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六月下旬，父亲顾随（字羡季）得到燕京大学（以下简称为“燕大”）的聘书，被聘为国文系的专任讲师，九月初开始到燕大任教。

由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直接进入这所名校，究其起因，看似偶然：1928年十二月初，燕大国文系有一名教授准备辞职，于是当时就读燕大国文系的郑因百向国文系主任马季明推荐了顾羡季。而其实这只不过是个引子。当时，父亲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沈尹默、周作人等先生正执教于燕大，马季明主任与两人关系甚厚，已久知顾羡季之名，当即颇有允意，且准备与沈尹默磋商。沈、周二位先生都甚器重这位弟子，尤其是尹默先生。1927年夏，我父亲的第一部词集《无病词》问世，尹默先生极看重，八月二十三日在给弟子羡季的信中赞为“多自然清丽处，读之令人辄生空谷足音之感”，且表示了“何时晤对，深表企幸”之意；尹默先生甚至在课堂上向学生们介绍《无病词》，许之为佳作，郑因百知有顾羡季其人且由此订交即于此时。所以在父亲走入燕园之前，国文系的学生对顾随的名字亦已不陌生。1928年夏，父亲印行了第二种词集《味辛词》，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刊登了赵万里氏《评顾随〈味辛词〉》（署名“镜”）一文，次年六月三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再次整版篇幅刊登吴宓《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署名“馀生”），使“苦水词人”的名声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父亲在词作中也曾自诩“壮岁功名两卷词”（1929年《鹧鸪天》）。那时的国文系是很看重作家的，所以，1928年冬尹默先生又通过冯至透露了拟邀羡季入平做事的意思。可以说，父亲进燕大，既有社会影响的依托，更有老师的器重与提携。

顾随毕业照

进入高等学校，是父亲一生中的重要关枢，它使父亲的生活道路由词人又进入了教授、学者的行列。基于此，父亲始终感念恩师的器重与援引。父亲曾说：“进了大学，不用说别的，为了不给老师丢脸，我也得好好卖力气！”而这在他给挚友卢伯屏的信中有过点滴记述。

父亲在燕大第一个学期所讲授的课程有诗选、词选、骚赋、文学名篇选读及习作四门，每周课程十小时，每两三周评改学生习作数十本。十月二日是父亲在大学讲坛上第一次开讲，课后立即写信给伯屏兄报告情况及感受，“今日下午，上两小时课，诗词各一时”，由于父亲对古典诗词早有甚深根底，故“昨夜曾略加准备，顺口说来，尚不致散乱无统系，唯两月来不曾长篇大论说过话，故每有顾后失前之处。然留神察看听课诸人神色，除一、二精神颓靡者外，多数尚能团结。且有半数聚精会神地作笔记”。他自感“初上课有此成绩，殊属不恶”。但“骚赋”，那时还不是父亲的“拿手戏”，所以他不无担心：“明日是骚赋，自家实在无拿手。”当晚，他准备《离骚》至深夜，却颇有心得：

今晚沉下心去将《离骚》读了一遍，发见许多新义。不禁自叹往日读书，走马看花，囫囵吞枣，勿怪其学问不长进也。倘能永远如此作下去，一方面为人，即一方面是为己。亦殊值得。因念人生在世，牵扯束缚，触处皆是。自非天才与英雄，即难一一打破。但能利用馀晷馀力，作一二有益之事，虽不足以自豪，要亦可以自慰。

当父亲在信中写完这几句时，时间已是次日凌晨了。十月七日晚饭后，他又写信向伯屏兄报告，“明日上午十时半课是‘骚赋’，十一时半课是‘文名著选’，是不准备不敢上堂的”。不过，“骚赋”一课，父亲讲述不久即“渐入佳境”，十月三十一日，他谓“今晨讲《离骚》，自觉无甚把握，不意徐徐引起，如蚕吐丝，绵绵不尽；学生亦觉娓娓动听。真出人意料之外”。

但父亲毕竟初登大学讲坛，亦有讲授全不如人意的情况出现，他向伯屏兄坦言相告自己之“败走麦城”，“昨日（十月三十日）下午‘诗词’，上班后，愈讲愈穷词，听讲学生有入睡者七八人，真从来未有之现象”。他进而反思：“可见弟之行事，全无真拿手，一任冲动而已。”因此，他更加认真地充实自己，为此时常感觉读书“时间不足”。他十分关心学生们的反应，所幸连日观察学生方面，“似尚无贬词”，这对一个初任大学讲师的人来说是一个安慰。

