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孪生兄弟的少年从两军对垒的中间地带走过，在杀声震天之前，对左右两队人马各看了一眼。月光正好，我躲在人群里，看见他转向我们一边时，梦幻般地笑了一下。
一个星期以前，他从南方某个城市来到北京，下火车，背着双肩包，走走停停，最终落脚到我们隔壁的院子，和几个江西来的卖盗版光盘的住在了一起。本来他想跟我们合租。宝来被打成傻子回了花街，两张高低床就空出一个床位，但行健和米萝借口最近有老乡要来，没答应。哪有什么老乡，他俩就是看他不放心，聊完后就把人家打发走了。
“你看他那眼神，”行健对着我半眯一双眼，“迷离吗？”我点点头。“像个神经病吗？”米萝问我。我也点头。必须承认，行健学得很像，他的大眼睛阖上一半，立马山远水远，恍恍惚惚如在梦中。
他们断定这家伙有毛病。想想也是，正常人谁会到北京来找另一个自己。开始他跟我们说，还有一个叫戴山川的人活在这世上，就在北京。我们说，当然，只要不是稀奇古怪的名字，两千多万人里肯定能抓到几个同名的。不，戴山川纠正我们，不仅同名同姓，他跟我是同一个人。我、行健和米萝三人后背上的寒毛瞬间竖了起来。同一个人！戴山川眯起了眼，目光幽幽地放出去，像一只翅膀无限延长的乌鸦飞过城市的上空，从北京西郊一直飞到了朝阳区，再往前，飞到了通州。当时我们坐在屋顶上，这是我们能够给客人提供的最高礼遇。我们希望他能睡到宝来的那张空床上，这样就可以把每个人的房租从三分之一降低到四分之一。
“看，这就是北京。”行健在屋顶上对着浩瀚的城市宏伟地一挥手，“在这一带，你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房子了。爬上屋顶，你可以看见整个首都。”
戴山川慢悠悠地点头，“嗯，我一定能在这里找到戴山川。”
“你确定要找的是戴山川？”我问。
“不是戴山河？”行健问。
“或者戴山水？”米萝说。
“不是。”戴山川自信地笑了笑。后来我们一致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笑得都有点诡异阴森。戴山川一边笑一边说，“我要找的就是另一个自己。”
接下来他坐在屋顶上我们唯一的一把竹椅子里，跟我们讲他要找的那个戴山川。他是看着那个戴山川的照片长大的。他从口袋摸出一张揉皱了的五寸照片，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咧着嘴傻笑，可能一岁都不到，顶着一头稀疏柔软的黄毛。“戴山川，”他说。然后从另一个口袋又摸出一张照片，十岁左右的男孩，人五人六地穿着一身花格子小西装，双手掐腰继续傻笑，为拍照临时梳了一个三七开的分头。他说：“我。”
“戴山川。”我说。那个不到一岁的小东西八九年后变成了花格子西装，又过了六七年，小西装和我们一起坐在了黄昏时分北京的屋顶上。不会错，看得出来的。
“我。”
“你就是戴山川。”行健说。
“他是他，我是我。”
“戴山川就是你。”米萝说。
“我是另一个他，他是另一个我。”
有点乱。
行健先觉得问题不对的，他指着飞过头顶的一群鸽子说：“狗日的打下来一只吃吃。”
我和米萝一起追着鸽子看。但戴山川的目光依然像乌鸦一样宽阔地滑翔，鸽群不在他眼里。他坚持要跟我们说说另一个戴山川的事。
事情其实很简单，我们可能都经历过。小时候不听话，父母就会说，早知道不要你了，要另外一个了。另外哪一个呢？另外一个“我”，或者我的“兄弟”或“姐妹”。在父母的叙述中，那个“我”或者我的“兄弟姐妹”，因为养不起，因为不听话，因为某些其他原因，送人了。现在他们后悔了，因为我们让他们很头疼。必须承认，这一招挺好使，年少时我们的小神经都绷不住，担心真有个谁掉头杀回来，穿上我们的衣服，戴上我们的帽子和手套，端了我们的茶杯和饭碗，抢了父母给我们的爱，代替我们活在这世上，于是乖乖地做回个好孩子。这种玩笑式的骗局也就管用那么几年，大一点再怎么编排我们都不信了。