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唐代“公务员考试”的困惑:外挂为何这么多?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2-03-17 11:00

细心的历史学家可以为科举找到更早的源头,但一般情况下,泛泛说来,还是把隋唐视为科举制度的第一个阶段。

以后世的标准看,这个阶段的科举很多地方都怪怪的。

功夫在诗外,高分靠场外

第一,就字面意思说,科举就是分科举士的意思,只有隋唐,才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后来考科举几乎等于是考进士,而隋唐时期,考试科目,那是真多。除掉曾经很煊赫,但后来因为太难很少有人参加的秀才科,唐代最基本的考试,有明经和进士。此外,皇帝随时可能根据具体需要,新增加一种考试,这称之为“制科”。各式各样的“制科”考试,统计下来起码有六七十种(传统说法是“无虑百数”)。至于制科的名目,什么贤良方正、博学鸿词、能言极谏之类都还比较正常,但还有什么志烈秋霜科、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手笔俊拔超越流辈科、哲人奇士逸沦屠钓科……招牌华丽如圣斗士的拳法,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

第二,唐代流行一种特别有观赏性的活动,叫作“行卷”。就是考试之前,来应考的举子,把自己的作品送给王公大人们甚至主考官看。如果得到赞赏,那么真到考试的时候,现场作文写得怎样,也许根本无所谓。也就是说,考场外的各种活动公开且大量存在。《文献通考》说,天下的士子荟萃于长安,他们成群结队,衣衫不整,骑着一只只跛腿小驴,千方百计奔走于权贵之门。第一次送出作品,叫“寻找知己”;送出后没有回音,就再来一次,叫“复习功课”;如此还没有回音,就干脆带着礼物在大路上拦住人家马头,口称“某人拜见”了。

由此产生的各色段子,真是不知道有多少。

如王维参加考试之前,为了得到玉真公主的推荐,竟然假扮优伶,演奏了一曲《郁轮袍》,引起了公主的注意,然后成功把自己的作品送到了公主的手里。结果公主赞叹说:“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大意是,今年京兆府把这位同学作为推荐的第一顺位,是我们长安城的光荣。这是考试还没开始,解头就已经定了。

更夸张的,如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 828 年),礼部侍郎崔郾到洛阳去主持科举考试,太常博士吴武陵向他推荐杜牧。杜牧是高干子弟,文才也确实好,崔郾当 然也很赞赏,但同时也很为难,因为这次考试,第一名到第四名都已经内定,最后他和吴武陵说定,给个第五名。崔郾对其他官员说起这件事:“刚才太常的吴博士,送给我一个第五名人选。”于是说出了杜牧的名字。

从这个场景来看,谁来通的关系,为谁通的关系,确实就是当众聊天的话题。这就是唐朝,宋以后的主考官,借多少个胆子也不敢的。有人提反对意见,杜牧这人不行,“不拘细行”,就是日常生活不检点。这当然并不是诬陷,“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杜牧自己交代得很清楚的。但崔郾很重然诺:“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已经答应人家的,哪怕杜牧是个杀猪的卖酒的,这个第五名,不换了。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 843年),王起主持科举,问宰相李德裕有没有中意人选,李德裕的回答那叫掷地有声:“安用问所欲为,如卢肇、丁棱、姚鹄,岂可不与及 第邪?”你问我干什么,像卢肇、丁棱、姚鹄这几位,不录取他们你觉得合适吗?这几位也就理所当然地在那一榜都高中了。

不管后人怎么理解,这些故事,唐朝人都是当“佳话”讲的。

第三,考场外的竞争如此重要而且被视为合理,考场里的规矩,就小得多了。进考场本来要搜身,但有的考官觉得这么防作弊很无聊,就不搜了,还把各种考试参考书放在考场里,任由考生翻阅。据有的小说描写,考场里也不禁止考生交流,考生要是对考题不明白,向考官询问也是可以的。

宋以后的科举故事,一大主题是偷考题——直到今天,重要考试的考题泄露仍然会是大新闻。在唐代,就不怎么有这种故事的土壤。因为出什么题也没那么重要,有时竟是可以临场改的。

有个叫乔彝的,参加京兆府的解试。喝得醉醺醺的,清晨开考,他中午才到,但试官还是放他进场了。拿到题目,是《幽兰赋》,乔彝说:“两个男人相对,写《幽兰赋》有什么意思,快点儿换题。”

于是试官就真的给他换了,改成《渥洼马赋》。乔彝说,这还有点儿意思,奋笔一挥而就,警句云:

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

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

两位试官一看写得真好,还真的就打算判乔彝为第一名。最后京兆尹发话:乔彝头角峥嵘得过分,当解头怕他骄傲,给个第二名吧。

糊名、誊录之类的程序,只有武则天偶尔会搞,唐朝其他时候当然是没有的。

大诗人刘禹锡,自己官运很不好,儿子刘咸允参加科举,也总是不能考中。原吏部尚书崔群同情刘禹锡的遭遇,心心念念要拉他儿子一把。刚巧崔群的学生张正谟做了京兆府试官,崔群就把张正谟找来,当着刘禹锡的面把这事托付给他,希望让刘咸允中个解头。等到发榜,刘咸允倒是中了,但名次很靠后。崔群非常生气,跟门人说:“以后张正谟来找我,就不要通禀了。”表示不再认这个学生。

