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防潮防虫而进行曝晒的活动起源很早。晒书是我国传统晾夏习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藏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活动。目前最早的有关晒书的记载是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

一  晒书在藏书史上较普遍

“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宋史·艺文志》，中华书局，1977）。隋唐藏书虽在宋代以前称富，但官方的晒书之举却少见于史料。国家图书的掌管历来由秘书省负责，唐代至武则天“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秘书省）为麟台”（《唐会要·秘书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现有史料可知，晒书被官方重视的时代始于宋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曝书会”。而曝书会“依麟台故事”而举行（宋陈骙《南宋馆阁录》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那么由此上推，唐代应该有曝书之事。

有关宋代曝书会的情况，宋人的笔记中已有记载，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1云：“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元丰中，鲁公为中书舍人，叔父文正公为给事中，时青琐班在紫微上，文正公谓馆合曝书会，非朝廷燕设也，愿以兄弟为次，遂坐鲁公下。是后成故事，世以为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据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南宋陈骙《南宋馆阁录》和南宋逸名《南宋馆阁续录》等书记载，宋高宗绍兴、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宁宗庆元年间都有“曝书会”这样的文化活动。综合起来看，宋代曝书会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其一，由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由临安府具体承办。其二，曝书会的时间多在七月五、六、七三日。但真正的晒书时间有时拖得很长，如绍兴十四年五月七日，用秘书郎张阐的建议：“本省年例入夏曝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时间之长达两月之久。其三，每年拨给专款，金额从三百贯到一千贯不等。其四，参与者有身份限制，但一般都不会完全相同。如绍兴十三年（1143）要求侍从、台谏、正言以上及前馆职、贴职皆赴；而淳熙五年（1178）则要求侍从、给舍、台谏、正言以上及馆职、前馆职、帖职、寄职，赴坐者四十八人；淳熙十一年则有侍从、台谏、两省官、前馆职官并合预坐。其五，与会者的名单要刻石留念。由“两渐转运司计置碑石，刊予会者名衔”，秘书省所设房舍之“拜阁待班之所”，“内设金漆椅、桌四，外设青布缘荻帘。后有便道通史院，内藏绍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年曝书会，乾道九年丞相齐国公群玉题名石刻在焉”（《南宋馆阁录·省舍》）都是明证。其六，会期安排酒食宴会并有赏赐。如“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曝）书宴皆得预席”（宋洪迈《容斋四笔·卷第一·三馆秘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18—619页）。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的曝书会“早食五品，午会茶果，晚食七品。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其七，需要曝晒的内容很多，涉及图画、古器、琴砚等物，大致情况如下：“是日，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东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后设古器琴砚。道山尚堂并后轩、着庭皆设图画。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守视。”从相关史料南宋多于北宋的事实来看，似乎南宋比北宋更重视晒书。何以如此？其中原因主要是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潮气很重，晒书在当地历来是一种习惯性的活动，官方亦然。

宋代如此，元代也同样有晒书之事。如元王士点撰《秘书监志》有相关的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十一日，秘书监照得：本监应有书画图籍等物，须要依时正官监视，子（仔）细点检曝晒，不致虫伤浥变损坏外，据回回文书就便北台内，令鄂都玛勒一同检觑曝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代时官方藏书的管理至呈松弛之势。弘治、正德时，皇室的藏书已到了“阁臣词臣，俱无人问及，渐以散佚”的境地，对此清代学者朱彝尊曾指出：“考唐宋元藏书咸极其慎重，献书有赉，储书有库，勘书有员，曝书有会。至明以百万卷秘书，顾责之典籍一官守视，其人皆赀生，不知爱重……百年之后无完书矣。迄万历乙巳……校理遗籍，惟地志仅存，经典散失，寥寥无几……有识者惟有抚卷浩叹而已。”（《经义考》卷294，《万历重编内阁书目》按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实明代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这一严重现象，提出了搜集图书和整理藏书的建议，如弘治年间大学士邱濬一再呼吁恢复宋代仲夏曝书之例，以便保存好图书。邱濬的上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明孝宗也表示赞同，可惜最后并未付诸实施。这恐怕也是导致明代图书散佚的因素之一。

