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野心勃勃的街道，在它周围，滴滴曾度过最初的艰难时刻，知乎在800米外诞生；它见过百度如何风光上市，也目睹排队退OFO小黄车押金的队伍有多长。

它由三四层高的灰色小楼填充，创业最红火时，里面的一台桌子能注册4家企业。咖啡店挤走了面馆，一到夜晚，落地玻璃上映着蓝幽幽的屏幕光。

尽管它只有220米，但它被称作“创业文化圣地”“创业者精神家园”，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车库咖啡、3W咖啡等公司都容身于此。这里一度成为中国的地标：中关村创业大街。

2021年的冬天，最南端超大的LED屏幕是这条街的至高地，当它首次点亮时，展示的第一行字是“Hello，universe”（“你好，全宇宙”）。

“你当董事局主席，我来当董事长”

涂金灿的店在街道一端尽头，他对这条创业大街情绪复杂。这条街原本是海淀图书城步行街，书店云集。2010年涂金灿来到这里修家谱，“来往都是文化人”。后来他眼看这条街身价暴涨、被驱赶、打官司，兜兜转转，如今还在这里。

涂金灿喜欢待在昊海楼的地下室，“一个日加个天，天空很大，意思是知识的海洋也很大。”以前楼里装了40多家书店，如今只剩2家，且只有线上业务。

地下室阻挡了寒流，偶尔还需要开风扇驱散闷热。书把这里塞满了，也在视觉上增了温。涂金灿这些年攒的旧书、给客户出的个人传记填满书架，有的只能摞在地上，占住过道。

他在一楼还有个门脸，挨着“中关村创业大街”的牌坊，那里通风好，也更明亮，但涂金灿还是愿意待在地下室，一是替代不愿在地下工作的员工，二是躲避街上七七八八的人。

这个59岁的湖北孝感人头发白了，身子也大不如前，但创业的激情未减，说起什么话头，他立刻从沙发弹起，在旧书堆里寻找印证。

2011年到2016年，他活跃在大街上。先是租下地上三层楼，招牌做得很大，前面、侧面都是广告。

2014年，这条街正式变成创业大街，他不得不在招牌里加上“互联网+百家姓”“互联网+亲友圈”。后来，他被告知“行业态势不符合规划”，大招牌换成小灯箱，经营面积也缩小到一层。现在，店名贴在用圆木墩撑着的玻璃门内侧，不算显眼。

他见证了这条街自信心最膨胀的那几年。好些人嘴里说着要做下一个淘宝、京东，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贝索斯。咖啡店门口每天都有新的项目推介广告，涂金灿去听了3次投资人徐小平的讲座，每次都挤不上去，等了1个多小时，人们还围成一个圈滔滔不绝地讨论。

涂金灿的书架上如今还摆着《这就是马云》《蚂蚁金服》。他当初也主动入网，推荐自己，却总被批评超时、“不着边际”。“我要从姓氏文化、家族文化、个人文化谈，他们说不行，只有5分钟。”组织者告诉他发言分三段：第一，说成就，起码放大10倍，挣了10万元要说成100万元；第二，马上说有什么困难，希望互联网怎么帮你；第三，需要投多少钱，多长时间内能翻多少倍。

涂金灿交了3.9万元学费，参加“给企业看病”的培训班，第一节课听得很兴奋，到第二节课就发现，上去讲授成功经验的人是“托儿”，他认识，根本算不得成功。

刚开始涂金灿自称总经理，人家说太传统，要叫总裁、CEO，后来街上的人建议他叫董事局主席。“你修家谱，你是要做一个独角兽的，你以后是千亿元的产业，所以你当董事局主席，我来当董事长。”街上的常客对他说。

这里名片比头衔值钱。起初印一盒名片只要10元，后来涨到50元、100元，涂金灿跟自家店里的人说，要是搞个复印机，也能日进斗金。

有些创业者常穿同一件衬衣，打唯一一条领带，每晚回去清洁行头，鞋子却总是破破烂烂的，因为照相一般只照上半身，看不到鞋子。

当时还有人跟涂金灿说“你放一天假不要出现，把你的位置让我坐一下”。这位创业者花1000元租了一天的办公室，换上自己的营业执照，“投资人都愿意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让他看到从零开始就不愿投资了。”

