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读书、写书与编书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22-07-09 16:00

我小时候听父亲要哥哥姐姐好好念书,偶引《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等语,遂记在心上。也许受了心理暗示罢,二十七岁对我来说,倒是一个要紧年头。后来做的不少事情,都能从这儿找到缘由。此前我写过不少东西,有诗,有小说,然而兴趣渐渐减了;我也读过不少书,却如父亲来信所批评的,“学而不能致用”。虽然学并不非得致用,不过我的确有点儿落空了。

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先后买到周作人《知堂文集》、《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的影印本,此外还有一套《知堂书话》。这是我首次接触周氏作品,尽管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初中上政治课,老师提到鲁迅有个弟弟如何如何,说他曾署名“周遐寿”发表作品,并把这几个字写在黑板上,我记得清清楚楚。对散文一类东西,我虽读了不少,当代如杨朔、秦牧、刘白羽,古代如“唐宋八大家”,周作人的文章却与这两路完全不同。借用徐訏的话就是:“他这种老老实实谈他读书与见解,中国还没有一个学者做过,或者敢做过。”(《从“金性尧的席上”说起》)这引起我很大兴趣,此后就尽量找他的书来读。张爱玲《传奇》的影印本和排印本,大概也在同一年里先后到手。她的作品此前我只读过《收获》上重新发表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同样令我耳目一新。还有废名,这一年里我买着《桥》的影印本,当然最看中的还是他散见于《人间世》和《世界日报·明珠》上的随笔,我从一本编得不很理想的《冯文炳选集》中读到一些。

到了冬天,我立下誓愿,要把先秦各家通读一遍。此前除《论语》、《老子》、《公孙龙子》外,都仅仅看过个别篇章。自忖好歹算个读书人,实在不该如此;后来通读《诗经》,也是类似想法。我托病没去上班,先从《庄子》起手,把所找到的七八种注本一并摊开,原文连带注疏逐字逐句地对照着读。待到终卷已是转过年了,笔记写了五万字。若论对我人生影响之大,此前此后读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及《庄子》。这里只说两点。其一,《庄子》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道”系指事物自然状态,乃是本来如此;对人来说,就是拒绝了固有价值体系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意识。拒绝固有价值体系,也就不在这一体系之内做判断:不是是,不是非,不非非,也不非是。以后我又读《五灯会元》和《古尊宿语录》,更是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其特点就是拒绝所有既定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预设的前提,不在现成的语境里说话。“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其二,《庄子》讲了庖丁解牛、痀偻者承蜩、津人操舟、丈夫游水、梓庆削鐻、大马之捶钩者捶钩等故事,道理都是一个:当把“技”完善到那样的程度,它不再局限于仅仅是一项技,超越了技的所有功利目的,同时也超越了技者自身,也就是通常所谓忘我,它就有可能达到“道”;从技者方面考虑,他是在一种行为之中使自己升华到某种境界。这都使我终生受益。

至此我读书大致有两个方向,其一以现代文学为标的,而又集中于周作人、废名、张爱玲等几家;其一以先秦哲学为标的,集中于《庄子》、《论语》和《老子》。我曾戏言,先秦哲学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庄子》讲的是一个人的哲学——也就是“我”;《论语》和《老子》讲的是两个人的哲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你”或“他”。在孔子看来,这另一位是好人;而在《老子》作者看来,则是坏人。先秦别家所说,可分别摄于三家之下,譬如孔子一脉有孟子、荀子,老子一脉有孙子、韩非子,只有庄子是自说自话。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并未写什么东西。也许是机缘不够罢。——现代文学史上不少人似乎也是如此。譬如鲁迅自从《域外小说集》受挫,便沉寂多年,直到钱玄同替《新青年》来约稿;他虽然编了《古小说钩沉》,若不去北京大学授课,也就不写《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创作高潮,则与《新青年》、《晨报副刊》、《语丝》、《骆驼草》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关系密切。我当然不敢自比前贤,却也明白其中道理,说穿了就是文章可以不写。直到一九九○年,友人曾一智在《黑龙江日报》编副刊,约我父亲写文章,他转叫我写,我才动笔。起初写的很少,每月一两篇,每篇千把字,五年后结集为《樗下随笔》出版,算是我的第一本书。以后继续写着,多系读书笔记,又陆续编成七个集子。我所读的书全凭一己喜好。即使是编辑命题之作,也得自家对那题目感兴趣,所涉及的书是读过的,或者正想读的。前些天我对朋友说:平时读书,似乎颇有感想,写下来才明白并不周全。反过来讲,这也正是读书之外还要写点什么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因为希望写得周全,须找相关东西参考,连带着也就多读不少书,多知道不少事情。前面说文章可以不写,可是真要写了,还得认真对待,一如《庄子》庖丁、津人诸位之所为也。

我把阅读《庄子》所得写成一本书,已在最初读它十年之后。其间我读了一百来种注本,特别留心众说纷纭之处,差不多每个细部都从前人那里得到启发,但是我自己对于整本《庄子》和自具框架的庄子哲学,则越来越不完全认同于其中任何一家的说法。当时我还在公司上班,回家便写关于《庄子》的笔记;整整一年,写了三十几万字,又花半年时间整理,成《樗下读庄》一书。我在序言里借用“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形容自己的读书过程。项莲生这话乍看是对《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唱反调,其实讲的是一回事,不过一位是从生命的终点往回看,一位是从生命的起点往前看罢了。我说,至此为止,我的“有涯之生”里所干的“无益之事”只是读书;在东翻西看了些年以后,我想这一辈子至少也要仔仔细细地读一本书。这本书应该是由得我不计光阴地反复体味,而其价值或魅力不在这一过程中有所减损的,也就是说,这件“无益之事”真的能够成为我的“有涯之生”的对应物;我选定的是《庄子》。