清代入关以前建都盛京（今沈阳），入关迁都北京后，盛京作为陪都仍然藏有许多典籍，晾晒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沿用：“盛京内务府尊藏典训、宗器，二百馀年，宝守维谨，屡有增加。……敬典阁上层供奉九代圣容，凡九箱；《行乐图》四箱，每岁春秋二分由陪京大臣恭晾。”（清钟琦《皇朝琐屑录》卷4，《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27册，巴蜀书社，2000，363页）文渊阁是明清时期官府重要的藏书之所，其中藏书的管理相对来说比较完善。清代特设文渊阁职，大致相当于前代的秘书省，其中有文渊阁直阁事，共有满汉六人，是具体事务的负责人：“掌典守厘辑之事，以时与校理轮番入直。凡春秋曝书则董率而经理之。”（《历代职官表》卷2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代前期官府藏书制度健全、管理到位，为当时蓬勃兴旺的图书编纂事业带来了极为良好的先决条件。

文渊阁的藏书管理到清代中期及以后则大不如前，尽管晒书制度犹存，但晒书之日往往就是图书被盗之时，“清初武英殿版书籍，精妙迈前代。版片皆存贮殿旁空屋中，积年既欠，不常印刷，遂为人盗卖无数。……文渊阁每年伏日例日晒书一次，十馀日而毕。直阁学士并不亲自监视，委之供事下役等，故每晒一次，必盗一次。亦有学士自盗者，惟所盗皆零本，若大部数十本者，不能盗也。究其弊，皆以国为私之病。不公诸民而私诸官，不知官流转无定者也，民则土著占籍累世不迁者也。观东西洋各国博物院藏书楼等，皆地方绅士管理之，不经官吏之手，故保存永久焉”（坐观老人《武英殿版之遭劫》，《清代野记》卷中，巴蜀书社，1988，102页）。原本通过晒书来进行维护的善本书籍，却被某些“以国为私”的官吏、学士趁机盗取，从而会导致图书的散佚。由此看来，晒书存在利和弊，其根源不在于晒书制度，而是在于晒书之人。

二  晒书有时间之别

我国素称幅员广阔，这使得南北间日照的强弱、气候的干湿等都有明显不同，这自然给人们确定具体的晒书时间带来了客观上的差异。

有三、六、九月晒书的。清赵慎畛《榆巢杂识·曝书》记载：“宋代秘书省，每岁有仲夏曝书之例。我朝渊海缥缃，储藏美富，每岁三、六、九月，由提举阁事大臣会同领阁事大臣，定期奏请曝书，直阁校理各员咸集，公同翻景。其排次清理，列庋原架，则文渊阁检阅所司。检阅官例人员，由领阁事大臣于科甲出身之内阁中书遴选充补。亦酌仿宋秘书省检阅文字官而设也。”（中华书局，2001，93页）“秘阁曝书，以每年三月六日，自康熙壬寅始也。”（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秘阁曝书》，中华书局，1984，41页）清代的北京就有六月六晾晒书籍的习俗，其时“内府銮驾库、皇史宬等处，晒晾銮舆仪仗及历朝御制诗文集经史”（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六月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4页）。“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蠹”（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纪·六月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71页）。

有“七夕”晒书的。“七夕”是我国岁时习俗中的一个重要节日，晒书则是节日活动的一项内容，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中记载了七月七日晒经书及衣裳而不蠹的习俗。有关“七夕”晒书的佚事和诗文也有不少，有如晋高祖曝书、郝隆晒书（见庄俊华《“七夕”风俗谈》，《文史知识》，1991年第8期，49页）都是饶有意味的典故；而明陶宗仪“曝书偶忘今朝是，乞巧欣逢此夕临”（《七夕次万山韵》，《南村诗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乾隆皇帝“正当复七日……曦朗曝书宜”（《喜晴——是日七夕》，乾隆《御制诗三集》卷9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诗句则是“七夕”晒书的真实感受和写照。

