曾是少翁的同学，汉武帝一见到长得帅气、又能说敢说的栾大，就非常喜欢。栾大对汉武帝说：“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

汉武帝立马打消栾大的顾虑，文成是食马肝而死。你真能整理他的方术，我有什么吝惜的！见刘彻丝毫没起疑，栾大就一本正经地对刘彻说：“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为亲属，以客礼侍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汉武帝当即验证栾大一个“小方”后，更加深信不疑。于是，封栾大为“五利将军”。

一个多月后，栾大“得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等印”，汉武帝还把最爱的卫长公主嫁给他，“赍（jī）金十万斤，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几个月后，官位、钱财、美色都骗到手的栾大以去海上求他师父请神仙降临为由逃之夭夭，从此栾大“人间蒸发”。

奉行事母至孝

唐文宗三次中招

李昂是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在位16年，执政后期被宦官软禁，《旧唐书》称其“恭俭儒雅……用人不明”。曾谋划消灭宦官的李昂，因用人失察导致功败垂成。这位皇帝曾经连续被骗三次，更让人哭笑不得。

《旧 唐 书·卷 五 十二·列传第二》云：“穆宗贞献皇后萧氏，闽人也。穆宗为建安王，后得侍，生文宗……初，后去家入长安，不复知家存亡，惟记有弟，帝为访之。”文宗事母至孝，初登大位，接连降诏闽越寻找舅舅，以解母忧。

于是，有个名叫萧洪的骗子，自称是太后的弟弟。相关部门将其带到太后的姐姐徐国夫人面前，让她和丈夫吕彰辨认。因年代久远，吕氏夫妇亦无法辨别真假，只好带着骗子面见太后定夺。一见太后，萧洪“呜咽不自胜”。骗子做足了戏，弄得太后都无法断言为假，再加上现场氛围的烘托，大家很快便认定骗子萧洪就是太后失散多年的弟弟。于是，“上（唐文宗）以为复得元舅，遂拜金吾将军、检校户部尚书、河阳怀节度使，迁检校左仆射、鄜坊节度使。”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被骗，时任宰相李训“雅知洪诈称国舅”，却并未揭穿。萧洪知道后非常恐惧，便极力巴结李训，还“请（李）训兄仲京为鄜坊从事”。傍上宰相后，萧洪贪得无厌、无法无天的本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不久因钱财问题与神策军发生矛盾，官司打到李训之处，“李训判绝之”，从而得罪了大宦官仇士良。就在这时，“闽有男子萧本又称太后弟”，仇士良趁机揭发萧洪行骗。经御史台审讯，萧洪对行骗供认不讳。于是，“诏流驩州，不半道，赐死”。

既然萧洪是骗子，甄别萧本国舅身份的真假就变得更认真仔细。可做足功课的萧本，加上权势熏天的仇士良保荐，很快赢得唐文宗和一帮大臣信任。原来，“太后有真母弟，孱弱不能自达”，由于怕暴露身份引来杀身之祸，萧本探知后故意接近，“得其家代及内外族属名讳”，就顺利通过严格的甄别和盘问。于是，唐文宗“乃拜（萧）本赞善大夫，赐绯龟，仍追封其曾祖倰为太保，祖聪为太傅，父俊为太师，赐与钜万计”，后来还升迁为左金吾将军。

谁知，开成二年（837年），又有骗子谎称自己是太后的弟弟。福建观察使唐扶上奏，得泉州晋江县令报，有个名叫萧弘的自言“太后弟”。唐文宗命“御史台参治非是”，结果发现“事皆伪妄”，于是下令将萧弘逐回原籍。想不到的是，两年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又上奏：“今自上及下，异口同音，皆言萧弘是真，萧本是伪。请追萧弘赴阙，与本证明。若含垢于一时，终取笑千古。”

刘从谏的上表一下子将“国舅真假”事件飙升为年度最热新闻，朝野上下沸沸扬扬。唐文宗只好下令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孙简、大理卿崔郇对此案进行“三司会审”，最终确认萧本、萧弘也是骗子。所幸的是，萧本、萧弘没被杀头，仅流放蛮荒之地。

为此，唐文宗公开检讨说，母亲早年流滞福建一带，与舅舅离散多年，甚为挂念。我即位后接回母亲，立即派人四处寻访，结果被奸滥之徒萧洪、萧本、萧弘所骗，舅舅却没找到，遗憾又痛心。“朕自临御已来，便遣寻访，冀得诸舅，以慰慈颜。而奸滥之徒，探我情抱……而太后终不获弟。”

追求繁华“盛世”

明太祖遭遇“境外诈骗”

