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用绘画再现长征丰碑的艺术家中，沈尧伊是极为特殊的一位。他十余次重走长征路，在半个世纪的艺术求索中，用画笔描绘出一条以理想为经纬、以信念为底色的“红飘带”。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长征路——沈尧伊长征美术作品展”展出沈尧伊创作的油画及版画52幅（组）、连环画189幅，其中既有《遵义会议》等聚焦长征重要节点的经典之作，也有《地球的红飘带》等连环画作品选粹。

《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

《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

《大渡河船》2015年

《遵义会议》1997年

半个世纪画长征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然而视觉影像基本缺失。身为第二代长征题材代表性画家，沈尧伊倾数十年之努力，期待着为后人留下关于长征的视觉记忆，让人们感受“看得见的长征”。

走入国家博物馆展厅，仿佛步入了一段红军长征的时光隧道，沿着弧形展线一路走下去，沿途的巨幅油画作品为今天的观众讲述着那段艰苦卓绝岁月中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这是1943年生于上海的老艺术家沈尧伊先生半个世纪来倾尽心血创作的结晶，也是他向90年前的壮举致以的漫长敬意。

沈尧伊祖籍浙江镇海，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李桦工作室，一直从事连环画、版画、油画创作和美术教学。早在中央美术学院念书时，沈尧伊就悄悄保存了一张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创作长征题材的历史画，是他内心深处的一个理想，设想将来总有一天要好好画这个题材。

他说到做到。据沈尧伊回忆，他画长征题材始于1975年。那是连环画又红火起来的年代。他向前来约稿的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提议画《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得到同意后，他第一次踏上长征路，当时32岁。第一次沿途采风用了三个月，第二次去了一个多月，都是按照当年长征路线走的，相当于为日后创作《地球的红飘带》踩好了点。只要故事里提到的地点，沈尧伊一定会去实地考察，同时收集相关的资料。

1988-1993年，沈尧伊根据魏巍原著、王素改编的脚本绘制《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共计926幅。整套作品以湘江战役为叙事的起点，完整再现中央红军从湘江战役至改编为陕甘支队抵达甘南哈达铺的壮阔历程。

用画“六面体”的方式还原历史

接受绘制《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任务是1987年年底至1988年年初。当时的连环画市场虽然已经消沉，但连环画出版社时任社长是一位对长征抱有极大热情的出版人，他密切关注沈尧伊同类题材创作，在1988年春节期间，向沈尧伊发出了诚挚的邀请。

沈尧伊欣然接受。他决心做出一部精品，尽一切努力尊重史实，还原历史情境。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然而，红军长征几乎没有图像资料留存，更不用说纪录片了。

当时能找到的历史照片加起来只有15张，红二方面军8张、红二十五军7张。就这15张照片，成为绘制《地球的红飘带》最重要的图像依据。收集资料的工作巨大而艰难，好在沈尧伊早就有积累。比如南方人穿的棉袄很薄，袖子也很窄；北方的棉衣宽大、厚重，在视觉上必定呈现出不一样的味道。如果整齐划一，只会留下僵化的视觉感受，长征就无法鲜活起来。沈尧伊说：“历史是个立方体，你六个面都看了，就会感觉里面的内容很充实，它才是整体的。”

他决定实打实地塌下心去画，完全抛弃个人的主观概念与臆想。要了解长征就必须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用接地气的方式来做前期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比如他对西南几个省的建筑进行了拍照和速写，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乃至当地气候特征都一一了解，这样才有可能还原上世纪30年代的氛围与感觉。

除了大的氛围感，还需要掌握各种细节，比如部队的生活装束、军用的枪支弹药等等。当年很多老红军还在世，沈尧伊频频向他们询问当年的情形，了解红军在非战斗时间里的生活状况。

故事最终定格在红军指战员汇聚哈达铺开大会的场面。画家下了相当大的工夫，他根据资料设计了鼓楼、钟楼，暗示会议场地在关帝庙，其他则留白，以突出参会的人。当时的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参加会议的一共有90多人，其中70多个人都有名有姓。沈尧伊根据姓名查找到了这些人的资料，包括政工人员、机要人员、宣传人员，一个个都能对号入座，完成了这张特别有分量的作品。事后在展出时，当年的老红军对着画面一一指认，感慨万千。正是这些生动的细节塑造了长征主题绘画的整体视觉，也正是这些真实的面孔汇聚成了红军这支钢铁队伍。