大人肯定也觉得编下去很无聊，又转回到最好使的方法上：简单粗暴型责骂。但是戴山川跟我们不一样，他是家里独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舅舅姑妈，一大群人供着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哪舍得动粗的，连假想敌都舍不得给他树立成别人。这个世界上，能与他竞争的只有他自己。一岁不到，他不好好吃饭，爷爷奶奶指着一张镶在精美相框里的大照片（就是他掏给我们看的五寸照片的放大版）说：
“认识吗，这是谁？”
戴山川指指自己。
爷爷奶奶摇摇头，“不是这里的你，是在北京的你。”
戴山川晃晃悠悠走到穿衣镜前，要钻进镜子里把自己找出来。
他不好好睡觉，爸爸妈妈也指那张大照片给他看。“再不睡，咱们换了那个戴山川回来吧。”
戴山川赶紧闭上眼。
只要家里人往相框里一指，戴山川立马老实。戴山川说，很多年里，他最怕的人不是父母，不是老师，也不是班上抽烟打架的男同学和马路上游手好闲的流氓阿飞，而是墙上的那个自己。他怕到了恨的程度。那个远在北京的自己，他是他最大的敌人。那张照片拍得很立体，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两只眼睛都在盯着你。小小的戴山川用眼睛余光扫一下相框，在北京的那个自己就警醒地注意到了，搞得年幼的戴山川被迫成了整个小区最听话的孩子。进了学校，他也是好学生典型，老师一次次要求大家向他看齐。他想过把照片给毁掉，不敢明目张胆地下手，装作不小心碰掉了相框，玻璃碎了。母亲倒没怎么批评他，拿去装潢店重新镶了一个更漂亮的相框，还挂在原处。父亲说，别再乱碰了啊。
后来，他终于长大到明白镜框里的那个小孩不过是父母管教和要挟他的借口，因为那个戴山川一直停留在不到一岁的模样，而他一天天长大了。但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他了。这么多年，他只有他自己这一个朋友。没有兄弟姐妹，从学校回家，同龄的玩伴都没有，家里人怕他被人欺负，怕他出去跟孩子们疯玩影响学习，怕跑步摔倒了，怕他跟别人争执时打架。他只能跟墙上的自己玩。他跟相框里的戴山川说：
“戴山川，你好。”
他又代戴山川回答：“你也好，戴山川。”
“戴山川你吃了吗？”
他再自己答：“我吃了，戴山川。你呢？”
“我也吃了。你知道《登鹳雀楼》这首诗吗？”
“我还会背呢。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爸妈今天早上吵架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天热了呗。”
“晚上又吵了。”
“因为空调没修好。”
“老师下午批评我了，说我不团结同学。”
“那是因为你有我这样的朋友。”
“没错，你说的对。”
没错，相框里的戴山川成了戴山川的朋友。他喜欢跟他说话，他也习惯了想象一个也叫戴山川的自己，如何在一个陌生但十分有名的城市生活。他是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的朋友。他一个人在家，从不觉得孤独；或者说，学会和另一个自己交流以后，就不再觉得孤独了。
“没准你真有个双胞胎兄弟呢？”我提醒他。
“要是有个双胞胎兄弟，”行健说，“这事我倒还能理解一点。但另一个自己，咳咳，听着都瘆得慌。”
“除非你有精神分裂症。”米萝说。
“我也想过，”戴山川坐在我们的屋顶上，把那张五寸旧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但我爸妈说，他们只生了我一个孩子。一个人在世上，会不会真有自己的分身呢？”他从兜里又掏出一张照片，显然是他刚拍的，“比如，你们在北京见过一个长得像这样的人吗？”
行健打了个哆嗦，撇撇嘴。“不行了，憋得不行。我得上厕所了。”
