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长江保护第一人”之称的杨欣编著的《我们都是盼江绿：绿色江河志愿者讲述》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该书以30位志愿者撰写的亲历与回忆文章，呈现了著名环保组织“绿色江河”持续30年、3000多人接力守护长江的历程。

1997年9月10日，中国民间暨可可西里第一个自然保护站建成。图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建站志愿者（摄影：朱永）

他们成为壮士，衬托我们成为英雄

事情的起点要回溯到1986年。当时，“长江漂流”在全国引发热议，一群充满理想的年轻人组成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准备在6300多公里的长江进行一场热血之旅，誓要为中国人夺得全球首次完成长江漂流的荣誉。时年23岁的杨欣加入了这支队伍。

杨欣冬季在通天河烟瘴挂峡谷调查

那个时候杨欣的工作是会计，团队想让杨欣管钱，杨欣却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想着“可以拍到好照片，兴许还能获奖，也兴许能一夜成名”。上了船他才发现，漂流长江比想象的要艰难和危险得多。那次漂流耗时175天，11人牺牲，活下来的人最终实现了长江首漂。回忆那段经历，杨欣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他们成为壮士，衬托我们成为英雄。”

志愿者建起中国首个民间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

长江源考察中被大雪围困，孙建军（右）和杨欣（左）两个人的生日享用一个大饼

此后，杨欣又四次进入长江源头地区进行考察和拍摄，逐步认识到长江源头的生态问题：冰川在退缩、草场在退化、野生动物数量在急剧减少。1994年，他从老牧民那里听闻了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被盗猎者杀害的故事：在最后一次反偷猎的过程中，索南达杰独自一人与18名偷猎者枪战，被人发现时还保持着握枪射击的姿势——当时可可西里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将他冻成雕塑。他的身边，是偷猎者丢弃的近2000张藏羚羊皮……

索南达杰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杨欣。“当时索南达杰一直想建立一个保护站，可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我们要保护可可西里，也需要一个据点和站点。”可钱从哪来呢？有人提议，为什么不把探险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就这样，一个从没写过书的人，硬把自己摁在桌前，以日记体的形式写出长江漂流的经历——《长江魂》，并将书的销售及义卖收入全部用于中国民间的第一个自然保护站的建设。

通过义卖和各方筹款，杨欣与伙伴们筹到了第一笔启动资金，并用它购买了极为优质的建筑材料——据称是当时建设南极科考站的同款材料。之后又招募各方能人前来建站。杨欣对志愿者们坦诚相告：“我们需要工程师和技师，但路费自理，锅碗瓢盆、帐篷和睡袋也要自己准备，来这里就是义务帮忙建站。”就这样，1997年中国首个民间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建成了。

为藏羚羊而建红绿灯解决“过路难”

保护站建成以后，成为反偷猎的前沿基地，不断驱赶偷猎者，这里还是保护研究基地，“通过调查，保护站为青藏铁路建设提供了许多建议，使得青藏铁路成为中国第一条生态保护铁路。”

同时，保护站开始招募志愿者服务这片土地。上世纪末，几乎和青藏公路并行的青藏铁路正在修建中，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剧增，大批迁徙中的藏羚羊群被冲散或吓得不敢过公路铁路线，只得就地产羔。在大量调查基础上，2004年3月，志愿者们正式向原国家环保总局递交了《关于藏羚羊迁徙期间在青藏公路上进行临时性通道实验的报告》。在原国家环保总局及铁路、公路部门的支持下，中国第一次为野生动物迁徙而设立了"红绿灯"的实验。

杨欣带着精心挑选的20多名志愿者在2004年藏羚羊迁徙期间，开始在青藏公路2998千米处架设了临时"红绿灯"。“有了红绿灯还需要招募志愿者管理，我们想到了交通警察。”杨欣介绍，第一名警察是来自深圳的交警，他拥有英语和法律双学位。“我们协调青海和西藏的公安系统，让他成为了首个在青藏公路执法的异地警察。”经过志愿者和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多年努力，藏羚羊“过路难”的问题解决了，“现在的司机都知道了，见到藏羚羊要停车，让它们先通过。”杨欣说。

