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些欧洲专家将中欧经贸摩擦解释为一场“体制竞争”：欧洲企业面对的，不只是中国企业，而是一个受到所谓“大额补贴、低融资成本和中央政策”支撑的经济体系。按照这一逻辑，中欧企业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欧洲竞争力下滑，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和“依赖风险”。

这种说法迎合了当前欧洲对所谓“中国冲击2.0”的焦虑，却经不起一个简单的反问：如果欧洲竞争力下降的症结真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为何面对经济制度、市场规则与自身更为接近的美国，欧洲企业同样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贸易竞争需要公平规则，产业补贴也应受到规则约束。但对欧洲而言，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与中国展开竞争，而是掩耳盗铃地将自身多年积累的深层矛盾归咎于中国，把中国当作竞争力下滑的“替罪羊”，那些早已迫在眉睫的内部改革反而可能继续被拖延。

2022年3月24日，工作人员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整理美国国旗。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欧洲输掉的不只有对华竞争

欧方所谓“体制不公平”的论述，首先经不起美欧差距这一现实检验。

在欧洲的认知中，美国与欧洲实行相近的市场经济制度，产业体系和资本配置方式也与中国明显不同。然而，在云计算、全球互联网平台、先进芯片设计和人工智能等决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领域，欧洲同样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初公布的一组数据揭示了这种差距：美国成立不足50年的上市企业总市值约为42.9万亿美元，欧盟同类企业仅约5万亿美元。欧洲央行2026年的数据显示，美国风险投资基金总规模约为9300亿欧元，欧盟约为1500亿欧元。

美国擅长通过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把新兴技术迅速转化为大规模商业企业。中国则不断强化制造优势，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型，并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欧洲的问题在于，这两方面都存在明显短板。

人工智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2025年，美国推出59个具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模型，中国推出35个，欧洲则寥寥无几。美国吸引人工智能私人投资2859亿美元，欧洲仅为209亿美元。如此悬殊的差距，显然不能归咎于中国。

欧盟委员会自己也承认，欧洲创新企业面临的主要障碍包括投资不足、技术人才短缺和市场碎片化。

当欧洲一边追问与中国的竞争是否“公平”，一边迟迟没有打通内部市场、改善融资环境、降低企业扩张成本时，问题其实已经相当清楚：拖累欧洲企业成长的许多障碍来自欧洲内部。欧洲首先面临的不是所谓公平竞争的问题，而是制度能力的问题。

5月25日，在荷兰海牙，人们在海滩上休闲。新华社记者 邵海军 摄

欧洲需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几十年来，欧洲一直是“中国制造”的受益者。大量物美价优的中国商品降低了欧洲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也帮助欧洲企业控制了生产成本。

如今，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电池、可再生能源设备和机器人等领域迅速崛起，而这些也正是欧洲寄望重塑竞争力的关键产业。所谓“中国冲击2.0”的论调随之升温。

然而，进口中国产品解释不了欧洲为什么没有孕育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云计算企业和人工智能公司。美国同样进口了数十年的中国商品，却没有因此失去在这些领域的主导地位。

欧洲今天面对的困境，更大程度上是自身长期选择累积的结果。

二战结束以来，欧洲逐步建立起高福利、较强劳工保护和严格监管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有其价值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但维持这一模式需要持续的生产率增长作为支撑。一旦生产率长期停滞，福利、工资、投资和财政之间的平衡就会越来越难以维系。

欧洲的生产率“引擎”，早在第一辆中国电动汽车驶入欧洲市场之前就已经开始减速。经合组织《2026年生产率指标汇编》显示，欧盟每小时劳动生产率由2000年约相当于美国的90%，降至2024年的75%。

欧洲汽车工业的发展轨迹尤其值得反思。曾担任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政策顾问鲍韶山近期撰文指出，过去十年，欧洲汽车制造商更多通过分红和股票回购回报股东，对垂直整合、电池产能和生产自动化的再投资则相对不足。他援引的数据显示，欧洲汽车行业产能利用率十年间从约85%降至2026年的约53%。

一家企业如果长期削减面向未来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投入，却仍希望维持过去的市场地位，那么当竞争者追赶上来时，仅仅指责竞争“不公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能源是欧洲竞争力账本上的另一笔沉重成本。

国际能源署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欧盟能源密集型工业的电价仍超过美国两倍，比中国高近50%。