他要从屋顶上下来。米萝也跟着下，我也站起来。北京是个大地方，的确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发生，但这事可能性很小。
“我还没说完呢，”戴山川说。
“不用说完了。”行健已经下到了地上，“空床位暂时不租了，这几天我们老乡要来借住，是不是啊你们俩？”
我和米萝说：“嗯，是。”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我把戴山川送出门，朝隔壁努努嘴，“那边应该还有空床位，你去试试？”
第二天早上我头疼病犯了，在街巷里跑步，经过隔壁敞开的院门，听见有人含混地嗨了一声。我停下，伸头往里看，戴山川蹲在水龙头边刷牙，满嘴泡沫地对我摆摆手。
那段时间我们的活儿都停了，小广告不能再贴了。那是“城市牛皮癣”，警察见了抓，城管见了也抓，环卫工人见了也要追着你跑。其他游街串巷的小商贩，开三轮车卖水果的，摆摊卖盗版光盘的，办假证的，地铁口卖唱的，推小车街头巷口摊煎饼果子、炸火腿肠、卖切糕、卖豆浆稀饭包子盒饭的，四处游荡卖笛子、二胡、葫芦丝的，也都老老实实地蹲在出租屋里了。没有人说不许出去，但你要出去那就是找死。全北京都在整顿。听说要开重要会议。
忙着挣钱时，大家相安无事，有矛盾有竞争也没时间掰扯；现在闲下来，有问题解决问题，没事的也相互找个碴，吵嘴的吵嘴，打架的打架，反正都不能让光阴虚度了。开始还是单挑，谁有矛盾谁解决，文的武的都行；后来就乱了，以武为主，谁有矛盾一大群人都上。一个篱笆三个桩，谁还没有几个哥们朋友。当然，事情开始也可能只是起因于一两个人间的冲突，后来雪球越滚越大，逐渐分出了派别。反正我差不多看明白的时候，已经每天都有一两场群架了。一个地方的老乡结成伙，职业相近的一群也拉成帮；今天上午我找你的事，晚上就变成了你寻我的麻烦。刚开始都还节制，只用拳头和身体，后来逐渐抄上了家伙，棍棒、铲煤的铁锨、通炉子的火钳，还有年轻人防身的匕首和九节鞭，有的菜刀和炒菜铲子也拿出来了。家伙都挺亮眼，在月亮地里闪闪发光，但真打起来，大家还是知道深浅的。开战之前，双方的带头大哥都提醒自己的队伍：出门在外，都悠着点，一家老小都眼巴巴地看着咱们呢。所以，尽管西郊那段时间事情不断，也伤了几个，但基本都没走原则，打群架更像是个集体游戏，成了清闲无聊时日里的调剂。不得不承认，打架还是挺激动人心的，每天早上醒来，我们一帮游手好闲的家伙都像打了鸡血。
行健和米萝块头大，一身的火气都憋成了脸上紫红的青春痘，这种事肯定不会错过。每天他俩出征前，轮番把房东家里的各种能充当武器的家伙都操练一遍，然后像打虎的武松那样提着出门。我胆小，偶尔跟在江浙一派的队伍里起起哄，充其量是个啦啦队员；真打起来，很惭愧，我就躲到墙角和树根下了，整个人哆嗦成一团。关键是那时候头疼。神经衰弱面对那种场面会突然爆发，我跟自己的脑袋做斗争的精力都跟不上。这种时候，我最常干的就是撒开腿就跑。不是逃跑，是长跑，只有跑步才能振奋我衰弱的神经。
那天晚上，戴山川从两军对垒之间梦游般地穿过，我躲在老乡们的后面。战斗一触即发，我听见脑袋里有一种明晃晃的声音从远处蛇行而至，头疼马上要开始。我拍着脑袋对行健说：
“不行了，我得跑。”
“跑吧跑吧，”行健握着房东留下来的一根油漆剥落的棒球棍，已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就没指望过你。”
我敲打着太阳穴，后退，像个逃兵，跑步穿过月光下的巷子。跑到“花川广场”咖啡馆那条巷子，遇上戴山川。他借着月光和路灯光看每一家店铺的橱窗和广告牌。我停下来，我都听得出来自己声音里的嘲讽：
“还在找你自己？”
“我就转转。”戴山川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如果真有另一个我生活在北京，那我得把这个城市好好看清楚。”
还不在频道上。“你就没想过你爸妈从小就在骗你？”