在这条街上，外卖一定要提前一个半小时预订，不然等到下午才能吃上午饭。那时移动支付还不像如今这样流行，银行的自动取款机要排长队，被取光钱也是常有的事儿。

有的人奔波于一个又一个项目发布会，连上厕所的时间也省略了，实在憋不住，厕所又在等位，就在角落解决一下。“街上看着光鲜亮丽，其实后巷臭气熏天。”涂金灿说。

他曾想拍一部电视剧，类似《七十二家房客》，地点就在街上的“创业会客厅”，“这里可以串起各种人，项目和故事不断在变。”这个场所本来是为创业者提供咨询办证、寻找投资人的地方，“现在变成了问路、拿快递的场地。”涂金灿说。

冬日正午，3W咖啡和车库咖啡人不多，零星有人拍照或拿着手机直播。风刮了一阵又走，涂金灿看到街上的保安换了，以前是高个子、形象好、普通话说得好的年轻人，现在换成脑袋歪歪的大爷。一次，一位老年主顾告诉涂金灿，保安不知道他家的店在哪里。涂金灿说：“我们几乎是这条街时间最长的单位，怎么不知道，我气死了。”

精神工程

在昊海楼的地下室，涂金灿捧出一摞新产品。红色的礼盒里装着一套家谱，封面上嵌了一个放大镜。“老人有消费能力，有情怀，也有时间搞家谱。”涂金灿看好这门生意，社会正进入老龄化，市场可期。

在他看来，修家谱是联系亲情的过程，“我们说古代有8次大移民，实际上最大的移民是现在，几亿人离开自己的土地乡镇，到外面求学打工，很多家都是分散的。”

修家谱的“工具”包括网络、档案馆和宗亲会。“网络上最多这种情况，某一个人说了，其他人都跟着说，大多都不搞研究，所以要鉴别。”一种屡试不爽的方式是“去地方档案馆查50年代的档案，那时划成分，登记了家里几口人，有哪些地，从哪里来。”

河北一位富商在母亲80大寿时曾委托涂金灿调查自己的出身。他们从档案馆查到这家人在河北迁徙过3次，最终发现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迁移而来。

2010年以前，涂金灿尚未搬到创业大街，他从深圳创业失败，背着几十万元的债务北上，借弟弟的身份证办信用卡，套现5000元。2000元租房子，1000元办网站，又花1000多元买了两台旧电脑，最后剩几百元在手里，正担心撑不下去了，生意来了。

一名高校教师出现在公司开张的第三天。“你别看我现在人五人六的，其实我是个混蛋”。他开口，要写一本忏悔书，名字叫《地狱之门》。

这位教师年轻时和下乡女知青谈恋爱，山盟海誓，女知青怀孕了，还打了胎。后来他考上大学去了省城，关系维持了两年，他就不再写信。他此后出过十几本书，但这一本不能公开。

接到第一笔生意，涂金灿收了2万元。“第一本书做得很差，不知道去哪里做，封面找了一个地方，内页一个地方，装订又一个地方，找了三个地方把书做起来。”准备送书时，涂金灿心里忐忑，他拉着推车，坐公交车到对方订好的饭店，惴惴不安地上了2楼的包间，兜里揣着钱，心想万一对方不满意立刻还他。

包间里坐了三两好友，教师拿过书一看，不错。饭毕，他载大家到了一处宅院，烧香，沏茶，言明每个周末来此读一段书，以示忏悔。这本五六万字的书读了两个月结束，他也轻松了。“出书是个精神工程。”涂金灿说。

在涂金灿的业务中，个人传记的占比远超修家谱，人们给自己的书起名《戎马一生》《我的足迹》《岁月如歌》《愚人实记》，“以前写自传的都是大人物，政治家、军事家，自从明星能出书了，百姓也跟着出，我手写我心。”

刚来北京时，他注册公司起名“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心气足，要闯荡一番。他那时穿笔挺的衬衫显得意气风发，不像现在常穿中式大褂。他在店铺的玻璃上画上将近两层楼高的大树，叶子上是百家姓，枝繁叶茂，希望公司跟大树一起成长。