早些年热播的古装电视剧《朱元璋》中，杨宪被刻画为“政治骗子”。《明史》也并未给这位明初曾担任“中书左丞”（相当于宰相）的大人物立传，仅能从《明史》“刘基传”“张士诚传”“詹鼎传”“佞臣传”等他人传记及《明太祖实录》、明王世贞笔记《弇山堂别集》等搜集其诈骗罪证。

山西太原人杨宪不仅“美姿仪”，且“博通经史、才辩过人”。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投奔朱元璋，因能说会道、观察力强、手段高明，很快成为朱元璋的心腹。“太祖亦下集庆，遣杨宪通好于士诚……士诚得书，留宪不报……徐达败之于龙潭。太祖遣达及汤和攻常州。士诚乃以书求和……太祖答书，责其归杨宪。”从这段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对杨宪有多器重。

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杨宪以“属官”身份辅佐朱元璋外甥李文忠，当他发现“器量沉宏，颇好学问”的李文忠任用张士诚降将中颇有才华的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等人后，立即上报朱元璋，结果屠性、孙履被杀，许元等发配充军，李文忠也被朱元璋狠狠斥责。

据《明史》《明太祖实录》《扬州府志》等史料记载，元至正二十六年到洪武元年（1368年），杨宪任扬州“一把手”期间，曾信誓旦旦地向朱元璋保证，用三年时间将满目疮痍、人丁凋敝的扬州还原“鱼米之乡”。结果第二年，杨宪就谎报荒芜土地全部复垦，其实复垦不到一半。为使骗术圆满，他又私自挪用朝廷救济款从其他省购谷充当税粮。尤其是他将从南洋商人手中购得一株谷粒饱满、品相好看的稻穗作为“祥瑞”进献给朱元璋，一下子成为大明王朝“地方官”的表率。洪武元年底，杨宪就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洪武三年（1370年）就当上“中书左丞”，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

朱元璋提拔杨宪前，征询刘伯温的意见，刘伯温称其“有相才无相器”。果不其然，杨宪一到任，就将矛头对准年迈且申请退休、朱元璋钦定的大明第一功臣李善长，疯狂打压朱元璋起家老班底淮西党，立即遭到李善长等强烈反击。当杨宪“放肆为奸事”罪证摆到朱元璋面前时，发现受骗的朱元璋立即诛杀了杨宪。

朱元璋还可能是第一位遭遇“境外诈骗”的皇帝。《明史·列传·卷二百一十九》“西域三”条谓：“洪武七年（1374年），西天阿难功德国王卜哈鲁遣其讲主必尼西来朝，贡方物及解毒药石。诏赐文绮、禅衣及布帛诸物。后不复至。又有和林国亦遣其讲主汝奴汪叔来朝，献铜佛、舍利等，命宴赉（lài）遣还。后亦不复至。”明代著名史学家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三十考证指出，世界上并不存在西天阿难功德国、和林国，两国所谓遣使都是骗子。

惩治诈骗犯罪

古代“诈伪律”可镜鉴

诈骗犯罪由来已久，在处理诈骗犯罪问题上，《汉律》就专设“诈律”一篇。此后，《晋律》《梁律》《北齐律》《北周律》《开皇律》《大业律》《唐律》《宋刑统》《大明律》等全都设置了“诈伪律”，而《唐律疏议》对“诈骗”定罪及惩处，又堪称中国反诈骗立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立法内容看，《唐律疏议·诈伪律》一共二十七条（占整部法律条款5%以上），且每条款都附带“疏议”立法解释，尤其“诈欺官私财物”条规定：“诸诈欺官私以取财物者，准盗论。诈欺百端，皆是。若盗主诈取者，自从盗法；未得者，减二等。”就是说，唐代诈骗财物犯罪的量刑幅度比照盗窃罪处理。

《唐律疏议》对盗窃犯罪的处罚采用“计脏论罪”原则，即盗窃不成，笞五十；盗窃一尺，仗六十；盗四十匹，流放三千里；五十匹以上，流放三千里、服三年苦役。对因诈骗而得到的赃款物，知情而取者，坐赃论；知情而买者，减一等。《唐律疏议·杂律》“坐赃”条规定，“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除一般诈骗犯罪，还对医药卫生领域的诈骗犯罪作出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

到商业高度繁荣的宋代，官府对民间商业欺诈、诈骗行为的惩治进一步升级，法律更加细化，《宋刑统·诈伪律》由唐代的27条增至34条，对涉外诈伪行为，除依律科刑外，并押送市船舶司记录黑簿，永不许入港贸易。明、清法律对“诈骗”定罪及处罚延续了宋代做法。

古代社会专门制定“诈伪律”，通过严厉打击和有效遏制，对诈骗犯罪展现很强的威慑力，或许对今天诈骗犯罪的预防和惩治能提供镜鉴作用。

文并供图/赵柒斤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