“我知道。那又有什么关系？”他笑眯眯地把盯着橱窗的目光转向我，“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自己。你想想，如果还有另一个你，想象出他的一整套完整的生活，多有意思！我从小就想，那一个我，我一定要看看他是怎么生活的。”
不在一个频道上。我又问：“你不是瞒着家人逃学来北京的吧？”
“我爸妈知道。他们说，好吧，出门看看也好。”
好吧。这一家人都不在频道上。
“你就没想过，这世界上还会有另一个自己？或者，你还有一个孪生兄弟？而你和你的孪生兄弟正好被互换了名字，你其实是作为你的孪生兄弟生活在这里，而你，现在正由你的孪生兄弟代替着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
有点绕。跑了两条街刚刚缓解一点的头疼又加重了。我脑子有问题，他比我的还严重。“我没兄弟，只有一个姐姐。”
“如果有呢？”他很认真地提醒我，“再想想。”
没有如果，我对他摆摆手。跑步是治疗神经衰弱的唯一方法，别的只能加重病情。他还要提醒，我已经跑到了“花川广场”的另一边。
“如果有呢？”他提醒鸭蛋，“再想想，你爸妈没说过？”
鸭蛋抱着小腮帮子歪着头想。“有！”他开心地拍着巴掌，“我妈妈说，我要再哭，她就把所有好吃的都给我弟弟。”
“你妈妈说过你弟弟在哪儿了吗？”
鸭蛋撇撇嘴，“没有，我妈妈就说，长得跟我差不多。”
他把鸭蛋从小板凳上拉起来，“走，我带你去看看你弟弟长什么样。”
我站在屋顶上，看见戴山川牵着鸭蛋的小手出了隔壁的院子。
鸭蛋四岁，河南人老乔的儿子。乔什么不知道，他和老婆带着鸭蛋在北京卖鸡蛋灌饼，每天一大早推着车子到地铁口或者公交站台边，一个鸡蛋灌饼两块五毛钱，多要一个鸡蛋就再加一块。上班的年轻人来来往往，一个早上能卖几百个灌饼。顺带还卖杯装的稀饭和豆浆。两口子一个在平底锅上加热头一天晚上做好的饼、煎出一个个焦黄的鸡蛋，一个卖豆浆、稀饭连带收钱。鸭蛋早上起不来，被锁在家里，不必早早出门的房客顺便帮着照应一下。
老乔一家住在戴山川租住的院子里。区别在于，戴山川和几个卖盗版碟的挤在正房里，老乔一家租住的是院子里单盖的一间屋。西郊租户多，是个房子就走俏，很多房东都在院子里搭建简易房。单砖跑到顶，楼板封盖，再苫上石棉瓦，风雨不怕，就是冬冷夏热。就这样也抢手，便宜，一家人单独租一间，倒也清静。老乔就租了隔壁院子里唯一的一间简易房。
鸭蛋不叫鸭蛋，因为脑袋长出了鸭蛋形，老乔两口子又卖鸡蛋灌饼，大家就叫他鸭蛋。叫多了，老乔两口子也跟着叫鸭蛋，本来的名字大家就给忘了。鸭蛋肯定是独生子，这我敢肯定。老乔说过，能养活一个就不错了，再超生二胎，这几年的鸡蛋灌饼就白卖了，也凑不上那罚款。
老乔带老婆一早推着车子出门了，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远点无所谓，整天闲着做不了生意，他们心里急。鸭蛋留在家里跟一帮闲人玩。现在，戴山川把鸭蛋带出了院子。
我在屋顶的太阳底下打了个瞌睡，也就二十分钟，戴山川和鸭蛋回来了。鸭蛋手里举着一张大照片对我喊：
“木鱼哥哥，你看，我弟弟！”
什么弟弟，就是鸭蛋自己。这个戴山川是真能忽悠，带鸭蛋去了趟照相馆，就给他捡来个弟弟。那张照片拍得还算讲究，摄影师给鸭蛋换了身时髦的小衣服，衬衫、领结，还有件挂着怀表的小马甲，鸭蛋装成弟弟，两只手有模有样地插在裤兜里。
我走到屋顶边缘，跟戴山川说：“你这不是祸害鸭蛋么。”
“怎么是祸害？”戴山川说，“鸭蛋多孤单，整天一个人锁家里，咱们得给他找个伴儿。”
听得我倒是心头一热。小时候我出疹子，不能见风，又怕传染别人，父母就把我锁在屋里，无聊得我跟闹钟和暖水瓶都聊起了天。我就问鸭蛋：
“鸭蛋，那你告诉哥哥，你弟弟叫什么名字？”
“鸡蛋！”鸭蛋自豪地说，“我叫鸭蛋，我弟弟叫鸡蛋！”
好吧。千万别再给他找个哥哥，要不鸡鸭鹅齐了。“鸭蛋，你弟弟跟你长得真像啊。”
“那当然，”鸭蛋举着照片对我挥动，“鸡蛋是我弟弟嘛。”