过去多年，欧洲部分经济体形成了对进口天然气的较高依赖，同时在核电等能源选项上主动收缩。德国退出核电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与此同时，欧洲在太阳能、电池等清洁技术供应链上的优势逐渐被中国赶超。这些脆弱性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就已存在，危机只是进一步放大了问题。

由此形成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欧洲推进绿色转型，需要价格具有竞争力的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与此同时，又越来越担心对这些产品形成依赖。

但审批规则如何制定、电网投资是否充足、能源结构如何设计，都是欧洲自己作出的选择。不是中国决定了欧洲的电价，而是欧洲过去多年的政策共同塑造了今天的能源成本。

如果这些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使减少从中国进口，欧洲企业也未必能够重新获得竞争力。

8月24日，在英格兰莱斯特郡，农场主威廉·奥利弗手持铁锹站在收割后的麦田上。新华社记者 张枫 摄

当“公平”成为借口

美欧经常把融资、能源、市场保护和产业支持政策列为中国企业的“体制优势”。然而，如果这些因素本身就足以证明竞争“不公平”，同样的尺子也应该用来审视欧美自身。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在2021至2027年预算周期内获得3870亿欧元资金，其中大部分用于农业直接支持和农村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欧盟委员会计划在2021年至2030年间提供总额约1.44万亿欧元的各类产业补贴。

在电信领域，欧盟“5G工具箱”明确允许成员国限制或排除被其认定为所谓“高风险”的供应商。欧盟提出的《工业加速器法案》通过“欧盟原产”要求，将本地含量与财政支持直接挂钩。

美国同样大规模运用产业政策扶持战略行业。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在2022至2031年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部分补贴附带本土或北美生产要求。美国对人工智能提供的产业补贴规模也远高于其他国家。

产业政策早已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各国都会根据自身发展目标，通过财政、金融、监管、政府采购和市场准入等手段影响产业发展。把一切有效的产业组织能力都贴上“不公平”的标签，显然无法解释现实中的国际竞争。

这些政策是否透明、非歧视，是否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更应该是讨论的重点。中国的立场是，世贸组织成员普遍追求公平、普惠、透明的补贴，大国应该在补贴合规上作出表率。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但应当在开放、公平、合规等世贸组织原则下合理使用。

同样，中国建立起更加完整的产业生态、更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也不能直接成为所谓“贸易不公平”的证据。产业集群、基础设施、市场规模、技术积累和企业投资形成协同，本身就是一国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旦承认这一点，问题便会如回旋镖般飞回欧洲自身：为什么拥有雄厚工业基础、成熟科研体系和庞大统一市场的欧洲，却没能把这些优势更有效地转化为新的产业竞争力？

2014年11月6日，在德国柏林，一名旅客从挂有德国铁路公司标志的站台上经过。新华社记者 张帆 摄

一个方便的“背锅侠”

所谓“中国冲击2.0”在政治上颇具吸引力，因为它为复杂的内部困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外部解释。欧洲内部的种种问题都可以被重新包装成一个关于“中国竞争”的故事，仿佛只要减少中国商品进入欧洲，欧洲的竞争力就能随之恢复。

但今天欧洲面对的，与其说是“中国冲击2.0”，更像是“欧洲竞争力危机1.0”。

包括欧盟委员会在内，欧洲不少机构其实早已认识到内部弱点。但近年来，越来越多政策资源被投入所谓对华“去风险”和贸易防御上。关税和保护措施或许能够为部分产业争取调整时间，却无法替欧洲打通内部市场、降低工业能源成本，也无法让资本市场和创新体系突然变得更有效率。

德国铁路或许是一个恰当的现实隐喻。

如今，德铁列车晚点已成常态。数据显示，2025年，只有60.1%的长途列车能够准点运行。德国国内总结原因时，反复提到基础设施老化、网络超负荷、施工瓶颈、投资不足和规划执行迟缓。

这些问题没有一项可以归因于中国。德铁折射出的，恰恰是欧洲竞争力困境中一个深层的问题：一个富裕、发达、技术基础雄厚的经济体，也可能因为长期投资不足、基础设施老化和执行效率下降而逐渐失去优势。

如果面对这些问题，欧洲选择把更多注意力转向外部竞争者，那么“中国”就会成为一个越来越方便的“背锅侠”。只是，甩掉责任并不能修好铁路，更无法修复欧洲的竞争力。

编辑/ 樊宏伟