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最好的作品，我当然是从文学的角度看的，从长篇小说写作技巧的角度看的。我和很多作家谈过，他们都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几乎没有瑕疵。托尔斯泰写出《战争与和平》之后，俄国人欢呼雀跃，欧洲人刮目相看，毛姆说那是最好的长篇小说，罗曼·罗兰说它是当代的《伊利亚特》。其实，另有很多欧洲作家不完全服气，他们认为俄国人会打仗，所以俄国人会写战争小说，但俄国人写爱情小说、家庭小说、悲剧小说还是不灵，也就是说，不在少数的欧洲作家认为俄国作家不会讲故事，其实到现在，我们依然会发现，俄国文学的可读性一般来说是不如西欧小说。你也可以说俄国作家不乐意讲故事，他们更乐意精神传道，这当然是正面的说法。内行的作家往往会说，俄国作家写作时比较粗线条，不大会精雕细作。其他的欧洲语言我不懂，但是我懂中文和俄文，也懂一点英文，我发现，俄国作家在写作中确实没有中国作家和英语作家那么关注文字本身。但是，《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例外，无论在情节结构还是文字表达上，它都是无可挑剔的，对于《安娜·卡列尼娜》全世界的作家都是服气的。谈起《安娜·卡列尼娜》，大家经常会说它有一种拱形的结构，一边是安娜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一边是列文和吉娣的关系，这两个情节开头各自发展，最后逐渐靠拢，形成一个拱顶。好多作品都是这样的拱形结构，这样的结构显得非常结实，天衣无缝，很能承重，什么都可以加进去，这是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在艺术上的完美性。

列夫·托尔斯泰对待安娜的态度转变

把《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做一个比较，是蛮有意思的话题。在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托尔斯泰都有过严重地改变初衷的情况，也就是他写作的构思和创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托尔斯泰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本来没想写这场战争，他想写的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可后来他意识到，俄国历史上对改变俄罗斯民族意识来说更为重要的事件可能还是1812年的卫国战争，于是他就转过来写这场战争。写《安娜·卡列尼娜》也是一样，他本来是想接下来写彼得大帝的改革的，也收集了很多材料，但一位客人告诉他的一个故事却使他写起这个“家庭故事”来。起初，他决定写“一个不忠的妻子以及由此引发的全部悲剧”，我们通过这句话能感觉到，他一开始写这部小说是想告诉别人，一个不忠的妻子会给家庭和社会造什么结果，也就是说，他在准备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站在安娜的对立面上的，是准备说这个女人怎么不好，她的不好又造成了什么结果。但在写作过程中，安娜的人物性格逻辑却改变了托尔斯泰最初的构思，托尔斯泰还是写了她的不忠，以及这个不忠所造成的悲剧，但是他更多地写到了我们后来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个悲剧的来源问题。他一开始想写的一定是安娜自身的问题，要么是她的情欲带来的结果，要么是她在上流社会的随波逐流，要么是一个偶然事件，总归是不正常的爱情造成的糟糕结果。但是写着写着他发现，安娜跟上流社会女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她的爱是真爱，如果安娜也是逢场作戏的话，一点问题没有，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那样。安娜正是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成了上流社会的攻击对象，成了社会舆论的牺牲品。写到这里，托尔斯泰的同情心转到安娜一边了，面对的是安娜周围那个市民气浓厚的社会，安娜变成他同情的对象。我们经常会说，有时候作品的艺术逻辑能改变作家自己，托尔斯泰写作这两部作品的时候，都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程度不等地改变了自己的创作初衷。

《安娜·卡列尼娜》是《战争与和平》的延续

或许有人认为，从《战争与和平》到《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的创作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就是从史诗开始转向家庭，从写战争开始转向写爱情，从写四大家族转向写两个人的恋爱、私情，也就是一种收缩，一种转折，甚至是一种下降。这样把这两部作品做题材上、风格上的对立，其实是一种比较幼稚的方法。