必须说，鸡蛋对鸭蛋起到了效果。这是戴山川跟我说的，老乔两口子请他吃了两个鸡蛋灌饼，外加一杯绿豆粥。那段时间绿豆粥价钱上去了。有专家说，绿豆包治百病，超市里的绿豆价翻了三番还是供不应求。老乔说，鸡蛋太好使了，只要一指贴在墙上的鸡蛋，鸭蛋立马听话，该吃时吃，该喝时喝，该睡觉睡觉。一个人待着也不吵不闹，脸对脸跟鸡蛋说话，弟弟长弟弟短，那个亲热劲儿，搞得他老婆都想再生一个娃了。
此言应该不虚，那段时间老乔和他老婆的确没找我帮过忙，要在过去，隔三差五早上我都得跑过去，看看鸭蛋睡醒了没有。
出大事了。没擦枪也会走火，出了人命。周六下午又有一场大战，双方人数都过了三十，抄着家伙，那场面有点壮观。械斗之前照例是舌战。两边对骂时，一辆货车开过来，嘀嘀嘀喇叭声摁得急，大家本能地就紧急往后退。前面的挤后面，后面的继续往后挤。有人被推倒了，侧身倒在一把锄头上。锄头是房东过去在院子里开荒种菜时用的，房子租出去后，锄头就放在杂物间里，被打群架的搜了出来。为了让武器更具有威慑力，持锄头的家伙特地把锄头打磨了一番，明晃晃亮闪闪，能当镜子照，锋利自不必说。寸就寸在，当时持锄人拄着锄柄，锄刃自然就朝上，倒下的胖崔脖子直直就撞了上去，动脉和气管一起切断了。一群人围上来，眼见着胖崔像上了岸的鱼一挺再挺，脖子底下直往外冒血泡，呼噜呼噜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声音把大家吓坏了，搓着手干着急。有胆大的上来捂住他伤口，旁边的人赶紧打120。120到时，胖崔已经死了。
那天我没在现场。戴山川带着鸭蛋爬上了我们的屋顶，一个跟我讲另一个戴山川，一个跟我讲鸡蛋。戴山川说，他游走在人群里，看着一张张千差万别的脸，觉得这世界真是神奇。既然有那么多不同的脸，一定也会有一张跟他一样的脸，他相信长着那张脸的戴山川一定也会在茫茫人海里寻找他。这么一想，他就觉得他跟这个世界有了无穷多的联系，对面走过来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另一个自己。他觉得自己像一环不可或缺的扣，被织进了一张大网里。
“你确信真有另一个自己？”
“这样的感觉不好吗？”他说，“鸭蛋都喜欢上了他的弟弟。”
“嗯，我天天跟弟弟说话。”鸭蛋真是给戴山川长脸，他手舞足蹈地说，“我弟弟可乖了，给他糖都不吃，还要给我大白兔。”
我对戴山川说：“恭喜你，这么快就找到传人了。”
戴山川对我挤着眼笑。这时候行健和米萝跌跌撞撞跑回来了。进了门米萝就朝屋顶上喊：
“你崔哥去了——”
“哪个崔哥？”我问。
“胖崔！”行健喊起来。
“去做臭鳜鱼了？”我真没想到米萝还能这么文雅地称呼死亡。我能想到的崔哥就是那个安徽来的胖厨子，做一手好菜，尤其臭鳜鱼。自备的料，在他的出租屋里做，吃得我舌头差点咽进肚子里。
“死啦！”行健的声音都变了。他亲眼看见崔哥血尽气绝，他被吓着了。
在人海里找到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不容易，一个人说死就死也同样不容易啊，但胖崔的确死了。行健和米萝一屁股坐在院子里，我坐在屋顶上一时半会儿也站不起来。我们都吃过崔哥的臭鳜鱼，喝过他熬的母鸡汤。他说，徽菜的特点就七个字：盐重，腐败，有点黄。“腐败”的是臭鳜鱼，“有点黄”的是老母鸡汤。他那么认真的一个人，说到“有点黄”脸都红了。
问题是，胖崔跟谁都没有过节，他只是碰巧那天休息，被同宿舍练摊儿给手机贴膜的老乡拉过来凑数的。
出了人命大家就清醒了，原来这么玩下去也很危险，几支队伍没人招呼就自动解散了。但事情才刚刚开始。一直想整顿城乡接合部的社会治安和闲杂人等，这回逮到了机会。先是半夜三更突击检查暂住证，无证游民一律遣送回老家；接着清查周边的旧房危房和违章建筑，安全设施不达标者一律不得出租，限期加固整改或拆除。以安全的名义，又解决了一部分不安定因素，因为外来者的租住环境多半都有问题。真有深仇大恨的人也打不起来了，没那个心思：被遣送的遣送，被驱赶的驱赶，想留下的赶紧找门路，剩下的烧香拜佛，自求多福。