1936年四月顾随在东四四条寓所南房门口

此时，父亲原有的英文功底给了他很大的支撑。他课上讲授的是中国文学，课下则努力汲取西方的文学理论充实自己，以之为借镜，其中给他最大助力的是小泉八云。父亲在晚年（1958）所写的一份《我的教学检查》中谈及了对小泉氏的认识以及小泉氏给予自己的助益。如今我们正确理解他在特定历史时段中带有浓厚“检查”意味的文字，还是可以看到他初进燕园时探寻成功之路的努力：

（19）30年，我开始在大学教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韵文，一开头，真有点茫然。我想起了小泉氏的三厚本英文讲义。我参照着他怎样讲解英国古典文学，移花接木地来讲中国古典诗歌。不料却意外地得到听讲者的欢迎。小泉氏讲书，注意字句的分析、欣赏和写作技巧（这点儿，对了我的脾胃了）……他是一个精工巧丽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底文艺论者。这都对我发生了甚深影响。

父亲倾心于小泉八云的文艺思想、讲授艺术，读小泉八云的著作和诗歌，往往直到深夜。在大学讲堂授课的道路上，小泉氏称得上是他的一位老师。

课下的精心准备，成就了课上的传神讲授。当时来选父亲课的人，不仅有国文系的学生，其他各系学生都来慕名选修，甚至有人凡遇到他讲课就去旁听。当年就读于燕京大学西语系、后来的历史学家戚国淦就是其中之一，他回忆说，“每当先生上课，教堂都坐得满满的”，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西语系系主任谢迪克先生，这位英国学者来华授课之馀亦来到课堂上潜心听讲。1986年，父亲的第一种遗集《顾随文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后，1987年这本书就摆上了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这位英籍教授的书架。这一情况是戏剧家黄宗江先生在纪念老师忌辰三十周年大会上谈到的，“我见到《顾随文集》还是1987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在英国老师谢迪克家里……”，这足见当年父亲讲课留给谢迪克多么深的印象。

当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的红学家周汝昌在谢世前两年总结一生的学习经历时说，平生所经历的学校老师很多，他最为佩服而尊敬的首推苦水词人羡季大师。在他记忆里，顾先生一上台，就投入全副精神，就像一个好角儿登台，那真是一个大艺术家。汝昌先生遗作《苦水词人念我师》一文中，他将老师的授课“称之为登堂说法，比之为古时高僧宣演佛义”，“使用的方法与一般的‘文学讲义’之类大大不同”。汝昌先生何以有这样结论性认识？文章先是概述：“（老师）有时是片词数语，即并不连贯构成段落，也并不必成‘文章’”，又“常常是‘偶然’起兴，即席发挥，数语过去，不再细说——任你自行体会感悟。因此，或有明珰，或有翠羽，须自己去‘拾’，自己去‘理’”。汝昌先生接着“从记忆中记取三言五语，以为例痕”。先生此文至今未及发表，知之者甚鲜，这里拙笔且摘记一“痕”：

有一同学，问诗词讲“风格”各异，什么是风格，如何“定义”才好？先生答云：有人拿“例句”来分李（白）杜（甫）的风格之迥异——“坑深粪落迟”，是杜的诗法；“黑狗一飞飞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是李太白的句法——这就叫“风格”。

父亲这讲法虽是借民间俗话之例，而我今日读来，真觉有佛祖以“干矢橛”答弟子问的遗风。佛祖之答，浅见者如我，至今未能领会其神髓，但父亲的例句却能让听者因心已领、神已会而发出“大笑”。我又想，这讲法非苦水词人不能行，若换了别人，定是不伦不类，甚至齿冷。如今，汝昌先生一路写来，真把我们带进了当年燕园的课堂，我们也像与汝昌先生一同听了一堂“苦水词人”的课。北京师范大学杨敏如教授曾撰文《我与恩师顾随先生的“缘”》，在文中她如是说：在顾先生的讲堂上就像是进入了王国维所谓“无我之境”，“顾先生讲着讲着，就迷醉在作品里了；学生一听，也都迷醉在作品里头，这是‘无我之境’——没有先生学生了，就是我们大家伙儿一样，都化为一体了。可也是‘有我之境’，因为就看见顾先生本人的形象在你面前”。这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顾随老师传道授业的魅力所在。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