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代写

“那时候绝大部分是家信，老人们都很期待儿女来信，以此了解儿女的工作、生活，再通过书信把家中情况告知儿女。”

现在代写

帮领低保的老人代写申请，每份5元。代写“离婚协议”，每份20元

5月9日上午，一名八旬大爷花5元钱请葛明代写了一份希望离开养老院的申请，这是他一周来的第一笔生意。

一张木桌，一根长凳，桌上摆着毛笔、钢笔、签字笔和信纸，挂着醒目的“代写”二字，两鬓斑白的葛明正伏案疾书……这是四川三台县新西街老邮局旁边小巷里的一道独特风景，看上去仿佛是从过去时光里跳出的画面。

葛明，今年已75岁，是三台县运输公司退休工人。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他便在业余时间来到这里“代写书信”贴补家用，迄今已35年。当时，代写一封信才收2角钱，还要面对近十名“写信人”同行的竞争，但葛明头脑灵活还赠送信封，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这份兼职收入一度比他的工资还高。

如今，“代写书信”这门生意渐渐被抛在时代身后。随着生意越来越差，小巷里的写信人一个个陆续离开。最后，只剩下葛明一人还坚守在这里。“门可罗雀”成为常态，他也在寻求改变，代写业务从单纯的代写书信，扩展到代写申请书、各类协议等。

对葛明而言，人生已步入晚年，女儿长大成家，生意好坏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张木桌几乎承载了他的生活。35年，他代许多人写了许多信，也“写”下了自己的人生。

人口大县的“代写”生意

葛明是三台县潼川镇人，初中文化，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当年是老家附近为数不多的文化人，经常帮不识字的老人念信、写信。

初中毕业后，葛明成为三台县运输公司的一名搬运工。1989年的一天，他来到位于县城新西街的邮局寄信，发现旁边小巷内有老人搭起一张简易木桌，为人代写书信，而且还有不少人排队。

三台县是全国人口大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外出务工人员增多，那时的主要通讯方式就是写信。络绎不绝的人们进出邮局，新西街也成为当时三台县城最繁华的路段之一。

当年40岁的葛明，从中发现了商机。随后，他买来一支钢笔、一叠信纸，中午下班后吃过午饭，便从家中搬来一张小木桌、一条长木凳，也在小巷内摆起了代写书信的摊位。彼时，小巷里摆摊代写书信的同行多达六七位，竞争可谓激烈，但他并不介意，先从服务上下功夫。

回忆起当年往事，葛大爷嘴角微微上翘，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摆摊前，他早就打探好，代写一封书信2角钱；为了招揽生意，他先为来写信的顾客念信，免费提供信封。

“虽然一个信封不值钱，但对老百姓来说，至少可以节约一点。而且，帮忙念信也可以让顾客隐私不被更多熟人知晓。”葛大爷笑着说，他的这套“组合拳”立即为自己揽来生意，并打响了名声，再凭借一手好字，生意随即红火起来。

第一个月兼职收入比工资高

葛明一家三口人，妻子是家庭主妇，主要在家照顾独生女儿。当时，10岁的女儿读小学，一家人的开销都指望着他每月30多元的工资。虽然不算穷，但也过得紧紧巴巴。

开始业余代写书信后，葛明不愿浪费一分钟，中午下班后吃了饭就赶到邮局旁，利用一个多小时的午休时间出摊，下午下班后则直接前往，直到代写完最后一封信，才回家吃饭。

葛明回忆，那时的顾客主要是不识字的老人，他们先是到邮局查看是否有在外打工儿女寄来的信件，然后拿着信找人帮忙念，再口述找人代写回信，“那时候，绝大部分是家信，老人们都很期待儿女来信，以此了解儿女的工作、生活，再通过书信把家中情况告知儿女。”

虽然葛明摆摊时间较晚，但排队写信的人实在是多，加上他一手好字，总能将老人的话总结到位，所以顾客一直不断。“每天多的时候要写十多封信，少的时候也有五六封，第一个月兼职写信的收入就有四五十元，而那时我每月工资才34元。”葛大爷说。

有了代写书信的收入补贴家用，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得到较大改善。第一个月完，葛明就给女儿买了一辆早已看中的自行车。一年后，他又花500元买了一台黑白电视，家里终于有了一件“拿得出手的电器”。

花重金买《中国邮政编码图集》

至今，葛大爷还保留着一本《中国邮政编码图集》，这是1990年他专门托在珠海打工的妹妹帮忙买的，当年花了25元，也算一笔重金。

葛大爷回忆，当年顾客邮寄的信件遍布全国各地，写信人不仅要代写书信，还要代写信封，而各地邮政编码不同，之前每次都要到邮局查询，不仅耽搁时间也比较麻烦，于是他花“重金”让妹妹邮寄了一本《中国邮政编码图集》，不仅提高了效率，顾客也多了。

后来，代写书信的价格也慢慢涨了起来，从一封2角、5角到1元，2006年后又涨到两元钱。2005年，不到60岁的葛大爷退休了。退休后，他将心思全部用在代写书信的生意上，每天早早出摊，全天“营业”。那时，这一行竞争仍然激烈，小巷里有近10人代写书信。

但变化说来就来，退休没几年，手机渐渐普及，移动互联网也迅速兴起，人们的通讯方式发生剧变，书信的效率变得越来越低，他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差，同行们一个个陆续离开。直到十年前，小巷内的“写信人”只剩下了他一人。

在葛大爷的印象中，大约2010年以后，小巷里就只剩下他一人在代写书信了，几年前邮局也搬到另一条街，人流量就更少了。但他一直坚守在这里，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几十年在此找人代写书信，已是一种习惯。

巷口有一个烟摊，摊主韩大爷和他多年相处已成好友，但今年年初，韩大爷也关了自己的摊位。“老葛，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写信了，生意肯定好啊！”以前的同行说着玩笑话，其实大家都明白，生意不可能再好起来。

门可罗雀，但余生都会“写”下去

2024年5月9日上午9时许，三台县新西街老邮局旁的小巷里，进进出出的是买菜的大爷大妈们。葛大爷一如既往地出摊代写书信，不过他的“业务”增加了。记者注意到，在他的木桌上，摆放着“低保申请”“离婚协议”“离婚起诉状”等模板。他说，近十年来，前来写信的顾客越来越少，几乎门可罗雀，为数不多的顾客基本是不识字的老人，有的是给在监狱服刑的孩子写信，代写一封信的价格也涨到5元。不过，他发现了另一个“商机”，代写“低保申请”。他找来“低保申请”模板，帮领低保的老人代写申请，每份5元。而且，他还钻研自学代写“离婚协议”，每份20元，“离婚起诉状”则每份40元。

9日上午10时许，一名八旬大爷来找他，花5元写了一份申请，希望离开养老院回家居住，这也是他一周来的第一笔生意。不过，葛大爷的心态已很坦然，生意好坏不重要。

他的家距小巷仅有1公里，他租下一户人家的一楼楼梯拐角，用于存放自己摆摊的桌凳，一年180元。退休后，只要不下雨，他每天上午9时都会准时出摊，中午时分步行回家陪着老伴吃饭，下午继续摆摊到四五点。唯一的女儿如今已成家，他说自己不用帮忙带孩子，也不打牌、不坐茶馆，每天到小巷摆摊代写书信，没有生意时，就伏案练练毛笔字。

去年年底，老伴去世，但他代写书信的生活仍在继续。他说自己的余生都会“写”下去，在这里写了35年，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文/汤小均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