我们三个半夜被砸开门，手电筒直接照到被窝里。我穿着背心裤衩从箱子里摸出暂住证。米萝记错了地方，箱子里找不到翻包，包里没摸着又去掏衣服口袋，最后在床头柜里翻出来，找到了还被踹了一脚，说他浪费时间太多。
在我们找暂住证的同时，隔壁院子里鸭蛋在哭。另一拨人进了老乔的门，鸭蛋被半夜三更闯进来的陌生人吓哭了。老乔应该是和他们发生了争执，为此还得罪了那些人。我们听见老乔老婆穿着拖鞋噼里啪啦地往外跑，跟在他们后面说：
“你们千万别生气，他真不是那个意思。”
“哪个意思也没用！”一个硬邦邦的男声说，“跟房东说，最迟后天中午。没得商量。”
这个最后通牒指的啥，我们都没深究，没时间。天不亮周围就乱了，收拾的收拾，搬家的搬家，有门路的赶紧投亲靠友。那两天不断有人过来告别。听那些资深的北漂前辈说，好几年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清查了。到了“后天”，推土机轰隆隆开到西郊，我们才明白通牒要干什么：强行拆除违建房。从西边的巷子一家家往这边推。每一间违建房都推倒，他们知道指不上房东，谁舍得对自己的摇钱树下手。老乔第二天一早就跟房东打电话，房东咬着舌头说，雷声大雨点儿小，哥们啥场面没见过，小case啦，放一万个心住。但推土机开进了路西的巷子，老乔两口子扛不住了，开始收拾家当。还没收拾完，推土机就从宽阔的院门开进来了。
推房子是大事，我们都去看热闹。戴山川和那群卖盗版碟的也都在，没事干，都猫在家里。那天晚上戴山川差点挨了揍，他算一个刚来不久的观光客，火车票可以作证，但他跟纠察队说明来京理由时，把一个队员给惹毛了。我是纠察队我也毛，什么叫“找另一个自己”？这小子分明在耍他，那队员警棍都举起来了。戴山川发现跟他们讲不清，只好说，来北京是找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纠察队说，早他妈这么说不就结了？还找“另一个自己”，跟老子拽什么鸟文。拆房队的队长一挥手，推土机直接开到老乔的东山墙下。老乔老婆说，还有几样东西，再给五分钟。队长竖起右手食指和中指：两分钟。然后盯着手表看。
老乔两口子这才真正慌起来，穿着拖鞋往房间里跑，出来的时候拖拖拉拉抱了一大堆，抓到手里的全往外扔，恨不得把床也抢救出来。队长弯下食指和中指，对推土机的司机示意，时间到，开始。推土机司机加了一下油门。鸭蛋突然大叫：
“鸡蛋！鸡蛋！”
在场的都蒙了，鸭蛋叫唤什么鸡蛋？反正我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鸭蛋哭喊起来：“鸡蛋！我要鸡蛋！我要鸡蛋弟弟！”
他说的是贴在床头的照片。我想冲进去，但推土机的黑烟已经冒出来，开始怒吼着往前推了，我赶紧收住脚。一个人冲进房间，是戴山川。滞后没超过三秒，推土机已经杵到墙上。司机没看见有人进去，因为嘭嘭嘭嘭巨大的机器噪音，他听清楚我们大喊停下和有人时，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看见老乔一家住的简易房子在左右晃动几秒之后，轰隆隆倒塌了。
连司机都傻眼了。除了鸭蛋还在哭叫他的弟弟鸡蛋，所有人都呆若木鸡。戴山川没出来。
那一段时间的确很长，相当之长。尘烟拔地而起。很多人的下巴都挂在胸前，迟迟没能合上。我们就看着那一堆废墟。一间简陋的房子，连废墟都单薄，石棉瓦、楼板和碎砖头纠缠堆积在一起。司机吓得推土机也憋熄了火。院子里只剩下鸭蛋的哭喊和风声。我确信时间是有声音的，我几乎能够听见时间正以秒针的速度咔嚓咔嚓在走。废墟寂静。然后，寂静的废墟突然发出了一点声响，我们中间谁叫了一声。尘烟稀薄，我们都看见碎砖头哗啦又响一声，一只手从砖头缝里一点点拱出来，一张皱巴巴的照片出现在废墟上。
鸭蛋挣脱母亲，边跑边喊：“弟弟！”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