2016年，他在南锣鼓巷开了分店，“最多时一天有2100人的客流量”。

一位华侨路过，想给即将出生的孙辈找回字辈，用以起名，唯一的线索是父辈墓碑的一张照片。工作人员循着墓碑上的地点，找到了广东蕉岭县李田村，拍下祠堂照片传至海外。100多年前，这个家族的先人就是从这里坐船离开，南下谋生。

涂金灿还借了高利贷，把店铺装修成仿古楼榭，办盛大的活动，搜罗媒体电话主动联系采访，试图建立一个家谱帝国。

想实现财富自由的文化人

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传统未必是一个好词，它被一些创新者认为是腐朽和格格不入的象征。

2017年，涂金灿离开了创业大街。最初，三层楼的租金是90万元，离开时租金涨到接近400万元。

涂金灿与二房东僵持不下。双方对峙中，二房东把门锁了，涂金灿的家当，包括身份证都被锁在屋里。夜里，他偷着去拿家谱资料，被对方的人发现，他一着急，从二楼跳下来，两脚摔骨折。

“因为地面铺了水泥，要是土就没事。”涂金灿模仿着着陆的姿势，强调自己以前练过体育。

他进了医院，店铺也元气大伤。给脚做手术的钱是靠一位主顾从武汉送来的2万元尾款结算的。此前借的高利贷在2018年除夕找上门来，第二任妻子又跟他闹离婚，团圆时刻，他独自坐在轮椅上流泪。

“现在回想，在南锣鼓巷开店太冒进了。”为了还钱，他把房子也卖了。最穷的时候，食物只有馒头稀饭和腌菜。下午等到萝卜青菜晒蔫，一块钱买走一堆，回去用盐一腌，再去学生食堂买馒头，解决一顿饭。

也是坐在轮椅上，他着手恢复公司。2018年，他先是搬回创业大街的地下室，又过了一年，家谱传记馆重新出现在大街上。现在，有20名员工，三分之一的时间盈利，三分之一的时间亏损，剩下三分之一平衡。

“我最大的天赋就是能忍。”涂金灿说，像他这样做民营企业的，山珍海味也吃过，靠信用卡借钱的日子也有过。

涂金灿1962年出生在湖北孝感，外婆家在“卖身葬父”的董永墓旁，他在那里长成一位文学青年。在农村教书的日子，他搞起文学社。“《巴黎圣母院》当时能抄下来，路遥的《人生》也抄了几遍，高尔基的东西我们都会背。”上世纪80年代，多数文学社模仿欧洲文学、苏联文学，涂金灿已经开始重视地方历史和文化，“搞地方戏剧”。

做生意是另一项才能。他在老家开书店，比较早引入会员制和租书，还卖过文具和婚庆用品。

有段时间，农村盛行打麻将。掷骰子时常掉进土房子的地缝里抠不出来。涂金灿进了许多骰子，像糖果一样摆在塑料罐子里，有时刚开门，就有村民嚷着买骰子，很赚钱。

1992年，涂金灿去了深圳，冒险家的乐园。他笃信成功人士的名言“人要靠肩膀以上的部位挣钱”“要做99度加1度的生意”。他编过杂志、搞过广告代理、劳务介绍、装修讲座，但总是不成功，朋友也弄得四分五裂。他觉得是因为书生开店，营销管理能力差，于是去保险公司学习。

38岁，他从保险业务员做起，能吃苦，把深圳跑熟了，一天打200个电话，发500条短信。因为有文化底子，短信编得精彩，100条能有3条回复。他用两年升了副经理，但很快看穿在保险公司“干长了也成功不了”。他的人生目标起初是参与社会治理，后来想做个财富自由的文化人。

涂金灿的合伙人、在创业大街背面开文房四宝店的王立军评价他，对于做生意来说，显得过于单纯了。涂金灿被老太太卖的假“袁大头”骗过。有次一位农民打扮的人挑着扁担来到这条街上，卖一种瓷器，说是清朝的，明眼人一看就是骗子。家谱店的员工说，赶紧让他走，别让涂总看见。

“你跟他讲什么，他就信了，非常感性。”王立军说。2016年，南锣鼓巷的店在签约后，发现有违建问题，办不了营业执照，惨淡收场。2017年，涂金灿跟中安民生养老中心合作，合作方被曝出以房养老，抓了起来。