有伏天或秋日晒书的。清代藏书家孙庆增（从添）在《上善堂藏书记要·曝书》认为“曝书须在伏天”，但他同时也认为“曝书秋初亦可”。著名的宋代曝书会就在秋季举行。宋孔武仲在《壬申仲秋与东观曝书之会谨赋五言四韵律诗一首》中云：“秋风解烦暑，尊俎可从容。尽会青云士，来游群玉峰。琅函窥一一，金钥发重重。四库传观喜，惟应吏困供。”（《清江三孔集》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佩文韵府》卷16之一引李洞诗：“新秋日后晒书天，白日当松影却圆。”也认为秋季是晒书的最好天气。叶德辉（1864—1927）在《观古堂藏书十约·收藏》中明确指出：“古人以七夕曝书，其法亦未尽善。南方七月正值炎熏，烈日曝书，一嫌过于枯燥，一恐暴雨时至，骤不及防；且朝曝夕收，其热非隔夕不退，若竟收放橱内，数日热力不消。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者也。”（见徐雁、王燕均主编《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四川大学，1990，535页）这说明历史上关于晒书时间上存在着争议。

在晒书时间上何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除了地域差异所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于图书这样一种特殊的物品，人们大都爱护有加，因而除了随俗而晒外，平时倘若有好的天气也偶尔会行晒书之事。

三  晒书方法上有讲究

关于晒书，《西游记》第一百回里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僧师徒被通天河的老鼋幌落入水，上岸又避过风、雾、雷、电的劫扰后，发现经包已湿，于是“太阳高照，却移经于高崖上，开包晒晾”，然而“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经沾住了几卷，遂将经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经不全，晒经石上犹有字迹”。向阳的高崖成了“晒经石”，民间类似这样的传说和地方还有不少。只是，在大石上晒书，若石面粗糙不平，也往往会损伤图书。所以，晒书不能将图书胡乱堆放，应讲究一定的方法。

唐代陆龟蒙晒书有“晒书床”，他在《袭美以公斋小宴见招因代书寄之》诗中写道：“早云才破漏春阳，野客晨兴喜又忙。自与酌量煎药水，别教安置晒书床。”（《全唐诗》卷624，中华书局，1960）这个“晒书床”到底形制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结合图书的特殊性来看，应该是颇为讲究的，它大致就是一种木制支架或木台，晒书时将图书等置放于上。

宋司马光也颇谙晒书之法。司马光于熙宁四年（1071）居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司马光《传家集》卷71、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费衮在《司马温公读书法》一文写道：“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馀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常谓其子公休曰：‘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案几于当日所侧群书于上，以曝其脑。’”由此司马温公的书保存得很好，“年月虽深，终不损动”（《梁溪漫志》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而清代江苏藏书家孙庆增在《上善堂藏书记要·曝书》中的晒书之法尤为详实：“曝书须在伏天，照柜数目挨柜晒，一柜一日。晒书用板四块，二尺阔，一丈五六尺长，高凳搁起，放日中，将书脑放上，两面翻晒。不用收起，连板台风口凉透，方可上楼。遇雨，台板连书入屋内，阁起最便。摊书板上，须要早凉。恐汗手拿书，沾有痕迹。收放入柜亦然。入柜亦须早，照柜门书单点进，不致错混。倘有该装订之书，即记出书名，以便检点收拾。曝书秋初亦可。汉唐时有曝书会，后有继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效法前人也。”（见《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526页）晒书之法如此谨细，惜书之情如此真诚，着实令人钦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藏书条件不断改善，藏书技术不断提高，晒书（曝书）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社会渐趋消失。不过古人的晒书之举足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现在看到一些人无意或有意地损毁图书之举，不禁让人想起宋代大哲学家邵雍所言：“虫蠧书害少，人蠧书害多。虫蠧曝已去，人蠧当如何？”（《曝书吟》，《击壤集》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邵雍看来，虫蠹对于图书的损害比人为造成的毁损要小。但愿我们能从历史上的晒书之举中激发出更多的爱书之情，不再成为损毁图书的“人蠹”。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