依靠国家、民间、个人的努力，现在的可可西里从一文不名变成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此时，杨欣和志愿者们撤出了可可西里，把保护站交给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各方参与进一步推动了长江源的生态保护

志愿者们回到了沱沱河流域，开始关注长江源冰川。“我们通过多年的监测拍摄，得出了长江源冰川40年退缩4000米的结论。大家以后有机会到长江源故里可以看到我们立的标志碑，它们记录长江源冰川退缩的整个过程，这可能也是整个中国唯一记录长江源冰川退缩的冰川标志碑。我们还需做长江源的生态人类学，搞清楚这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此外通过8年的调查，我们发现长江源头，甚至整个青藏高原，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垃圾问题。”

昆仑山下，雪中的志愿者维护绿色驿站设施现场的合影。右三为肖立（摄影：史晶）

2016年，杨欣提出了长江保护“一纵一横”计划。“一纵”指建立青藏线18个绿色驿站，实现“分散收集、长途运输、集中处置”的垃圾收运模式，解决垃圾污染问题。“一横”则是沿着长江建立11个长江环保主题邮局，每个邮局不单纯提供邮政服务，而是开展自然大讲堂，包括培训长江自然小讲师、培训塑料回收等，共同探索长江的生态环境保护。

“这个计划吸引了很多人和明星的参与，比如任贤齐、张震岳，还有胡歌，我们从没把他（胡歌）当作明星，他在班德湖的时候，第一个起床，做饭、打扫卫生、扫厕所等，真正成为了一个志愿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能找到自己做志愿者的价值。”杨欣说：“这种政府主导、民间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式，也进一步推动了长江源的生态保护。”

“盼江绿”是3000多名志愿者重叠的身影

在总结多年工作历程时，杨欣认为：我们始终专注于长江流域的保护工作，一旦投身其中就很难退出。因此，在选择项目时我们格外慎重。不少人评价我们是“重资产”运作的机构——这确实体现了我们的特点，那就是“建站”。虽然国内环保类NGO众多，但像我们这样持续投入实体站点建设的并不多见。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转13个站点，另有1个在建。明年还计划建设长江8号、10号主题邮局。这些站点从长江源头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延伸到长江源保护站、野生动物观察站等，逐步形成网络。每筹建一个站点，我们都会前瞻未来十年的运营方向与项目规划，事先进行系统评估。与此同时，如何吸引并凝聚更多人参与，始终是我们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毕竟我们依赖的是志愿者力量——他们自愿付出，来去自由。因此，在推进各项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思考的，正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志愿者的作用，让这份珍贵的社会资源产生可持续的影响力。

招募志愿者时，杨欣特别强调了“要发挥其所长避免其所短”，“在《我们都是盼江绿》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如艾松、王芳芳，他们分别是雕塑、绘画、工程师、电子工程师、电力工程师、高级驾驶员、摄影师，甚至还有各种科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和人类学者参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从专业角度从事志愿服务，更有成就感。”

2000年母亲节，一封来自贵阳的10元汇款单寄到绿色江河，署名“盼江绿”，留言写道：“长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我将一如既往支持你们工作。”谁也没料到，这竟是一份长达25年的承诺——每月金额从10元逐渐涨至50元，从未间断，从未露面。唯一一次联系，是某年一封简短邮件：“今年的捐款已统一寄出。”再无回音。“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想象过他的样子——那是3000多位志愿者重叠的身影。”杨欣说,“长江漫长，世界浩大，问题繁多，每个人的力量渺小，有时候感到沮丧。但只要我们坚守住，专注和坚守，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开拓创新，总能解决问题。”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