但单纯有时也是优点。公司的一位主力伍冬发说，“对于写东西的人，不需要那么多套路技巧，不够圆滑，反而容易成交。”

回创业大街，涂金灿在报刊上做了许多广告，他说“搬走就等于自杀”。他摊开那些积灰的页面，虽然进入互联网时代，但他的业务主要靠熟客上门以及口口相传，加印个人传记部分支撑了店里的开销。他因此重回大街。

想做百年老店，但投资人不能陪他那么久

出了上千本传记，涂金灿却不知道该怎么描绘自己的创业人生。在天眼查上，他处于欠钱状态，远远算不得成功。

快到退休的年纪，他也没放弃尝试，最新的想法是准备联系雷军，搞文化养老平板电脑，叫“老米”。

他最近还准备制作青少年版家谱和网红版家谱，让姓氏达人在盒子上签名，更有卖头。“姓氏文化就是圈子文化，互联网不就是圈子文化吗。”

不过他不打算自己做直播短视频，只负责供货，“文化是靠积累的，讲一个月可以，第二个、第三个月讲什么呢。”

他仍坚持一些古朴的原则。他想通过同姓的微信群赚钱，但群主一定要找本地人，名声不能坏，诚信是根本。

在这条街上创业的人，大多比他年轻，也更有想法。他从书架上掏出一个棕色封皮的笔记本，普通样式，内页里写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11级”和一个工整的名字。

笔记本是涂金灿花5元从收废品的人手里买的，收废品的人正准备把本子浸入水中，增加重量。他抢救下来，看见里面整齐的管理笔记、融资计划、讲座重点以及投资人的电话。“你知道吗，这个雷军的电话值5000元。”

收废品的人摇摇头，告诉涂金灿，本子的主人趁着夜色悄悄跑了，“怕下面的人找他要钱”。

从报道中得知，笔记本的主人读大学时休学创业，有认准的方向和清晰的规划。他曾站在昊海楼的露台上对记者说，一个月后，不远处的麦当劳将是他的。

后来麦当劳确实没了，但他不是新主人。他需要融资400万元，创业大街最火时，有人追着他投资300万元，他没要。过了一个月再去找，对方忽然表示对O2O（线下商务与互联网结合）开始怀疑。他没有融到钱。

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早起晚睡，曾说“有梦想的人睡不着，没有梦想的人睡不醒”，后来他说自己通过跑步、打坐的方式释放压力。

涂金灿翻着笔记本里条理清晰的内容，对这位后辈表示佩服。2019年，他拨打过笔记本里雷军的电话，没有找到雷军本人，一位疑似秘书的人说，“雷总不会跟你联系”。现在，那张记录雷军电话的纸不知被谁撕走了，留下崎岖的断层。

创业大街上，有创业者选择回家，也有人继续留守。靠一瓶水和一个馒头，能坚持几个月，他们打地铺，或是寻找几十元的胶囊公寓。吃饭时，自己总吃一个便宜的菜也腻，大家就带着各自的菜集合，分着吃。

“以前农村没钱就‘请会’，现在叫众筹。”人们参会集资，以解一时之急，“在这条互联网创业最新的街上，穷到最后，这种古老的形式又重生了。”

创业者总有活下去的办法，有人开始做外卖，专门卖给创业者。还有人做信息贩子，只要有推介会就去参加，既能吃顿饭，还有纪念品，主办方也乐得人头充数。信息收集来，再给新人指点迷津，大佬的电话因此被炒到高价。一些店外的小黑板换成了“专业撰写商业计划书，提升投资人约见率，欢迎进店咨询”的广告。

涂金灿当初想不明白，为啥自己有实打实的店面、有这么多年积攒的用户、有管理经营经验，还比不上别人的几页PPT、一个商业计划书。

在创业大街开门迎客的日子里，有做基因测序的科技企业同涂金灿寻求合作，也有投资人踏进门里，很快又走了。“别人尽管只是一个方案，但爆炸性增长比你快。”他们告诉涂金灿。他想做百年老店，但投资人不能陪他那么久。

繁荣的背面

几十年前，中关村的这片土地曾是农田和养猪场，后来时代变了，“猪”在风口上也能飞起。

涂金灿也想乘上东风，他在店面楼上让出十几个工位，搞起孵化器，来了几个“点子大王型”的人，有做美容的、有婚姻介绍的、有卖旧货的，还有做数字货币的，“社会上流行什么，他们就搞什么”。