可以讲一个清代的故事作为比较。南通那位实业家状元张謇,曾科场蹭蹬好多年。其实,张謇很早就得到两代帝师翁同龢的赏识,他每次去考试,那些考官们往往就是翁同龢的学生,所以阅卷时几乎就是在找张謇的卷子想给个高分,但次次认错了人,高分给了旁人,张謇却被他们刷掉了。但翁同龢不能像崔群一样,为这事向学生发飙,因为他知道学生们确实没有办法。事实上,他老人家自己也认错过,光绪十八年(公元 1892 年)会试,翁同龢自己是主考官,收到一份卷子,其中大谈朝鲜问题——张謇年轻时做淮军军阀吴长庆的幕僚,曾在朝鲜和日本人斗过一回,谈这个是他的爱好。翁同龢于是认定这份卷子是张謇的,当即录取。

然而,这偏偏是另一个考生知道张謇的文风也知道翁同龢的想法,刻意模仿的,真的张謇再次落榜,最后,老头气得新进士们的谢师宴都不去了。

这两个故事都带有段子气,不过明显可以看出时代差异:清代考官只能根据卷子猜作者,猜错的可能性很大;唐代的考官,却很清楚考卷后面的考生是谁。所以,后世科举,即使你很得主考官赏识,你也未必考得中;唐代的主考若是想录取你,却总是能做到的。

第四,唐朝人考中了进士,并不意味着就有官做,还要去参加吏部的“关试”。而关试的考核,有四条标准:身、言、书、判,即所谓体貌丰伟、言辞辩证、楷法 遒美、文理优长。很明显,“身”和“言”,不面试是考不出来的。

众所周知,面试这个环节,考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最大的。何况即使不作弊,世家子弟这时也明显占优势。假设一个苦孩子,白天要下地干活,肯定晒得乌头巴脑,晚上才能看书,又点不起灯,于是什么凿壁偷光、囊萤映雪之类的招数纷纷用上,长时间下来眼神多半也会搞得比较奇怪。而门阀贵胄从小居移气,养移体,形象气质自然培养得比较好。要是从小没见过比村长更大的干部,关试时面对眼前一排吏部大员,怕也难免紧张得不行。和人家名门之后一进来,就能亲热地喊“崔叔叔好,卢叔叔好……”那也完全没有可比性。

当然,这个假设比较极端,因为真的出身太低微的,前面的考试早就被刷掉了,几乎不可能进入关试环节。但关试时只是二三流的门第,那吃亏也是非常明显的。如著名的大文豪韩愈,韩姓本来就名声不够响亮,他又是出自一个不起眼的分支,只能自吹“郡望昌黎”而已。所以他虽然哼哧哼哧过了进士考试的门槛,关试就再也通不过,最后只好满心失落地跑到节度使那边当幕僚去了。

最后当然还应该注意到,唐朝进士的数量,是很少的:平均每年 23 人,不但不能望年均 340 人的宋朝之项背,比之明清的每年 100 人左右,也差得远。

这么一点点数量,根本不足以为大唐的国家机器提供足够的官员。事实上,科举也确实不是唐朝人最主要的入仕途径。从数量上来说,唐代每年新增入流的官员有时高达 1000 人以上,而即使加上明经,科举入仕的也不过百人;从释褐(进入官 场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级别来说,高干子弟靠着“门荫”,可以一上来就做从五品的官,而进士一般是担任校书郎或者县尉,在正九品、从九品之间。

当然,这不是说对于唐朝人而言,进士身份就不重要。各类史料中那么多赞美进士的话,可都不是瞎说的。只不过,拥有一个进士身份,价值不在于你可以因此获得一张官僚队伍的入场券,而是将来在通往高级官员的道路上,你从此多了一个 重要的加分项。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科举的竞争,既在考场内,也在考场外,是关涉到才华、声望、人脉的综合性全面较量。这种较量的结果,就是“上林新桂年年发,不 许平人折一枝”,体现在两《唐书》(即《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就是够格拥有一篇传记的人物,90% 出身是官宦家庭。

当然,有不少材料上提到唐代后期的科举中,“孤寒”对“子弟”往往占据优势。但现代学者做过量化分析,发现所谓“孤寒”,泛指“公卿子弟以外所有的入仕者”, 就是把中下层官僚家庭的孩子,还有破落的旧士族统统包括在内。高门甲族瞧不起他们,但于普通人而言,这已经是高攀不上的身份。

也就是说,唐代科举最多是在社会上层内部提供了一种流动性,至于给中下层 出路这件事,科举基本是不负责的。

从选拔人才的角度说,唐代科举也有点儿尴尬。看不上进士办事能力的观点,在唐代也很流行。最著名的例子如李德裕说:“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因为公卿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对政府机器运作的规则和套路,自然比较熟悉。而出身 贫寒的士人纵使才华过人,进入朝廷后也会有个麻烦的磨合期。

作为普遍原理,这话有走极端的地方。但李德裕确实有说这话的底气,作为出身高贵的官员,不论胸襟、见识、才具,他都比他那些进士出身、文采风流的对手 如牛僧孺辈,高出不知道多少。

进士考诗赋,而唐朝人对这种文学创作的能力,多少怀有一点儿类似宗教般的感情。文学才能被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神圣素质(没天赋努力也没用),而一旦拥 有了这种素质,就应该尽量避免被具体工作所玷污。

如唐武宗时,盐铁判官姚勖要升任职方员外郎,就遭到了尚书右丞韦温的反对:“郎官最为清选,不可以赏能吏。”其实,姚勖是玄宗时名相姚崇的五代孙,著名诗人姚合的从侄,他本人也在长庆元年进士及第,本来从各方面看都不可谓不清贵,但仅仅因为从事过盐铁方面的具体工作,在韦温看来,已经被开除出清流的行列。

韦温当然在“文学教”里也是原教旨主义者,但确实能代表很大一批人的倾向。所以到了唐代末期,“浮薄”“轻薄”之类的形容,干脆成了进士的代名词。

作者:刘勃

来源:星文文化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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