“做底刮刻法”凝固历史

沈尧伊在绘制《地球的红飘带》之初，便认真思考过整套作品用什么样的画法来表现。白描无法承载长征的厚重感，他决定回归他的本行——版画。

当时的沈尧伊买不起好的卡纸，就买了一批工厂印废的包装盒，利用背面进行加工。先将买来的立德粉（一种建筑装饰常用的墙面增白粉剂，近似腻子粉石膏）按照一定比例勾兑胶和水，用小滚筒把立德粉滚压在卡纸上，晾干。一遍干了以后再刷一遍，一张纸总共刷三遍。一次可以做十几张纸，铺在地上彻底晾干，耗时一天。画画时用油画笔蘸着墨汁，先画出大体结构虚实，再用刀刮白。

这种在普通人看来跟黑白版画一样的画面实际上综合了木刻、石版和铜版的效果，强烈的素描感和版画效果使造型更加坚实、有力，强化了长征这一历史主题应有的厚重感，同时又比照片效果更强烈、更具艺术性，形成了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的独特风格。

这种被称为“做底刮刻画法”的作画方法并非沈尧伊独创，当时很多连环画家都在用，但没有像他如此大规模运用、如此丰富多变、如此极致。用这种方法进行大量真实历史人物的肖像创作，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指出不像。沈尧伊从一开始就给自己设定了非常苛刻的目标和极高的艺术标准。不仅是人物的刻画，还有大量长征途中的景象表现，也同样运用刮刻画法来实现。

为了说明这一点，展览起始部分特地布置了画家工作室的一角。一块长方形的高大面板上贴满大小不一的纸张，上面全是画家重走长征路途中的速写与写生，还搭配有搜集到的历史照片。

画家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极重视案头工作，是指画前资料汇集、勾勒习作和草图的工作。阅读照片是最重要的功课，没有数十幅具参考价值的照片、用磁铁固定在几个大屏风上将我包围，我是不敢画的。每次作画均是‘从零开始’，走完从生活到艺术的全部程序，即选择取舍—概括—形式—典型。在这个永无休止的循环中，努力去获得和历史对话的权利。”

精细刻画塑造人物个性

沈尧伊的刮刻画法不仅能够还原历史氛围，还能精细地塑造人物性格，展现具体场景中的情绪变化。整套连环画926幅图中，每一笔皆是。

他刻画的毛泽东形象最多，其中一个经典形象，是主席骑在马上的情景。这是遵义会议前，红军危在旦夕，毛泽东忧心忡忡，瘦削的脸上面色严峻、神情凝重。他身后右侧的棵棵树干，将长长的影子投射到行军的队伍之上，黑色的影子暗示前进路上危机四伏。

而当他跟战士们在一起时，又是轻松自如的神态，画家采用圆形构图，使读者立刻产生一种被温暖包围的感觉，仿佛也成为画中的战士，捧着烧开的热水，在热腾腾的蒸汽中，心也滚烫起来。这股暖流既来自客观物体，也来自画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神态。

画面一变，是战士们睡下之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促膝交谈。这时，左侧的油灯显得格外明亮，紧挨着毛泽东的周恩来身后漆黑一片，黑暗蔓延到他的脸上，不安与危机感袭上心头。利用油灯的光，画家有意突出了毛泽东的侧身姿态，一动不动，苦苦思考。行李上摊开的军用地图，正是让两个人费尽神思的地方。

另一场景，毛泽东与李德并肩走着，一土一洋，一场较量。两人身后的梯田，弯弯绕绕，但中国革命不允许再走弯路，中国人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面临分裂的危险。破庙里的见面，趾高气扬的张国焘，神色凝重的毛泽东，又是一番较量。张国焘争夺的是权力，毛泽东争取的是红军正确的前进路线。

金沙江上则是谈笑风生。画面左右各撑起一支船篙，全部斜向中央，正好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将红军领导核心有力地突出出来，特别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人喜笑颜开，又过了一关。最可爱的是河中的四匹战马，船少人多，只能自力更生了。这里采用“宽银幕”式的画幅，也为渡河的情景提供了舒朗的空间。