大多数坚持了半年就跑了。大街上店面更新的速度很快，家谱店的伍冬发常看见，大卡车总是在拉走东西。有些办公物品被留下来，由幸存者继承。家谱店里谈事的桌子、办公的椅子都是以前的租客留下的。在隔壁空荡的地下室，一张没人的桌子上散落着3张营业执照，名称里有“科技公司”“物联网”和“区块链”，这3家公司成立于2018年的夏天。

涂金灿并不排斥互联网创业。2006年，刚来北京时，他听了某位互联网大佬的话，开始搞互联网医疗，建立了“中国搜医搜药网”，“尽全力完美打造中国医药网络的航空母舰”。

“实际上连海淀区都没走出去”。搞了一年半，亏了30万元，“坚决不搞了，医疗是一个高度专业性又要负责任的行业”。涂金灿说。

他认识到，互联网创业成功率不高，“几乎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同一行业谁做成功了，其他同行压力就很大。”涂金灿脚摔骨折后，困在地下室，被迫第一次接触网购，发现同一件东西人们更愿意买销量最大的，“特别容易垄断”。

伍冬发也有同感，大厂集中了最好的资源、最大的资本、最优秀的人才，更容易成功，其他普通创业者不太好做。

“他们把互联网创业的起点看得太低了。它需要高知识高技术，并且特别能融资，管理营销方面要会抓，这三方面达标的团队太少。”涂金灿说，创业的木桶理论，缺一块木板都不行。有人却用仅有的一块板，试图水上漂。

“以为靠一个点子就能一夜暴富，这些人往往最后很惨。”涂金灿说。

涂金灿为员工提供的宿舍里，住着一位创业者。白天，她在一块闲置的区域办公。这里原属于一家创新企业，背景墙上还挂着员工充满希望的笑脸和安卓的小机器人。现在，创业者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两部手机，以及一个落地灯占领了此地。她每晚直播，“弘扬传统文化”“跟同频的人加一个深度链接”。

她推崇一位粉丝众多的文化主播，赞扬她的勤奋，“每天早上4点起来备课，下午2点下播，坚持了半年”。而她自己的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搞文化一定是去物欲的，做得越好，越要静下来。”她说自己最近在悟道。

她出生在湖北农村，父母和哥哥弟弟都曾在北京打工，后来城市改造，他们回了老家。41岁的她一直在北京坚持“走在信息化的前沿”。

她始终保持一种过来人的姿态跟来访者普及概念，只有在谈到投资人时眼睛一亮，“你能帮我引荐吗？”夜晚，周围黑下来，只有她的直播亮着灯，静静等待新一天可能的改变。

公司的主力伍冬发是70后，在大街这么久，也没搞懂什么是区块链。“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怕被时代抛下，很多东西层出不穷，能尝试的赛道不多，用井底之蛙形容不为过。”

伍冬发刚来这条街时，外墙的砖裸露着，还未改造成有花坛的美丽街道。后来公司搬去过小房子、去过南锣鼓巷、去过紫竹桥，颠沛流离，四处落脚，险些倒闭，一再寻求生存下来的机会。

他职业生涯最美妙的时刻是2019年重回中关村创业大街。房租降了，他们把分散各地的物料一车车拉回，拉了一个星期。最终大家把电脑打开，网也通了，踏踏实实坐在那里时，他感到心满意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重了大街的冷落，但对家谱店来说，影响正负相抵，线下客流减少，但人们关在家里想要写东西的时间多了。

“修家谱是根脉文化，越往下走，越实在。”扛过房租、挺过疫情，涂金灿还在思考如何让“大树”落地生根。但第一步，是要有个门面，他因此执意2019年回到创业大街的地面，留着门脸迎客。

“街上的公司不会像我们活这么久，虽然有的住着大房子，突然有一天房贷跟不上了，可能就沦落街头。我们虽然过得不太好，但能撑个十年八年，就像农民有几亩地，饿不死。”伍冬发说。

这条街虽然没有原先热闹，但他相信，虚假的繁华后沉淀下来的没准是真金白银。

文并摄/杨杰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