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之前十年的作品，几乎全部在为《战争与和平》做某种准备，尽管有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很自然的延续。《战争与和平》体量非常大，他后来的作品某种意义上都是这部作品中某些分主题的延续。在《战争与和平》中，“和平”的生活占有很大一部分，这个“和平”就是贵族的生活，其实《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贵族生活这个分支的一种延续。此外，《战争与和平》不仅是一部史诗，也是一部关于贵族生活的小说。爱情也好，舞会也好，贵族之间的尔虞我诈也好，这些在《战争与和平》都很多。另一方面，《安娜·卡列尼娜》绝对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作家，他出名比托尔斯泰早，去世也比托尔斯泰早，托尔斯泰开始写作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名气已经非常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安娜·卡列尼娜》发表以后认为，这部小说首先是一部社会小说，而不是爱情小说。也就是说，对一部长篇小说的定性恐怕不能仅仅看它的情节和内容，也要看到它和那个时代的关系，也要看到和它之前和之后作品的关系。所以，《安娜·卡列尼娜》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在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小说中是一部承前启后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贵族生活的这一部分自然地延续到《安娜·卡列尼娜》，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始更多地掺入他本人对贵族阶级的审视、批判，正是这样一种对贵族阶层的反省促使他改变了对安娜的态度，从而对贵族阶级这一整体进行反省，最后过渡到《复活》里对整个阶级和制度的否定。这三部作品之间其实有着很强的逻辑联系。总之，《战争与和平》除了史诗之外也是家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除了是家庭小说以外也是社会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事实”

我们把《战争与和平》定性成英雄田园诗，所谓英雄田园诗一定是壮阔的，昂扬的，乐观主义的，历史乐观主义的；但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话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特别有名的一句话。其实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即便是列文和吉娣，托尔斯泰特别想把他俩写成特别幸福的一对人，但是看完这部作品后没有多少读者觉得他们的生活是高度理想化的。的确，《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每个人都“各有各的不幸”。从《战争与和平》昂扬的历史乐观主义颂歌，过渡到《安娜·卡列尼娜》中关于俄国贵族阶层的伤感再现，整体的调性是不一样的。

有俄国学者认为，1880年前后整个西方对俄国的看法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来自《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战争与和平》问世之后，西方人并不完全服气，觉得托尔斯泰不一定会写爱情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彻底征服了大多数西方作家，觉得即便写欧洲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当时的欧洲作家依然写不过俄国人，写不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自己办的杂志《作家日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事实》，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记叙了一次街头偶遇，说在涅瓦大街上突然遇到了作家冈察洛夫，这是一个非常慵懒的人，他写的《奥勃洛莫夫》前面几十页都在写主人公怎么起床，作家本人也有些像他的主人公，这个作家是个贵族，他很有钱，但一辈子都没结婚，因为觉得结婚太麻烦了。这样一个安静的贵族在街上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老远就涨红着脸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没有读过“那部小说”，这两个人心照不宣，“那部小说”指的就是《安娜·卡列尼娜》。激动不已的冈察洛夫手指着西边的天空说：“他们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的！”“他们”指的就是西欧的作家。这两位俄国大作家的心态是具有代表意义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俄国作家都在较一个劲儿，看他们什么时候能写得比欧洲作家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章中介绍了这次相遇之后，就写道：“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有了《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因为有了列夫·托尔斯泰，俄罗斯人就可以在欧洲的文学和文化中昂首挺胸了，欧洲人也应该开始觉得俄罗斯人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是个文学动物，是个文明的动物。从此，整个西方开始转变对俄国的看法。”

这个例子使我们感觉到，文学有时的确让人感到没什么用，不是高科技，创造不出多少产值，可是文学的用处有时大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你觉得你有多少钱，别人因此就一定会尊重你、高看你，事实上，别人可能恐惧你，但未必尊重你，而文学和艺术就能换来尊重。《安娜·卡列尼娜》在欧洲和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文/刘文飞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