纵观926幅作品，沈尧伊擅长将宏大的历史场面描绘和特写镜头的精细刻画交错呈现，带给读者多变的视觉节奏感，有利于拓展讲述层次，对历史事件进行全方位的展示。

《遵义会议》长征画卷关键之作

若问926幅连环画作品中，哪一幅最重要、难度最高，也最能激发画家的创作欲望，无疑就是《遵义会议》。

在《地球的红飘带》取得成功后，1994年，沈尧伊应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之邀，历时3年完成了这件长5米、高1.84米的巨幅油画作品《遵义会议》。与连环画不同，这次只能用一个画面为历史性时刻定格。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崭新阶段。

遵义会议作为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却没能留下任何影像资料。谈及这件作品的创作初衷，沈尧伊说这是他的一个夙愿，就是要画一幅全体与会者20人聚集会场的场面，这是一种对半个世纪前重大历史事件视觉还原的极致追求。

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面貌，沈尧伊深入挖掘史料、多方查证史实，实地走访会议旧址，寻访老红军，向健在的会议亲历者求证，逐渐拼合起会议的完整情景。

画面中，20位与会者环绕长条桌，从右至左依次排布，他们或坐或立,于灯光明亮的会议室中，神态各异。但观众能迅速发现斜倚长桌而坐的毛泽东，虽然他并未被安排在画面中央，但他身后神色凝重、望向画外的周恩来起到了指示作用——他的军服是与会者中颜色最深的，一下子吸引来观看的目光。

沈尧伊在一次访谈中点明了这一构图的巧思：“毛泽东与周恩来是画面的中心，我把所有的强烈对比关系都集中于此：动态上一坐一站，色彩上一白一黑，神情上一个深邃一个坦荡，造型上一个开放一个严谨。在这种对比关系中，两个伟大的个性得到了强化。”

除了巧妙地安排群像的组合方式，沈尧伊还对自己的创作提出更高要求，力争接近与会人物的性格与气质。为此，他尽量搜集20个人的历史照片，从中揣摩每个人的着装、形象与表情特点。

其中，他有意识地给毛泽东设计了一个拿烟的动作：左手拿着香烟盒，右手捏住一根，正准备抽出来。这个动作包含着特定的情绪，有一种隐而不发的意味。

沈尧伊事后曾说：“我们做的是视觉艺术，每一个造型元素都很重要。我特意查了主席当时抽的烟是什么牌子，叫白金龙。” 除了这个关键细节外，屋内的门窗、桌椅、炭火盆，还有画着红色五角星的竹笠、皮带、文件夹、纸张、杯子等，所有的景物都力求还原真实历史场景，为此他赴遵义会议现场画了大量速写。

根据这些构思，沈尧伊先起草了《遵义会议》的草图，给当年参加过会议仍健在的中央领导审定。他认为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必须得到与会者的首肯，尊重史实。在得到充分认可后，他便放开手脚开始油画的绘制过程。

在色彩语言上，沈尧伊运用了“减色法”，为《遵义会议》奠定了画面基调，区别于欧洲古典群像画中常见的富丽堂皇的色彩组合。沈尧伊十分清楚，他的创作手法必须忠实还原遵义会议朴素真切的历史现场，这样才能营造出深沉凝重的历史氛围。观众隔着画中两扇大窗户，可依稀望到黑魆魆、湿漉漉的远山。这是贵州的冬季，浓重的雾霭弥漫在屋脊、栏杆和中西合璧的巨大柱头之间。虽然是室内人物群像画，画家却仍然重视室外景物的烘托作用。

这件作品当年一经发表便引起各方关注，媒体称它是历史上首次完整、真实展现了遵义会议情景的作品。《遵义会议》由此在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美术经典中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由于此件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作者后来又创作了两件。

沈尧伊曾说：“长征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现在的每一步都是‘长征’的一步。我画长征的这段历史，值得画一辈子。”

沈尧伊的油画与连环画艺术是一场以史家之严谨、诗人之激情构筑的视觉长征——让那些既平凡又非凡的身影定格于瞬间，于朴素静穆之中彰显崇高之美与时代回响。

文/王建南

编辑/ 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