我读《老子》还在《庄子》之前,母亲曾以苏体为我抄过一遍——附带说一句,她还为我抄过《诗韵新编》,整整写满两个本子。当初读完《庄子》,接着重读《老子》,我的札记却没写多少。我读先秦典籍,多少为在精神上求得一点支持,但是《老子》令人不很舒服,尤其是名为“道”,实为“术”的那一套,正如朱熹所说“老子心最毒”。不过它对我仍时时有所蛊惑,让我总想找机会再下一番功夫。后来有机缘写《老子演义》一书,得以把郭店楚简、帛书以及王弼以下几十种注本一并读了,觉得算把《老子》弄明白了。我在序言中说,《老子》是中国文化重要原典,喜欢也好,反对也好,都是客观存在;其中意思明明白白,又歪曲不得;而且自成一个整体,真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书中所说真要实行起来,的确有些可怕,但这一要城府,二要器量,三要耐性,我只怕大家未必能够做到。

我对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关心,却谈得很少,只是编了一些书而已。前面讲读周作人的作品,主要是钟叔河大致依照原来样子出的那些;当时只想当读者,无意自己动手。谁知出了十几本就不出了,而没面世的,恰恰平常不大容易见到。我曾去信询问,编者复函谈及新的思路,大致即如后来出的《周作人文类编》那样。说实话我觉得这种编法未必可行。因为每一类别背后都是一门学问,须得深入理解,才能将一篇文章置于合适位置;作者写文章又往往是打通了的,很难归在某一类里;至于查找不易,尚属次要。我想还是重印作者自己当初编的集子为好,因为编时于篇目取舍、排列顺序自有安排;打乱重编,这点心思就看不到了。我整理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乃是退回到钟氏原来的路数,将他当初做了一半的事情做完。其间承蒙他提供《老虎桥杂诗》谷林抄本和《木片集》六十年代校样,这是要特别表示感谢的。这两本书都是首次出版。还有《知堂回想录》,原先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的本子错谬太多,我则是根据作者家属所提供的原稿复印件整理而成。时值盛夏,每天早晨八点开始工作,除吃饭外,一直干到夜半,整整一个月才告完工。我编的《苦雨斋译丛》,收录的是周作人根据古希腊文和日文翻译的作品。相比之下,可能比《自编文集》价值更大一些,因为多半依据保存下来的作者原稿整理付印,而早前印本与这些原稿相比,删改之处甚多,有些甚至面目全非。《译丛》中《希腊神话》一书也是首次出版。我还发现了周作人的佚著《近代欧洲文学史》。该稿尘封多年,我偶尔上网查阅某图书馆目录,见周氏名下有此一种,遂请作者家属代为查看,果然向未付梓。有人听说此事,辄言“不就是早出过的《欧洲文学史》么”,不免上了想当然的当了。此书由我与友人戴大洪合作校注,已经出版。

我曾说,关于周作人,我总觉得大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得先把他所写的书和所译的书读过才行,而目前最欠缺的还在这些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这是我作为他的一个读者的由衷之言。而我十几年来在这方面做的,首先满足的倒是自己的需要。我没有念过文科,又不在大学或研究所工作,做此类事甚是不易;假如有人先行做了,我乐得坐享其成。我编废名的书也是如此。我写文章受到前人不少影响,其中就包括废名。诗人沙蕾曾经教我:“如果我们将爱好的作家的作品翻来覆去地读,十遍二十遍地读,就会得到他的‘真传’了。”而迄今为止,我也只对废名下过这种工夫。我曾说,周作人是浑然天成,废名则字字琢磨,一丝不苟,所以前者只可领会,后者可以学习。周文多苦涩气,乃是作者骨子里的,下笔多很随意,一切皆自然流露。废名则有心不使文字过于顺畅,多些曲折跳跃,因此别具涩味,又很空灵。他最怕文章写得“流”了,我很佩服这种不肯轻易向字句让步的精神。可是废名的文章散见于旧报刊,向未收集,查找不易。有家出版社印行一套“散文全编”,我一直盼望列入废名一种,无奈久待不得。结果只好自己来编一本,即《废名文集》。废名又著有《阿赖耶识论》,搁置已久,也经我手首次出版。我作为一个读者——请原谅我一再这样说——偶尔涉足出版,有机会印行几种从未面世的书,与其说感到荣幸,倒不如说少些担忧:我是经历过几十年前那场文化浩劫的人,眼见多少前人心血毁于一旦;现在印成铅字,虽然未必有多少人愿意看它,总归不至再因什么变故而失传了罢。

我写过一则“自述”:“平生买书第一,读书第二,编书第三,写书第四。”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谈到一些“写作计划”,说来均根植于一己的阅读经历。某本书一读再读,或某类书读得多了,不无想法,难以忘怀,就想写它下来。当然不写亦无妨。因为书既读过,要论获益多少已经有了。

来源:山东画报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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